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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次將是烈火》是美國作家、社會活動家詹姆斯·鮑德溫（James Arthur Baldwin）1963年的作品，出版后，鮑德溫名聲大噪，一度成為《時代周刊》封面人物。這本書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為他通過兩篇非常有力的散文回答了“美國黑人到底需要什么”的問題。

鮑德溫登上《時代》雜志封面（1963年5月）

時隔四十余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該書的中文版，希望幫助讀者進一步了解詹姆斯·鮑德溫的個人經歷，他對種族政治的批判，以及他同時作為黑人和同性戀者，需要表達的“雙重抵抗”的姿態。

《下一次將是烈火》作者：[美]詹姆斯·鮑德溫，譯者：吳琦，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年8月出版

在詹姆斯·鮑德溫已經去世三十年后的當下，為什么重新“發現”鮑德溫再次顯得重要？他能帶給我們今天的讀者哪些共振？哪些啟迪？

8月3日下午，“詹姆斯·鮑德溫的雙重抵抗：《下一次將是烈火》新書發布會”在單向空間舉行。翻譯家王家湘、本書譯者吳琦就這些問題進行了分享與對談。活動由單向空間、上海九久讀書人、人民文學出版社主辦。九久讀書人高級編輯索馬里擔任主持。

活動現場，左起：索馬里、王家湘、吳琦，供圖：活動主辦方

詹姆斯·鮑德溫個人意識的轉變

詹姆斯·鮑德溫童年坎坷，常常受到繼父的責罵。少年時期，他成為一名牧師，但在17歲后隨后放棄宗教信仰，前往紐約格林威治開始寫作生涯。他很早就意識到自己的同性戀傾向。1948年，飽受種族和性取向雙重歧視的詹姆斯·鮑德溫前往更為開放的法國。在那里，他寫作了大量小說，并在文壇嶄露頭角。1962年，鮑德溫決定再次回到美國，投身于反對種族政治、越南戰爭的民權運動當中。

王家湘認為理解詹姆斯·鮑德溫寫作的前提是了解他身為黑人的“群體潛意識里的恐懼”。在歷史上，美國白人對黑人長期實行種族壓迫政策。許多南方黑人只允許說英語，而不被允許學習書寫英文，這造成了黑人英語與白人英語有著很大不同；嚴禁種族通婚，更嚴重的是，黑人男子與白人女子如果發生關系，這名黑人男子就很有可能被處死。

作為一個黑人同性戀者，鮑德溫的性與愛被壓抑到了極點。這一方面是因為他的宗教背景，另一方面則是他同性戀者與黑人的身份帶來的雙重壓抑。而這也體現在他的小說《另一個國家》的創作中。

兩位嘉賓和主持人都認為，鮑德溫的散文和小說創作十分坦誠，他的個人意識的復雜性甚至是分裂性都在其作品中得到了體現。例如，他在1953年寫作《向蒼天呼吁》時，還是認為愛可以緩和（種族）沖突，而當他60年代從法國回到美國南方參加民權運動，又開始認為爭取白人的認同和“融合”是不行的，“暴力也不是不可能”。

索馬里補充介紹，鮑德溫去往法國之后，個人意識發生了微妙的變化，這是因為，由于他的美國公民身份，他相比由阿爾及利亞進入法國的黑人又更受人尊重，他重新開始思考自己與美國之間的關系。而吳琦則認為，“美國是他血液當中必須處理的東西，如果他不面對自己過去那些難以面對的東西，就很難成為他自己。”

在索馬里看來，1963年的《下一次將是烈火》和1968年的《告訴我火車開走了多久》是分別標志了鮑德溫的轉變的兩本著作。如果說早年的他更像一個“布道者”的話，他60年代的作品中，性與愛的位置則漸漸凸顯，不再完全被仇恨或者暴力占據。例如，在他1968年接受《時尚先生》（Esquire）雜志的采訪中，鮑德溫呼吁黑人“不要去仇恨白人，我們沒有時間仇恨白人。”他也表達過“白人并非一個事實，而是一個態度，是一個選擇，而美國黑人也并非一個事實，而是一個條件”。鮑德溫帶給人的獨特震撼在于，在云波詭譎的六十年代，他是少數如此來看待黑人解放的人。

詹姆斯·鮑德溫的寫作風格

《單讀》主編，同時作為本書譯者的吳琦說，他在翻譯這本書的時候，感受到了強烈的共振，這來自于鮑德溫的文字的魅力，和隨筆這種文體“交織了個人經歷、情感與現狀評論”。吳琦覺得，雖然當下中國的年輕人無法感受到黑人那種切膚的疼痛和不公，但是鮑德溫的寫作仍然回應“對世界心存改變愿望”的人，并且“毫不回避地給出了答案”。

王家湘提到，與為他撰寫悼文的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不同，詹姆斯·鮑德溫在語言使用上十分直接，這與英語大量使用修飾功能模糊的從句的寫作方式切割開來。

