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林菁：《坐著坐著天就黑了》是您第四部深圳題材小說集，如果從2011 年開始寫這一系列小說算起，正好八年，八年出版四部集子，速度夠快。

鄧一光：問題在哪兒？

林菁：速度。收在其中的《香蜜湖漏了》榮登2018 年度“城市文學”排行榜短篇小說榜首，小說在《花城》雜志首發時，內容簡介里有一個詞讓我過目難忘：“速度感”。這些年城市化進程的發展速度大家有目共睹，您身在其中，對“速度”有什么切身感觸？

鄧一光：我個人更多的感受在于人身上發生的“速度”。本世紀前，人們的生活變化和生命體驗基本是年代感，無論物質擁有還是內心軌跡都是有限的，大體能夠觀察到較為完整的生成，人們能夠通過寫作記錄下文明進程如何作用于人的成長塑造，甚至可以清晰地捕捉到個中細膩的細節變化。本世紀，文明進程突然提速，尤其第二個十年，城市化進程和意識形態沖突加劇，量子力學顛覆了傳統文明的基礎構成，觀念更迭非常快，人們在一個快速通過的時代根本無法形成個性，基本只能被動接受格式化過程，個體生命的差異越來越小，對生活的陌生化程度越來越高，矢量失衡現象非常普遍，世界的客觀和個體的主觀都在形成碎片化，農業時代和工業時代形成對人的判斷方式和標準在這個時代失效了，人們從那個時代學到的觀察世界的方法不管用了，從容駕馭長篇書寫的可能性正在失去。

林菁：是否可以理解為，您質疑現代化“速度”？

鄧一光：小說家有責任為讀者持續提供新的經驗類型，然后闡釋它們。格式化并非新經驗，現實主義已經為人們提供了大量工業時代格式化人格的優秀文本，直到今天，它們還在影響人們對文學的想象，但那不是我的時代，我需要新的經驗來源。

林菁：您說《香密湖漏了》源于“和一些作家在香蜜湖吃飯，他們的移民經歷比我早，飯局上交流時全是曾經的歷史，我心里一動，說要寫這頓飯局，第二天就寫了。”這聽起來不可思議，仿佛那頓飯是一個導火線，引爆了您藏匿已久的故事？

鄧一光：我以為能從更早一些進入這座城市的人們那兒了解城市真實的過去，這個想法可能難以實現。人們關心今天發生了什么，未來會發生什么，很少談論過去的事情，即使談，也缺乏歷史觀考量。對大多數人來說，過去的經歷消失掉了，他們根本不愿意去回憶，好像有某種奇怪的羞恥感，那是什么，我不知道。具有羞恥感的還有城市，它一直在強調正確性、歷史機遇什么的，在類型講述上把自己的過去抽象化，很多真實的歷史經過篩選快速屏蔽掉，城市在自己的表述中是斷裂的、二維的，而且你很少見到這座城市的知識分子反思。在一座幾乎由移民構成的城市，你看到的是一個個“全新”的人，他們沒有來處記憶，沒有成長記憶，有的只是改革開放這樣一個共同的制式化生存和發展模型，這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我當然不相信這個，我想找出那些記憶。故事中人物的記憶是彌足珍貴的，我想講一個前世今生的故事，它必須具有歷史感，是一個縱深的故事。

林菁：您在《香蜜湖漏了》創作談中提到：“一座湖泊漏了，只是萬千自然規律中的一種，根本不構成問題，湖會在別的地方出現，你在幾十萬年后見到的它，與幾十萬年之前的它沒有什么實質區別。正如湖是一種自然現象，人的生命被投入社會后，就成為歷史現象，但人類歷史與自然歷史不同，它的代償能力可遠沒有自然界那樣值得信任，這就是我在寫下這個小小的故事時感覺到的深深不安。”能具體談談您的不安嗎？

鄧一光：自然的起源和規律不由人類決定，人類還沒有達到自然已有的那種均衡和從容，它只能屬于而不能成為主宰。地球人不過是自然的一個偶然產物，這個種群也可能是其他生命。文學為什么總在從頭開始認識這個世界，以確認自己的觀察和判斷？不是未知世界讓人困惑，那個結果人類早就接受了，而且以此為動力，樂此不疲地把它們當作神秘世界來挑戰。新的文明桂冠，是我們把自己遺失掉了，不知道自己是誰了，我們開始創造神圣化的“我們”，進入一個種屬異化時代，很難說這不是一種生物規律，就像基因突變，在更大的范圍內，它也是一種規律。

