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評獎過程篇

徐貴祥：

我是第六屆茅獎得主。這次是我第一次當茅獎評委，非常受教育。可以說上了近二十天的課。先后有6輪討論，每一輪討論，都要發表自己的見解。要就自己提名推薦的作品進行闡述：這部作品寫了什么，怎么寫的，寫得怎么樣，這部作品在社會上會產生哪些積極影響，有沒有負面影響等等。投票在嚴肅討論后進行。所有評委代表個人投票。

62位評委精選再精選，要把那些思想健康、有正能量、藝術上有創新的作品挑選出來。老話說，文無第一，對于作品優劣的評判見仁見智，但堅持思想性和藝術性的完美統一是不變的標準。希望通過嚴謹的評審給社會和廣大讀者推薦優秀的、可靠的文學作品。

劉大先：

評委年齡不同，籍貫、職業、教育經歷等也不盡相同，構成了參差多樣的生態，所以在相互交流時會產生非常有趣的碰撞。差異有時候是思想觀念上的，有時候是審美趣味上的，哪怕面對同一部作品，也很可能有截然不同的看法。不一樣的觀點往往打開了別樣的通道，敞開了另一扇可能性的大門，讓人不至于陷入到某種褊狹的見解之中。這同開學術研討會宣讀論文不一樣，這是數十個一線作家和批評家集中地、直接地把作品掰開揉碎、反復討論，大家都有著豐富的寫作和閱讀經驗，任何一部作品有什么好處和缺陷，基本上都無所遁形。

魯敏：

我是以一個作家的身份，第一次參加茅獎評選，還有幾位評委比如邵麗、金仁順等，也都是以作家的身份參與評獎，我們的一個共同的感受就是，評委們對作品的文本細讀特別令人感動。可以看出大家都做了特別充分的準備，我們在討論進前80的作品的時候，有的評委，比如山東的李掖平老師，她的很多評語和感想都是密密麻麻一大篇，像她這樣的評委還有很多。這讓我們寫作者感受到，每一部作品在評獎過程中都會得到公正、仔細、嚴謹的對待。不管是推選一部作品還是篩落一部作品，是80進40還是30進20，大家都輪流討論每一部作品，有時候擔心討論得不夠充分，我們還會增加會議的次數進行更充分的展開。作為一個寫作者，我十分感動，原來評委是秉持著這樣專業、嚴謹和細微的態度，去尊重我們每一位寫作者的創作。

總體印象篇

陳曉明:

這屆申報的作品中有寫現實的，有寫歷史的，寫地方的，寫工業的，寫農村的，寫高校的，寫文化人的，寫農民的，語言風格也呈現出各種不同的姿態，多樣性非常鮮明——多元才會有個性，個性化中才會出現多樣化。這是突出的一點。

另外一點是作家深耕地域文化，很多作品按照地域性的特點來書寫。這屆茅獎也延續了對中國文學的傳承，整體上具有歷史感的作品比較受重視，它容易寫得厚重；寫當下的相對少一點，越是當下的生活，寫起來難度越大。但是，作家還是要有勇氣有能力來表現豐富復雜的現實，這仍舊是擺在中國文學面前的巨大挑戰。

獲獎作家年齡跨度非常大，這是過去所沒有的，像徐懷中，都九十歲了，還有作品創作出來；而“60后”、“70后”已經是中堅力量。

20世紀的中國文學，有大半個世紀是“青春寫作”。郭沫若、曹禺、巴金、茅盾成名時都是二三十歲。文學發展到八十年代，他們已經是四五十歲或者五六十歲，另一批新生作家都是二十多歲，很快成為主角。直到90年代，我們才有中年、老年的作家和寫作風格出現，他們身上體現了漢語言文學百年的經驗、生活的積累，他們對人生、人世和歷史的看法非常不一樣。陳忠實寫《白鹿原》時已經50歲，現在很多作家都是五六十歲出大作品。這次入圍作家各個年齡段的都有——可見文學創作隊伍整齊、壯大。作家具備不同的生活方位、不同的記憶、不同的個性，創作出來的作品自然有不同的表現。每個年齡層都有很壯實的隊伍，可以看到，作家們的創作都非常認真努力，都在尋求個人突破的道路。

