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回想解放戰爭后期，全國各地大量青年學生與知識分子，加入人民解放軍滾滾洪流，不僅大大加速了解放全中國的進軍步伐，也為日后新中國建設提供了雄厚的人才準備。江西南昌一批大中學生，進入以劉伯承將軍為校長的軍政大學第四分校。他們以軍校學員身分，即刻隨第二野戰軍第四兵團大軍南下，沿滇、桂、黔邊地實施戰略大迂迴，歷經“八千里路云和月”，直抵云南邊陲。這個熱血青年的隊列中，就有我們常常懷念的公劉先生。

粗略計算下來，包括公劉、白樺、林予、彭荊風、周良沛、郭囯甫、趙季康、蘭芒、陳希平、姚冷、王公浦等近20位“文化人”，便是新中國成立之初出現在“彩云之南”而名揚全國的那一個文學群體，是云南軍區文化部長馮牧麾下的一支所向披靡的勁旅。全國各大報刊雜志連續發表他們的小說、詩歌、散文，電影院里也在播映他們編劇的故事片和歌劇片，一時之間傳為中國文壇佳話。

我是1955年西南軍區撤銷才奉調云南軍區的，那時公劉、白樺他們早已上調軍總政文化部創作室，未能作為軍內同建制戰友一起從事專業文學寫作。但此后有很多接觸機會，彼此來往緊密，儼然是一個山頭的軍界老友。我比公劉入伍早幾年，算得上是“老資格”了。他長我兩歲，文化水平及學識修養令我十分仰慕，無論哪一方面，都應當虛心向這位老大哥學習。我們這個圈子里，大家年輕氣盛，但未見有哪一位自以為可以在公劉面前張狂一下的。我的長篇小說《我們播種愛情》寫出初稿，花300元找打字社打印出來，親自登門給公劉兄送上一份，請他指點。他少不得講了許多鼓勵的話，還是誠懇地提出了很好的意見和建議。他認真讀過了我那二十幾萬字，沒有敷衍我。

人們只看到，這個文學群體在報刊版面上叱咤風云，并不了解他們如何日復一日年復一年，跋涉在遙遠的云南邊防線上。那時邊遠地區人跡罕至，沒有路走，要用砍刀開辟一條通道。阿佤山還遺留殺人頭祭谷的原始習俗。傣族地區惡性瘧疾很嚴重，那個時候只知叫做瘴氣，許多村寨空無一人，全都遠逃他鄉去了。公劉他們就是在這樣極端困難的條件下，隨第一批邊疆工作隊下去。高黎貢山、哀牢山、無量山、梅里雪山，以及烏蒙山系的峰巒埡口，無不留下他的手模腳印，留下他們為邊疆山河雄偉所感受到的震撼與無盡的遐想。記不清穿破了多少雙軍用膠底鞋，以自己腳步反復丈量過2000多公里邊防第一線，走訪每一個一線邊境哨所。這才有了公劉的那一行詩句：“這座山是邊防陣地的制高點/而我的刺刀則是真正的山尖”。

平時讀詩，感覺大多彼此相近相似，蓋住了姓名，會以為出自同一作者之手。但我從不記得，有哪一位詩人與公劉靠色。那么，公劉與眾不同之處究竟在哪里？他的詩行里找不到口號化、公式化、概念化痕跡，找不到那種廉價的激情與矯飾。凡下筆必定是出之于自然，出之于率真，出之于自己心底。常常見到他隔著眼鏡鏡片，閃現出一絲會意的微笑，似乎早已是一切了然于心。他對客觀事務觀察具有超強的敏銳性，且又從不人云亦云隨波逐流，見觀音菩薩就連忙拜倒。他的詩作不僅富于瑰麗奇崛的藝術想象力，更難能可貴的是，字里行間往往隱含著某種哲理的鋒芒。與其說這是一位詩人，不如更準確地說，這是一位原名叫做劉耿直的、具有獨立思考品格的行吟思想家。

公劉十幾歲就在香港報刊上發表文章，開始以著文來養家糊口了。直到新中國成立以后，他還經常為昆明《正義報》寫評論寫散文，將稿費寄回江西，奉養他的老父親。不妨說，正因為自幼孤身一人苦苦奮斗，隨著閱歷增長便迅速成熟起來，并且構成了他特行獨立堅毅不屈的人生姿態。更加之他古書典籍閱覽廣博，學富五車，筆力堅實，不是一般寫詩的人可以望其項背的。

眾多評論家說，在中國只有公劉一人，可與艾青比肩。為作家詩人排座次，這種做法缺乏科學性，因為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并無法制訂出一個絕對公平合理的統一標準。但我相信，有一點大家肯定是有共識的。讓我們閉上眼睛默然設想，假如從不曾有過公劉的詩，中國詩壇是否會顯得清冷了許多呢？是否會顯得貧瘠了許多呢？是否會顯得過于淺顯又過于通用化了呢？

上帝憐見，給了公劉一個好女兒。小麥幾乎是憑一己之力，為父親出版了九卷本的《公劉文存》。無論是對父親的親骨親血之情，還是她個人的人品才情，全部體現在這一部文集中了。書出得十分大氣樸實，與詩人正相匹配。文存共得九卷，九在中國古代文化中被視為最高數字。九卷雄文，厚重之極，公劉兄可以含笑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