林菁：《風很大》里有一句：“她希望有力而深刻地生活，在日后宣稱自己真實地生活過，但不曾做到……”這句話估計能觸痛當下許多人，不單只是《光明定律》《我現在可以帶你走了》里的“精英”主人公，像《金色摩羯》里的倪小萱們，《你可以做無數道小菜，也可以只做一道大菜》里的簡小恬們，大家都在自己的軌道上努力“掙扎”。您覺得，什么樣的人才能在日后宣稱自己真實地生活過？

鄧一光：我是一個生命經驗匱乏的人，說不好現實世界中人與生活的關系，個體生命要求的答案會完全不同，我不能給出一個規約式的答案，這個恐怕會是個無解的話題。我個人不多的經驗，身心合一的生活就是真實的生活，這樣的生活你不會懷疑它，它就是你要的，它的真實性會被你以生命的方式確認和信奉。

林菁：您的哪篇小說里出現過這樣的人？

鄧一光：故事通常不會去寫完成了的人物，而會寫改變著的人物，至少這個人物是困惑著的，在解決著困惑的，所以，故事中的人注定了永遠都不可能完成。

林菁：《我現在可以帶你走了》開放式的結尾有些許“詭異”，類似的還有上一部小說集中《深圳藍》里的《停下來是件不容易的事》和《一步之遙》。這可以看做您對宇宙未知領域所持的敬畏之心嗎？

鄧一光：從終極角度講，沒有人知道他來自哪兒，他屬于哪兒，他究竟是誰，這個人類宿命引發了人們綿延不斷的生命追問，也產生了生命過程中最大的困惑，認真想想，這種情況并不詭異。

林菁：您是指無窮盡的宇宙規律？

鄧一光：我們對宇宙的了解只是極少一部分，超過三維的理解就談不上了，就好比我們在問文學是什么，其實作為想象力方式的一種，文學從來沒有被窮盡過，至今我們讀到的故事基本都停留在動物立場的叢林法則和人性立場的人文主義上，沒有超越可憐的時間思考邊界，科幻文學試圖突破三維空間，進入時間世界，但它仍然徘徊在趣味性上，我們需要的那只折疊黑洞并沒有出現。就算人類進入四維世界，那也只是高維世界的陰影邊際，在邊際之外，可能有一個悲天憫人的世界，是超越我們現在理解和認知范疇的真實存在，甚至于那也不是止境。更多時候，我們不能依賴科學寫作，科學解決不了人的所有問題。

林菁：您對星座有研究？當初為什么選取“摩羯座”這個點來串起《金色摩羯》整個故事？

鄧一光：我對星座沒有研究。寫這篇小說那天，霍金去世，他是摩羯座中特別另類的生命。《金色摩羯》的主人公有著摩羯座典型的小野心，特別適合初闖大都市的年輕人的某些意志，這是一個巧合，在故事里，也不過是一種象征。另一個巧合是，那一天還是愛因斯坦的誕辰日。但我不相信巧合，不相信那天發生在我生活中完全不相干的一對糾纏，我只是解釋不了到底發生了什么，只能通過一次寫作來解決我個人的一點困惑，所以在小說結尾，我寫下了一句話，“一個永遠也沒有停止生長的金色摩羯座孩子，他像一顆訇然隕落的流星，穿過陰云密布的盧伽雷氏癥天際，墜入溫暖的黑洞之中。”

林菁：《金色摩羯》里嵇慕兒說，“找個說客家話的原住民比登天還難”，而您又專門為客家原住民寫成了《寶安民謠》，《寶安民謠》里寫到“廠妹”，而《你可以做無數道小菜，也可以只做一道大菜》里，廠妹又成為書寫對象，有點像文本里嵌置的超鏈接，這種處理很妙，是否有意為之？