現在文學的起點很高，所以尋求突破也不是那么容易。不少作家下很大功夫搞創作，甚至多年創作一部作品，這種精神我覺得是非常可貴的。有些作家創作歷史題材下了很大功夫，做了很多案頭工作，也經歷了多年積累；有些作品對自己的家族史做了非常細致的把握。由此說明，作家創作作品時不只憑才氣，還要憑下的功夫、體驗以及材料的收集。中國作家的寫作越來越傾向于案頭功夫，我覺得這是對的。文學為當代中國提供了一個非常有活力的領域，我覺得這是值得肯定的。

魯敏：

當10部提名作品出來以后，大家就能感覺到，這些作品特別有代表性。這里面有大陸地區以外的香港作家，有年輕一代的70后作家，體現出一種參差的代際分布和不同風格的地域分布。最終的五部獲獎作品，我覺得不管是從文化背景、文學特質，還是作家自己的成長路徑來看，區別都是比較明顯的。可以說，這五部獲獎作品是對中國文學的多元化、多面向、廣闊地域的不同路徑的一個比較典型的呈現。

梁曉聲老師是一位民間知名度特別高的作家，比如我媽媽，10部提名作品一出來，她就說很喜歡梁曉聲當年的《今夜有暴風雪》，沒想到他還在寫東西。這部《人世間》正是代表了老一輩作家一直到今天還在寫作的狀態。梁曉聲是哈爾濱人，《人世間》寫的是一個北國城市的幾代人具有平民色彩的奮斗史，他在看似平淡之中書寫幾代人的命運，書寫這種相互溫暖的人間百態。寫平凡人的故事特別難，但梁曉聲寫成了一部大書。

李洱來自中原河南，但是他又突破了中原的地域特色，他秉持著一直以來對知識分子的觀察和思考，展示了一個以知識分子為主體的廣闊群體，體現了河南作家雖然背靠中原但在視野上的廣闊性，是中原寫作的杰出代表。

徐則臣則用《北上》超越了我們對“70后”寫作的印象。他用圓熟的藝術手法將一個重大主題實現了舉重若輕的書寫，在百年的故事軸線中交匯著大運河遼闊的流域和深遠的歷史，突破了時間和地域的限制，結構小說的能力給人特別深刻的印象。

談到《主角》，就想到秦腔。其實秦腔一直是文學書寫的一個重要劇種，比如賈平凹的《秦腔》。陳彥這么多年來一直在戲曲行當從業，他有非常扎實的戲劇舞臺經驗，很多細節描寫惟妙惟肖，他不僅寫出了有關秦腔的戲劇舞臺的人生，其實還寫了一個更大的舞臺——社會舞臺。

90歲的徐懷中老師的《牽風記》將茅獎推上了一個新高度。《牽風記》這個作品是單卷本，篇幅并不是特別長，但是這本書讓我感受到了老作家青春澎湃的活力，它的整個書寫充滿元氣，尤其是主人公汪可逾，她身上甚至有當代女性的那種獨立的、卓爾不群的氣質。

不管是梁曉聲還是徐懷中，都讓作為寫作者的我有了一種參照和自信。以前大家都說中國作家的寫作壽命不太長，但是我覺得從王蒙到徐懷中，包括梁曉聲，他們用這種持久的耐力、飽含著豐沛生命力的寫作給我們樹立了很好的榜樣，這讓我很感動。作為一位軍旅作家，他把軍旅文學推升到了新的高度。

徐貴祥：

這次申報的234部長篇小說，從地域上看，東西南北都有；從題材上看，各個領域都有；從風格上看，別具一格，呈現多樣化。總體來說， 各有所長，但在追求新穎、與時俱進的大方向是一致的。質量總體向上向好，但是要說今天的小說創作進入到某種高度，能夠超越已有的成果，也不見得。

