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琳達·霍根(Linda Hogan，1947- )，美國本土裔詩人，作家。霍根常年致力于研究和撰寫美國本土裔奇卡索部落的歷史、神話和文化生活，不斷從自然資源和風貌中汲取靈感。她曾提出文化生態系統的概念，即文化體系中也有掠奪者，有棲息地的失落甚至“種群”的消亡，而生態劣勢源于文化誤解、誤傳和造神。

自環保主義思潮及環保運動發端以來，生態批評、環境批評相應相隨，文學與自然的關系深深吸引著評論者的興趣。在對自然進行的文學書寫中，文學想象空間對自然的偏離可以是有意為之的，文學想象能夠打開關于人類與自然或自然與文化的認識論空間，偏重人類對待自然的倫理回應。美國當代印第安女作家琳達·霍根（Linda Hogan）的《靈力》（Power）就是這樣一部蘊含浪漫想象和倫理拷問的生態之作。作為印第安契卡索族一個擅長講故事的家庭的后人，她既是一位環保主義者，又是一位杰出的詩人和小說家，她的環境理念與對自己部族的關懷緊密相連。《靈力》以部落的傳說為背景，以阿瑪獵豹的故事為主線，深入探討了人類與非人類自然的關系。在這個半虛構的生態作品中，自然想象空間中的非人類自然具有不亞于人類的物質實踐能力，自然的主體性被凸顯，打破了西方傳統的自然/文化的二元建構，為讀者開啟了新的認識論空間，表達了獨特的生態關懷，它從自然想象空間到軀體交互倫理空間的書寫尤其應和了生態批評的物質轉向浪潮。

《靈力》首先展示了非人類自然作為自在體的維度。物質生態思想認為，自在體不以人的意向性和主體性為轉移，進行本身的自在“表演”。在《靈力》中，自然是比人類更強有力的行為主體，歐尼（風）、颶風、風暴盡情甚至是肆意地表演，“大風吹過，水漫四野……整個大地都在移動和閃爍，就好像有了生命。道路也不過是天空折射的光影……天堂墜落了”。作品之所以描寫這種天堂墜落、覆地翻天般的末世景象，是因為美國土著人民及其家園所遭受的“地理暴力”。霍根的生態書寫融會了種族視野，以特殊的呈現方式在環境危機與土著居民的危機之間構成了一種平行關系，泰伽族已成為瀕危人群，而他們奉若神靈的豹也只剩下了三十來只。白人世界向泰伽部落不停侵入，擾亂了他們安寧的生活，危及了瀕危物種豹的生存，生態平衡的古老法則被廢棄，幾近嚴重到了生態及種族文化滅絕的地步。而同時，環境在作為一個“非人類的證人”之時，也做出自身的回應和反抗。所以風暴降臨，鳥、蛇入屋，被風吹走的衣裙在枝杈上飄動，被狂風卷起的動物恐懼地升上天空。而自然的反抗在此時，根本“不在乎”人類的渺小和驚懼。在《靈力》的后人類空間中，人類與非人類自然同樣是有自身能力和權力的行為體，都是世界生成過程中的積極參與者。暴風雨等典型場景的營造，拆解了人類固有的以自我為中心的觀念，為不可忽視的存在與無可否認的能量和力量正名。

《靈力》中的想象尤其發揮出闡釋環境正義的特殊作用。自然的自在體固然不是擬人化的和可化約的，但是在文學想象中，人化自然、人化動物行為的寫作的主要目的是對人類主體性的讓渡，是讓自然“復魅”的一條通衢，就像作者霍根借奧米西托之口所言：“我們想要將其神秘化”。這不僅要求人類觀察者降低自身的姿態，更要重建人類的意識。所以，這種擬人并非“感情誤置”，而是為了喚起人類對自然的敬重，以共情之能力來修復人類與自然之間的裂傷。《靈力》帶領讀者進入了一個有生命的地球，非人類自然中最為有靈性的存在即為豹，它被人格化，賦予崇高的地位。在泰伽人民所信奉的古老的故事里，金色的豹子像人一樣兩腳直立行走，“降下來進入這個世界，其他所有的人類都跟隨在后”。對豹的敬稱，將其視為家族成員，是為了建立人與自然間的親緣關系，倡導人類從自然中獲得一種倫理上的指導，批判人類對自然的超越。豹是神一般的、全能的，其存在則可以產生一種萬物有靈論的召喚。在這個再神話化的過程中，霍根展現出的不僅有自然的他性，更有女性的神性。豹部落信奉母豹，暗含著將大地尊奉為母的“女神神學”。《靈力》之中，女性的身體和土地一樣受到壓迫，從土地景觀與女性身體之間的聯系上進行生態學維度的批判，給予土地和女性一種政治性的力量。正如霍根在一次訪談中談到，“我的寫作是以政治為導向的，因為其中蘊含的世界觀無法與政治分離”，這不是直接打響一場生態防衛戰，而是聚焦個體與精神，她在隱喻層面上歸并人類和動物、女性的身體和土地，以想象自然的力量約束人類自私自利的行為，給予非人類自然“反駁”的能力。