吳琦則補充道，除了“直來直去”這一特質外，詹姆斯·鮑德溫的寫作實際還呈現出更多面向。在他的小說中，詹姆斯·鮑德溫的語言簡潔有力；而在他《下一次將是烈火》一類的隨筆中，詹姆斯·鮑德溫的語言則充滿辯證色彩，習慣于在判斷句后自問自答，從正反兩方面回答問題，以表示自己考慮過判斷與行動的后果。吳琦認為，這種寫作風格不一定是好事，其來源很可能是在種族政治下，詹姆斯·鮑德溫長期受壓迫導致的謹慎思維，他總是在自我懷疑中試圖給出一個完全不能被反駁的解釋。

詹姆斯·鮑德溫自己的回答則可能揭示了他思想的關鍵——索馬里提到，在詹姆斯·鮑德溫生命后期接受的采訪中表示，他希望自己的寫作擁有藍調音樂的特質。從這一角度上來看，這恰恰與“雙重抵抗”相契合：他的寫作風格像黑人藍調音樂一樣具有黑人自己的獨創性，但另一方面又有著審慎的特質。

政治正確作為“錯誤的標記物”

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的非裔美國人民權運動到現在，半個世紀已經過去。如今，在形式和事實層面，非裔美國人的權利都已經得到較大改善。然而，包括非裔美國人的抗爭在內的民權運動，究竟給美國和這個世界留下了什么？在意識層面，“政治正確”一詞應運而生，并越來越呈現出隱微的貶義色彩，它包括一系列多指在言辭、行為、政策中避免對社會中的某些群體造成冒犯的意識。 如何看待“政治正確”？幾位嘉賓分別給出了自己的看法。

王家湘認為，任何“政治正確”都不能脫離歷史與時代。在特定的時代背景中的“政治正確”，諸如美國取締種族隔離學校、中國對少數民族的高考加分政策、在語言層面去除歧視性因素，都是為了合理才提出的。但同時，她也指出，政治正確在現在的美國已經“有些過頭”。這一方面造成了像“某部劇作中必須要有黑人”的現象；另一方面，也導致特朗普借美國中產階級對“政治正確”的厭惡成功上臺。

就“政治正確”問題，一位觀眾提到，在音樂圈、影視圈內，“政治正確”現象尤為突出，大家對此的認識也各不相同：有的人認為這只是一味迎合美國黑人的行為，有的人認為這影響了他們對于作品的欣賞，有的人認為這恰恰體現了美國所向往的、自由平等的精神。

索馬里認為，美國黑人運動在歷史上的確遇到了一些問題，但不能簡單粗暴地去觀察。她援引1968年《時尚先生》（Esquire）雜志對鮑德溫進行的采訪《詹姆斯·鮑德溫：如何冷卻它》（James Baldwin: How to Cool It）。采訪中提到，當時黑人運動群體內部已經被分為“snipers”（狙擊手，被認為是真正的革命者）、“bomber”（向白人建筑扔炸彈者，被認為摧毀了美國的政治象征和權力體系）、“looters”（搶砸櫥窗者，被認為是受到消費主義荼毒的小偷）三種。而鮑德溫認為，不能用這樣粗暴的方式去對一個根本不了解的群體分類。索馬里提到，密歇根大學曾因設置黑人入學比率的行為而被白人起訴，但是最后大學勝訴并繼續按照配額制招收有色人種學生。她指出，實際上這并不是密歇根大學講求“政治正確”的結果，而是在美國憲法體制內部經過充分辯論、也是一個充分斗爭的結果。

吳琦指出，政治正確常常是此前的社會運動或者正在醞釀的社會運動，在話語層面的遺留或者表征。換言之，“政治正確”本身更像是錯誤的標記物，提醒人們，還有哪些應該被改變的未被改變，本質上它的存在意味著問題本身沒有徹底被解決。

“政治正確實在是一個太虛無縹緲的東西。”吳琦說，“人們之所以需要政治正確，恰恰是因為人們不愿意面對現實生活中的那些矛盾，而又想爭得利益，同時維護自己的冠冕堂皇。”他繼續強調，“我們應該意識到政治正確的這種臨時性，并在它的基礎上開啟更深刻更本質的反思和行動。而這也就意味著需要鮑德溫那種力度的追問，不僅追問他人，也追問自己，追問事情到底是哪里不對。否則，很可能一切就都只停留在動動嘴皮子的層面。”

在吳琦看來，鮑德溫對于美國民權運動有著獨特的價值，因為他讓身處漩渦當中的黑人和白人都意識到，在“政治正確”的名義下行錯誤之事、并把皮球踢給對方是有嚴重后果的。鮑德溫讓人們真正去改變自己的內心，讓人愿意在日常生活中讓渡或是規范自己的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