評出來的五部作品，總體看，各有千秋，都有大氣象。《人世間》和《北上》，大處著眼，小處下手，還都寫出了苦難人間的溫暖，寫得很扎實。《應物兄》攜帶豐富的學養，知識面寬，在小說結構方面也有新的探索。《主角》文筆老到，故事講得細膩，讓人聯想到《平凡的世界》。我們軍旅老作家徐懷中的《牽風記》，時隔半個世紀后重新撿起來寫，作為一個戰爭親歷者，他同多數軍旅作家的創作風格不同，甚至可以說，他是我們中間最年長的，但作品是我們中間最年輕的。

馬步升：

這幾年的長篇小說總體上處于一種繁榮狀態。這種繁榮一是體現在數量上，據統計，每年出版的紙質長篇小說有上萬部，這么大的量肯定會良莠不齊，但從另一方面來說，在數量的基礎上，我們才有選擇余地，才能選出更好的作品。繁榮的第二個體現是在質量上，這幾年長篇小說的質量有很明顯的進步。但選擇余地大，意味著選擇難度也大。此次茅獎從提名的十部作品到最終獲獎的五部作品，評委都經過反復比較，每一部作品都經歷過小組、大組乃至全體的反復討論，最終的評獎結果也是全體評委的鄭重選擇。

楊慶祥：

無論從數量還是質量上衡量，本屆參評作品相對以往幾屆有所提高，但是如果說它提高到了什么程度，不好貿然下結論。相對于長篇小說這個文體的發展歷程來看，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并不算足夠長的觀察時間，短時間內作判斷是看不準的。考察文學的發展，尤其具體到茅盾文學獎的發展，“經典化”的意義非常重要，而經典化確實需要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段內考察。目前我們比較能確認的是一些量化的判斷，比如說相較四年前，有更多作家在寫作，出現了更多的獎項鼓勵寫作，作品數量比以前更多……做出這些有數據支持的結論是可以的，但是如果從審美的或者更綜合的角度審視長篇小說創作的變化，僅僅通過四年時間的觀察來斷言整體印象為時尚早。

這四年中的一個重要發現是：長篇小說在我們的歷史語境中一直跟社會進程密切相關。從這屆茅盾文學獎的入圍及最終獲獎作品中可以看到，文學創作在回應一些重大的現實問題：比如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也是改革開放的重要節點。社會發展進程中，國人身上出現的精神性的東西、生活的變化以及中國世界地位的改變，都能在作品中找到對應和投射。比如說梁曉聲的《人世間》主要寫知青這一代人；李洱的《應物兄》寫的是當下的知識分子；再比如提名作品葛亮的《北鳶》寫的是民國以來的歷史；另一部提名作品葉舟的《敦煌本紀》寫的是敦煌——屬于中國的一個文化符號，觀照它在歷史流變中的價值。這些優秀作品不僅回應了當下的現實問題，而且回應了重大的精神問題，這是長篇小說創作非常重要的價值。

從題材上看，現實題材在五部獲獎作品中占了重要比重。在現實題材之下，還有細分：徐懷中的《牽風記》是戰爭題材，徐則臣的《北上》蘊含了歷史題材……這體現出長篇創作題材上的廣泛性。縱觀獲獎作品，突出的特點是底蘊都比較厚重，格局都非常開闊，不拘泥于表現一時一地一人，而是在展示社會、歷史、族群的變遷史。這既是茅盾文學獎的評獎要求，也體現了對茅盾先生寫作精神的繼承。除“回應社會現實”，具備“大格局”以外，茅盾文學獎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評判標準，那就是作品“是否對長篇小說這樣一個文體作出了開拓性的貢獻”。茅盾文學獎是一個重要的文學獎項，因此對文學性的考察是重中之重，“作家和作品身上體現了哪些新變，以及創作為文體提供了哪些新的質數”恰恰集中體現了對長篇小說這樣一個傳統的小說門類的文學性觀照。