在《靈力》為自然復魅的過程中，作者側重物質話語實踐能力的展現，成為對抗文化建構的大敘事、講述自己的故事的重要反話語策略。在西方傳統文化中，自然總是被當成被表征者和認知的對象，失去了自身的自在性和歷史性。然而霍根想在《靈力》中展示的是擁有話語和意義的自然：“風說著自己的名字，‘歐尼’”；自然才是擁有知識的主體，給予人類去認知的機會：豹“教會我們這個詞。歐尼，這就是生命本身的詞語，是風與呼吸”。生命進行物質話語實踐，話語同生命息息相關，“因為風之語就是生命之語”，講述的是生命何來的故事，“風將歷史和豹的世界帶向我的身邊”，風“講述故事。通過空氣、話語和聲音傳播開來”；豹子有記憶，記著自己怎樣給人類生命和力量，給他們藥物，教他們打獵，指引他們驅散閃電；文章的后半部分甚至還有以豹為視角的第一人稱獨白。非人類自然講述的故事具有固有的、不為人類所知的知識，自然與文化難解難分，這正是《靈力》這部作品的又一新意。性別化的二元對立都是人為建構起的概念，以此詆毀某些人群和非人類生命并讓他們失聲。霍根尊崇能夠表達出自然之“心聲”的話語，讓自然有機會闡述自己所具的“文化”，這也在認識論上進行了革新，為營造倫理空間埋下伏筆。她邀請我們來傾聽、解讀自然的話語，讓讀者感到，這不僅是霍根的號召，更是自然本身的呼喚。

《靈力》讓作為人類的讀者以更為周密的方式來解讀自然。從后人類視域看來，人類與非人類自然都存在于一個充滿可能性的場域中，即拆解了界限、具有內在互動性的“軀體交互時空”。“具身性”成為人類和非人類自然之間的連接點，身體和自然都由物質構成，共同居住于跨軀體空間之中，都是物質話語的表現。《靈力》將肉體的內在性與非人類的生命過程相連結，可以幫助我們想象一種軀體交互的認識論時空，它是一種如同我們與自己的皮膚一般的“相接觸的空間”，就像奧米西托說，感覺豹的氣韻“就好像成為了我的皮膚，而我浸潤其中”。身體是一種有生產性、創造性的身體，環境促成身體意義的改變。小女孩奧米西托的成長故事發生在這個跨軀體空間中，土地創造出她們，她們“從我們祖先的足跡中拔節而出，然后生成一位女子和一個女孩的血肉”。身體在跨軀體空間中交互，豹子與阿瑪“好像彼此熟識，在彼此的身軀中存在”；身體在跨界的行為中如植物一般舒展，也是奧米西托親自經歷豹女虔誠獵豹過程后的成長體驗；身體解除了轄域，“我如同植物的根與莖一樣生長……我是將要綻放的綠色枝條”，她甚至說，“我就是這片土地”。這即是人類身體與非人類自然具有的無限的延展性的寫照，他們互為彼此的延伸，這種延展性同時是倫理的擴展，是跨軀體空間中交互的個體所呵護的“共情”的種子。

奧米西托的自白讓讀者體會到的是一種同非人類自然共情的能力，而《靈力》尤其體現了想象在創造治愈和救贖空間中的作用。奧米西托多次說道，部族外的人難以理解他們的故事，而作為獵豹事件的親歷者和部族傳說的信奉者，她能夠體諒阿瑪行為背后的意義。所以，故事其實也是一部奧米西托在跨軀體倫理空間中成長的小說。在這個空間中，自然擁有著“與小說齊名的靈力”，一邊是令人震懾的破壞力，另一邊是滋養生命的再生之力。正是在同自然的交互過程中，小女孩受到了震撼，“風以你無從知曉的方式將你改變”，“我剛剛降生，于夜晚的寂靜中站起”。文學語言讓讀者超出人類界限，讓人類作為邊緣者，想象一種進入自然共同體的可能途徑；也只有具備了這樣的共情想象，人類才可能減少成為非人類自然的暴君的可能。《靈力》將“共情”發展為“倫理”，讓讀者與一個虛構的世界中的居民進行情感上的融合，從而想象出一種更好的生活方式，在真實世界中有所行動，將美好的愿景化為可能實現的真實。跨軀體空間中的共情交互將治愈性和完整性帶給了一個“迷失的女孩”，也同樣為過分入侵自然而正在墮落的文明人指明出路，一如奧米西托所說，“我們都等待著同樣的東西，我們可以將之稱為救贖”。

《靈力》由文學想象空間跨入倫理空間，通過“以自然為上”的敘事技巧，為讀者和非人類自然之間搭建了一種想象的關系的橋梁。作者霍根以文學想象展現了非人類自然自在性和物質話語實踐的能力，讓非人類自然得到了正名和“復魅”；同時，她借助想象的再生之力，營造了內在交互的跨軀體倫理時空，以此追尋共情的關懷以及后人類的生態倫理。人類應當拒絕任何形式的暴力，不應為一己之利益而攫取自然、破壞生態的和諧之美；而要打開共情的倫理空間，呵護自然，參與到自然的生命過程當中。這樣，如文中所說，“創造現實的歌謠”會繼續傳唱，“世界還會繼續存活”，久遠的生命記憶亦不會失去歸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