鄧一光：我沒有為原住民寫小說的初衷。我離他們非常遙遠。我是為我自己寫下那個故事。今天這座城市的人文生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改變，客家人和客家文化已經成為歷史，屬于文明堆積層內容了。我試圖去尋找這段歷史，并不在乎它將串連起哪些人，那不是我能決定的。我請史志專家黃玲老師為我開過書單，甚至在主編“深圳短小說八大家”叢書的時候固執地把客家人謝宏納入作者名單中，因此遭到質疑，我的回答是，一套以深圳命名的文叢，竟然沒有本土作家的文字，這是最大的文本可疑。必須說，了解客家歷史和文化基本只能在史料中完成，活著的文化已經稀釋到難以捕捉，幾乎是做不到的事情。用你的“鏈接”理論來說，我找到了無數模塊，甚至建立起一些網頁，卻因為缺少關鍵的參數無法傳遞指令，這讓人沮喪。

林菁：您在這座城市里有具體的客家人朋友嗎？

鄧一光：有幾位。我想告訴你他們當中三位的名字，他們是梁佛金、麥菲和洪志芳。每次提到他們，我總會想起西雅圖酋長那句著名的話：如果我們放棄這片土地，把它轉讓給你們，你們一定要記住，這片土地是神圣的。你要知道，這種感覺非常不好，你生活在一個地方，卻不知道它的歷史和文化，感覺就像缺氧。

林菁：這部集子里的好幾篇小說中，您讓主人公用客家方言說話，還有貴州方言，幾篇小說都是在《人民文學》和《中國作家》這些北方刊物發表的，北方人完全不懂客家話，似乎您并不在意讀者是否理解？

鄧一光：語言和人類活動交織在一起，它干脆就貫穿于人類所有的活動中，哪怕具體的人死了，語言還活著，具體的語言死了，抽象的語言還活著。有時候，語言比人物更重要，你可以在故事中置換人物，但語言你換不掉。比如你提到的《寶安民謠》，凌家在安史之亂后從中原遷至嶺南，經歷過高宗南渡、滿清入主中原和太平天國，多少代祖先不在了，凌家人也都移居海外生活，但凌九發還守著祖宅，那是他的家族精神、他的語言。在表達人的生存情境時，文學必須承認包括語言在內的人類活動的有限性和歷史性，維根斯坦認為人類“懂得”的有限性不是作為一種缺陷，而是作為認識的必要條件而存在，這對北方人同樣管用。

林菁：您的小說里有不容抹殺的幽默感，它們是您信手拈來的，還是在事后回頭添加的佐料，用以稍稍化解精神追問過程中所產生的困惑壓抑呢？

鄧一光：幽默從來不是輕松的，它是故事中最沉重的那一部分嘆息。幽默是一種生命立場和生活態度，當它被作為一種工具的時候，比如當作添加劑的時候，它的精神就消失了，徒勞為方法論。海德格爾認為藝術作品不消耗材料，而是使材料本身的色彩和力量凸顯出來，它關心的不是有用，而是讓存在者顯現自身。我覺得你把藝術作品和材料顛倒過來理解，也是可以的。

林菁：不少批評家談到您的深圳書寫企圖，如同狄更斯之于倫敦，您這些年致力于書寫深圳，是否有意在構筑自己的深圳文學地圖？

鄧一光：關于深圳文學地圖的話題，評論家恐怕有自己的邏輯，他們并不是在說我，而是在說他們自己。這個話題很容易陷入“命名”，以此來討論語言和存在的關系，瞧，那里有一個被稱作“深圳文學”和“地圖”的東西，另一端是某人的書寫，人們用諸如貼標簽的方式把二者聯系起來，使某人的書寫在現成的詞語中形成關聯，以便理解，甚而具有新的意義。實際上，從到深圳后開始寫第一個故事，我就明確表示，我會通過寫作建構“我的城市”，我也是那么干的，你在現成的故事倉庫中找不到我的故事胎衣，我的地圖建立在主體經驗上。