在本屆茅盾文學獎評選過程中，出現了一些帶有探索性的作品，這些作品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比如李洱的《應物兄》，我認為這是一部特別重要的社會小說，李洱的寫作開創了一種新的社會小說寫作的范式；再比如葛亮的《北鳶》，我覺得它是把中國傳統小說古典韻味化用得最好的一部作品，是對現代長篇小說的一個突破；包括葉舟的《敦煌本紀》，一般長篇小說都是敘事性比較強，因為葉舟本身是詩人，所以他的長篇小說帶有很強的主體性和個人意志力，這也是非常獨特的。

張莉：

聽到宣布徐懷中、梁曉聲、陳彥、李洱、徐則臣五位作家獲得第十屆茅盾文學獎的那一刻，的確非常高興。第一次實現了中國作家的“四代同堂”，當然，也是當代文學創作現狀的真實寫照。五部長篇《應物兄》《牽風記》《人世間》《北上》《主角》的美學追求各不相同，體現了當代長篇小說的不同創作風格與審美取向。

評獎標準篇

徐貴祥：

前面九屆已經獲得茅獎的作品里面，有些逐漸成為被廣泛接受的經典，有些確實銷聲匿跡了。我這樣看，平均起來，假如每一屆有一兩部作品能留存下來，十屆下來，就有十幾、二十幾部作品成為經典，成為中國人文學閱讀的首選，能夠為讀者提供正能量，那就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茅獎的使命不僅是獎掖作家，更重要的是為社會提供好的文學作品，引領經典閱讀。我個人在評獎過程中一直堅持的標準是：大格局，具有史詩品質；正能量，不攜帶錯誤的價值觀；氣象新，有新的思想含量和藝術追求；留得住，奔著經典去。

陳曉明：

茅盾文學獎一直比較強調創作的厚重。怎么寫出厚重的作品，對作家是非常嚴峻的挑戰。作家既要保持高度的文化自覺，又要保持現實關懷；對現實既肯定，又要有一種批判的眼光。魯迅先生說過，作家對現實的態度考驗水準，考驗胸襟，考驗能力。這次我們注意到，雖然描寫現實還有相當的難度，但是作家們還是做了有益的探索。茅獎起到的一個召喚作用是作家一定要下苦功、下氣力，傾注全心去創作作品。另外，茅獎一定是思想性和藝術性高度統一的，茅獎評出的一定是有個性的作品，是有大關懷的作品，是關懷歷史、關懷現實、關懷人類命運的。

藝術標準則很難具體化，因為藝術是復雜的，內涵是豐富的。比如說不盡的莎士比亞、《紅樓夢》，你很難用一種標準去框定它。標準受到歷史和現實的制約，是人為的產物，而我們的作品在思想性和藝術性上表現很多樣，它不能簡單化評判。所以要說標準，它是很高的標準，需要通過我們對文學作品的整體感受來把握。一部文學作品是不能通過只言片語來判定的，藝術作品是一個整體。

劉大先：

茅盾文學獎是當代文學經典化的一個組成過程，由獲獎作品所形成的序列很多已經成為當代文學史上某個階段的典范，并逐漸形成了一種深沉、厚重、史詩性為主導性美學追求的特征，它反過來也會影響到作家們的寫作，包括手法與觀念。可能出現的情形是，某個成功作品得獎有可能會引發跟風之作，它的敘事模式、結構方式乃至語言風格在一定時期內會出現模仿者，但文學藝術是創造性活動，所以一旦能夠突破既有作品的窠臼，那就會脫穎而出。

突出感受篇

張莉：

特別想說的是，徐則臣作為第一位獲得茅盾文學獎的“70后”作家，其獲獎具有標志性意義。《北上》受到的嘉許充分證明青年一代已經成為中國文學的中堅力量。這一場景讓人想到茅盾文學獎的歷史，想到當年阿來《塵埃落定》的獲獎，那一年，阿來也只有41歲。

