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文學：從鄉村到城市

文學與城市的關系，這個題目如果擱在80年代會是一個小題目。因為那時中國有一半多的人生活在鄉村，跟城市絕緣。但是經過幾十年的發展，現在我們走在街上基本看不到一個純粹的生活在鄉村的人。很多人的戶口是農村戶口，但是他的生活軌跡和生活方式已經和我們傳統意義上的鄉村生活沒有關系了。

根據社科院發布的《中國社會和經濟發展報告白皮書》，今天中國的城市化率已經越來越接近于歐美國家，城市生活已經成為中國人生活的主流。那么，我個人認為城市寫作也會逐漸成為未來中國人寫作的主流。

鄉土文學曾經是一個中國當代文學中相當重要的范疇，甚至可以說，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鄉土文學被認為是文學正宗，但是，未來這種情況不太可能發生了。我們可以更進一步發問，一二十年之后我們還能看到純粹的傳統意義上的鄉土文學嗎？

這不僅是一個文學問題也是一個社會發展問題。

文學的發展變化永遠是跟隨社會的發展變化而形成的。文學的發展不是靠幾個作家推動的，文學更不可能自發地進行文體流變，它不是孤立的，甚至不是一個完全獨立自主的學科，文學從來就是附在社會變化上的學科。 “文變染乎世情”，文學的變化就是世道人心變化的結果。當我們談到一個文學命題、一些關于文學的看法時，其實都不止在談文學，而是在討論我們對生活、對社會、對世界的看法。

我是出生并生長于在20世紀80年代的，如果把我空投到世界上任何一個大城市，紐約、東京、首爾，我都不會覺得陌生，可是，如果從北京城向外開車50公里，把我扔在郊區的一個村子里，我可能會覺得特別地陌生。這種情況不是好，也不是壞，它就是一個客觀現實。我們只能是依據生活變化的客觀現實來考慮我們的文學問題。這不是誰愿意或者誰不愿意的問題，這是一個無奈的事情，就像我們中國人一樣，幾乎所有中國人都在變成城市人口，可是誰又能阻止呢？在80年代的小說中，主人公想要辦個“農轉非”的戶口還要行賄，還要走后門，到今天，在一些地區已經完全反過來，得費盡周章才能辦“非轉農”。

我們今天的農村生活、農村戶口和純粹的農村人已經變成一種稀缺資源，14億人口中的絕大多數都在主動或被動地變成或正在變成城市人口。80年代，在北京，誰家住樓房就很了不起，因為他家是干部，老百姓才住平房；今天再到北京市區去問，誰家不住樓房啊？頂有錢的主兒才住得起平房。這就是時代的變化，這就叫“文變染乎世情”。

中國大片的國土正在變成城市，中國的文學寫作也逐漸地變成城市寫作。那些真正有鄉村經歷的作家正在逐漸老去，鄉村寫作以后會越來越少。與我同齡的作家中，幾乎看不到誰在寫鄉村小說，而90后的作者中就更少了。

從某種意義上講，中國人的生活變得越來越單調、越來越沒勁。20歲是校園生活，30歲是打工生活，40歲是單位、家庭生活，一輩子可能就這么三四種生活，而這三四種生活14億中國人都在過的。對于大多數的作家來說，這是先天的局限、是巨大的困難。14億人只有一種生活，14億人去寫一個題材。這個題材得有多難寫，這個題材得有多沒勁？就像一塊口香糖已經被10個人嚼過，第11個人還要嚼的時候真是會嚼吐了。

這背后有兩方面問題，一是作家發掘生活的能力太低，很難從尋常生活中看出不尋常的東西；二是我們的生活的確太雷同。

回頭去看80年代和50年代。

80年代，很多曾經不能書寫的禁區可以觸碰了，但是有權力寫不等于有能力寫，實際上，中國人能寫的東西變得越來越窄了。

再看50年代，那個時代作家的生活經歷特別豐富，里面有種過地的、有做過工的、有打過仗的等等。我特別羨慕那些老作家，早年覺得“十七年文學”沒勁，“十七年文學”不好看，說“十七年文學”都是禁錮思想，哪有？認真地做一下對比，反而是今天的文學在故步自封。

過去，人的生活閱歷是開放的、波瀾壯闊的、高度戲劇化的，是適合于文學寫作的；今天，我們的生活是禁閉、萎縮、固化的生活，也許，今天的生活真的不適合寫作。

如今的某些文藝青年動不動就笑話《紅旗譜》，瞧不起《暴風驟雨》，看不上《創業史》，其實那些老作家都是打過仗，練過武的。柳青在農村和農民兄弟同吃同睡同勞動，寫《紅巖》的梁斌真坐過渣滓洞的牢，而今天中國人的生活是乏味的、單調的。

回到城市生活的話題，在曾經鄉下人看城里人的語境中，城市是可怕的、豐富的、繁榮的，是欲望橫流的。50年代有一個特別有名的小說《我們夫婦之間》，講一對革命夫妻在革命成功之后從農村來到城市里干事業，丈夫因為資產階級思想作祟看不上老婆了，可后來老婆和領導一塊挽救了這個丈夫。

但是今天的城市生活是什么樣子呢？現在，我在北京過著無比單調無聊的生活。早上工作，中午吃飯，下午打卡，下班回家吃飯、看書、睡覺，每天都這樣。恰恰是現代生活把我們給規矩死了，讓我們變得極其無聊、乏味，說到底是我們的精神世界萎縮干癟了。