林菁：每個人眼中的城市是不同的，但一般的寫作者會局限于某種性別、某個代際與階層。而您的作品似乎并不受這些影響，且顯得游刃有余，您是怎么做到的？

鄧一光：我的書寫有自由的一面，也有固執的一面，是性格原因，也是好奇心所致。

林菁：每個作家都宣稱，他走進人物的心中，驅使他們開始屬于他們的社會活動。

鄧一光：自由書寫取決于作家在與人物共情時是否找到穩定而適合的過渡性客體，你必須通過強有力的想象力“成長”為你的人物，而不是自然或者客觀生成。

林菁：這幾年，您的短篇數量開始少了，是否與長篇寫作有關？

鄧一光：2017 年一個短篇也沒寫，寫長篇了。這兩年寫得也不多，主要是和觀察的累進變得復雜有關。當你進入地幔，甚至認為看到了地核，你的野心開始膨脹，開始預謀一次地殼運動，且慢，短篇不需要這個，它不是滄海桑田的生命，你得退回到足夠新鮮的細節上去，足夠新鮮，不然一個字也寫不出來。

林菁：您曾在訪談中提到“城市隱結構”，認為“城市隱結構中那些一代又一代消匿者留下的文化記憶，它們反過來塑造了城市。”發掘城市的隱結構，揭示那些蟄伏的隱喻，是否可視為您深圳系列小說一以貫之的追求？

鄧一光：恐怕是所有具有自覺意識的小說家的追求。

林菁：為什么？

鄧一光：作為城市顯形結構的城市意志不難把握，那是城市作為整體的文本，你只需要雄心和耐力，但城市文化和精神在幾乎所有的城市表達上都是傾斜的，不真實，那些被遮蔽了的地下城堡才是小說故事應該去往的地方。小說家在故事結構和主題上所做的工作并不多，他還需要一個更為復雜微妙的世界，康定斯基把它稱為隱性結構，他認為藝術作品首先應該是一種內在精神的產品，必須以觸及人類靈魂的原則為唯一基礎。我現在知道當年在包豪斯學校當教師的他為什么那么討厭裝飾性的神權世界了。

林菁：孫郁老師曾在《文體家的小說》一文中提到：“‘文體家’是對文學家的最高尊稱……文體，不是一己個性的天然形成，而是辛勤磨礪，十年為期的道行功德，一旦圓熟，片言只語亦彪炳獨樹，無可取代……”您的文風很特別，讀上幾段，我也能認出是您的作品，您是否意識到自己的特別之處，進而有文體方面的探索？文風特色太明顯的話，是否會有“副作用”？比如讀者讀著讀著，偶爾會出戲，意識到文本背后作者的存在？

鄧一光：關于文體自覺性的話題挺詭異，我有點走神，突然想到香港漢森公司開發的智能人Sophia，她是世界上第一個獲得國籍的機器人，據說非常聰明，擁有數種語言風格，不知道她是否打算寫小說，那是一些什么樣的故事。文體自覺是個高度話題，標準很高，語言風格很多人都擁有，說到形、義、音之美，說到文體貢獻，特別說到獨特思想，恐怕多數人遠不具備，我不認為我屬于這類人。

林菁：您的城市不僅僅是人的城市，比如您會關注流浪貓狗的問題，在《風很大》《勒杜鵑氣味的貓》《如何走進歡樂谷》里都有體現。流浪貓狗引發了您關于城市什么樣的思考？

鄧一光：貓狗不但是城市人排解孤獨、替代親情的寵物，而且狗還以接受城市管理法規為代價，獲取了合法生存權，是正式的城市居民。關于貓狗商品化、遺棄、節育、虐待、相關法律、政府職責和民間組織功能等內容，社會學家和記者們有很多研究，至于我，我覺得我和TA 是一組鏡像，我更關心作為城市生活主體的全部生命在生命塑造、種群關系異化、生態危機和重建中，那些和我密切關聯的事情。

林菁：深圳是一座科技城，許多高新技術都在此安營扎寨。科技或許會帶來關于人變異和尊嚴的新一輪探討。您對人工智能有沒有什么展望或者看法？接下來的小說會涉及這類話題嗎？

鄧一光：去年，全世界關注的幾件與中國科技有關的事件，中興芯片事件、華為5G事件、霍建奎基因編輯事件都發生在深圳。2015 年，我寫過一個電影，文體局約的，寫一位深圳科學家在一場基因編輯造成的人類危機中的經歷，電影沒有拍。時隔三年，霍建奎的深圳團隊宣布人類首對基因編輯嬰兒出生，引起全世界強烈反彈。那個時代已經來了，目前我沒有涉及智能人內容的寫作計劃。我還沒有找到通往其他世界的那條通道，無法改變作為人的立場的寫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