討論10部提名作品時，評委們也都深切感受到了《北鳶》所帶來的藝術沖擊力，作為第一位入圍茅盾文學獎十強的香港作家，青年作家葛亮和《北鳶》的美學追求因古典雅致而受到諸多評委認可。事實上，無論是在會議討論還是在一輪輪的實際投票中，除徐則臣的《北上》、葛亮的《北鳶》外，付秀瑩的《陌上》、李宏偉的《國王與抒情詩》、石一楓的《借命而生》也都得到了評委的普遍贊揚。青年作家們的長篇不僅飽含豐沛的生命能量以及對現實與歷史的深度思考，同時也有著對新的長篇小說創作可能性的有力探索。與四年前相比，青年一代的長篇創作有了飛躍式上升，新一代作家已然成為中國長篇小說創作領域重要而不可忽略的力量。

楊慶祥：

因為年齡的原因，我個人比較關注青年作家的寫作，徐則臣、葛亮都是跟我年齡比較接近的“70后”作家。我自己對青年作家充滿了信心，無論是他們的格局、視野、修養，還是他們作品中體現出的“世界性”都是非常讓人期待的。

對于青年作家來說，我認為還有一點非常重要：雖然一個獎評出來了，但是這個獎不是創作的唯一標準。茅盾文學獎的評選結果只代表茅盾文學獎的評判標準，所有獎項都是如此。對于青年作家而言，評獎只提供了一個參照體，創作不應僅僅看重一個獎，而是要按照自己的想法和選定的文學審美趣味，堅持寫下去。

劉大先：

“70后”“80后”中年紀最大的已經49歲，最小的也30歲了，積累了一定的直接與間接經驗，同時又年富力強，他們應該也正在成為中國文學的中堅。就我目力所及，除了徐則臣、葛亮，像付秀瑩、弋舟、喬葉、路內、魯敏、石一楓、李宏偉、任曉雯、張悅然、笛安、林森等也都有比較成功的長篇作品。這些青年作家普遍都受過完整的高等教育，有著豐富駁雜的閱讀經歷，所以往往長篇一出手，從技巧語言上來說都比較成熟，但在內在的激情或者生活閱歷上也許要稍遜于前輩作家。當然這只是我的直觀總體印象和感受，其實作家代際之間的差異，可以從主題、題材、思想、感覺方式、美學風格等多方面進行細致比較，還要考察同代之間的個體差異性，無法一言以蔽之。

陳曉明：

從入圍作品看，“70后”作家非常可喜的一點是強調藝術性，在藝術或者小說的技術上，他們都掌握得很好。文學雖然是才情的體現，但是也得有技術，他們注重思想、關懷、藝術，同時也注重技術，他們的技術處理已經相當成熟，這很值得欣慰。他們與前輩相比，更強調小說的藝術性，且特點比較鮮明，比如時空的處理，比如反映人的關系的變化。

徐貴祥：

青年作家的作品尤其受到關注。評選到最后階段，青年作家的作品仍然占了很大比例。譬如葛亮的《北鳶》寫得從容不迫，故事好看，筆法也老到。再比如《敦煌本紀》的作者葉舟，相對也算年輕，這部作品厚重、大氣，有豐厚的文化含量。作者似乎一直在寫敦煌，專注做好一件事也是值得我們推崇的。青年作家的作品進入提名，受到關注，對于文學事業發展和他們個人的創作都是有深遠意義的。

馬步升：

青年作家的長篇小說創作，與上一代作家相比，在寫作風格和藝術追求上有明顯區別。其中更重要的區別就是他們更注重文體的創新，也就是對長篇小說形式上的創新；他們的作品更趨于精致化——結構上的精致、語言上的精致以及細節的精致。比如提名的10位作家中，徐則臣、葛亮的作品都涉及到廣闊的社會層面和歷史縱深度，但他們的寫法不是史詩性的寫法，而是較多截取歷史上的斷片，以此來展現歷史的廣闊和縱深。

（中國作家網集體采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