我們寫作時千萬不要認為自己所感興趣的東西別人也會感興趣，不要認為自己擁有多么值得寫的東西，不要認為自己那點小感慨就是有意義和值得抒發的， 14億人過的日子都跟你一樣，你所出的東西就是別人嚼過10遍的口香糖。

城市與城市：從來都是不平等的

我在雜志社看稿子時經常會發現一個狀況。投稿的作者明明來自四面八方，但他們所寫的城市的質感一模一樣。

為什么這些小說里的城市那么千篇一律，那么缺乏變化，那么缺乏特色？

比如，河北省廊坊市就在北京和天津之間，我往返兩地時經常從那路過。在廊坊市的介紹里一定會說，“這是一座有著悠久歷史、光榮傳統的城市，同時也是人口眾多、物產豐富的現代化大都市”。可咱們中國的每一座三四線城市都是這么介紹的，廊坊有什么特別嗎？廊坊市的歷史傳統、人文底蘊大家有興趣去了解嗎？假如你不是一個廊坊人肯定沒興趣，我也沒興趣，這就是中國城市殘酷的地方。

中國5000年的歷史，哪塊黃土不埋人？哪里的歷史不悠久？哪里不是底蘊豐厚？

今天中國的大部分城市都是大家不想去了解的城市，這是一個殘酷但客觀的事實，而且城市正在變得更加千篇一律。其實，中國任何一個中小城市都比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城市要舒適繁榮，可它在文學意義上就是寫不出什么意思。

但是，有些城市不一樣，比如北京、廣州、天津、蘇州、南京、武漢。不過，很遺憾，這樣本身就能賦予作者非常多寫作資源的城市并不多。假如一個作者生活在這種城市很好，萬幸，那就偷著樂吧。萬一沒有生活在這樣的城市，不是說你不能寫作了，只是你不能像陸文夫、葉兆言、老舍這樣地去寫作，你得想別的辦法。

并不是說城市越大或者城市越繁榮、越有錢就越有寫作價值，還要看一座城市的歷史傳承和文化積淀，比如石家莊比保定大，但保定更像小說里的城市，更適合出作家，再比如深圳和廣州，發展水平差不多，但是廣州更像文學城市，深圳不像。

當然，還有一些城市本來就是特殊的，像北京和上海，全國人都在盯著他們看，這里的日常生活就是中國人日常生活的聚焦點。所以在北京或者上海的作家，天生占有更多文學資源。不過，先天上的優勢往往也意味著先天上的難度。所有人都看得見北京，更多的人了解北京。如果寫北京寫得不夠真、功力不夠，全國人民都會給你挑錯。北京不是某個作家的地盤，北京是全國人民的北京。

說到底，文學資源是相對公平的，如果能得便宜，也就得付出代價。

雖然城市之間有不同，但作家不論生活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從個人的角度來看待自己的生活，應該寫什么、不應該寫什么，應該怎樣寫、不應該怎樣寫，或者說根本不屑于寫。

比如，現在有很多90后的北京青年作家就不再寫北京特殊的東西，轉而專門去寫北京普遍化的東西。不管這樣寫對不對、該不該，至少他們想從前人寫作的套路里跳出來。

為什么要跳出來，按部就班不好嗎？

一個地方出了大作家之后，這個地方當然會以此為榮，但是之后就會陷入漫長的焦慮——誰也不知道第二個大作家在哪兒，比如，大部分的北京作家永遠面臨著和老舍比較的問題。但是，大多數作家都不可能沿著老舍的路徑達到老舍的高度。

這有兩個原因：

首先，誰在前面誰就永遠是標桿；第二，后面北京的作家的境界真的不如老舍。老舍除了關心北京之外還關心整個國家、整個時代、整個民族最焦點的問題。老舍之所以是老舍，是因為他寫胡同生活？是因為他寫拉洋車？是因為他寫虎妞？不是，都不是。

老舍之所以是老舍，是因為他寫的東西是當時中國人最感興趣、最關切和最貼心、貼肉的痛苦，老舍是通過一個城市寫一個國家、一個時代。

有個說法叫“小處入手，大處著眼”。什么叫“小處入手，大處著眼”？老舍就叫“小處入手，大處著眼”。《駱駝祥子》寫的是階級問題，當時中國最大的矛盾就是階級矛盾；《四世同堂》寫的是亡國滅種之恨，當時中國最大的焦慮就是國家會不會滅亡；《離婚》寫的是民族的劣根性，當時有點見識的中國人都會深恨自己的劣根性。老舍把北京這座城市寫盡了，但他又沒有止步于北京，他寫的是這個國家和這個民族在那個時代的焦點問題。

再比如后來的北京作家王朔，他寫的東西和老舍完全不同，一眼看去，作品全是寫大院子弟打架、泡妞，好像不入流的垃圾青春小說，可在這些東西背后，王朔所寫的是“世道變了”，中國從一個革命政治的社會進入到市場經濟的社會，而兩個社會之間的斷裂轉換在北京體現的最明顯，因為北京是政治中心，后來又變成了經濟中心。在我個人看來，王朔的視野真的跟老舍差不多，作品跟老舍異曲同工，都是用一個時代的城市寫出一個國家的風口浪尖。他們的寫作都帶有明顯的社會性。

從個人角度，我可以明確地說，相對于個人性的寫作，我就是喜歡社會性的寫作，我就是不喜歡個人性寫作。一個作家的寫作視野應該是社會性的，他不能只是關心自己心里的那點小猶豫、小苦惱、小賣弄，他同時得操心點不著邊的事。

有時候，操心點不占邊的事兒還真就是個挺可貴的品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