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學養型批評是我提出的一個詞。兩年前楊正潤教授邀我給他主編的《現代傳記研究》寫篇文章，因為我不專門研究傳記，拖了年余方成稿，而且仍舊是在我研究的18世紀英國文學范圍里做了篇文章，評介塞繆爾·約翰遜的《詩人評傳》，題目是《略談學養型評傳——以約翰遜〈詩人評傳〉為例》。就是在這篇文章里我第一次提到學養型批評這一概念，而約翰遜則是最典型的學養型批評代表。

其實，回顧英美文學批評，我們不難看到，從啟蒙時期一直到19世紀初，主要的文人和學者都是學養型批評家。以英國為例，上起16世紀菲利普·錫德尼（Philip Sidney）的《詩辯》，下至T.S.艾略特對玄學詩人的評價，都不屬于二戰后興起的，由各種理論引領的批評。學養型批評家大多是飽學之士，他們評論和發表看法從不拘于某一種理論，他們滿腹經綸，熟知從古代到19世紀的文學、哲學和美學理論。而且在評論文學作品時，更是非常善于闡釋和細讀文本。此外，他們的英文非常漂亮，讀他們的文章和著作是件很享受的事情。比如約翰遜把瓊生（Ben Jonson）譽為技巧型詩人（poet of art），把他的戲劇比成仔細安排規劃的精致的花園，而把莎士比亞譽為天然的詩人（poet of nature），他的戲劇被比做大森林。不像瓊生的小花園，森林里有雜草，但有參天的松柏和各樣植物，是那么宏大、豐富。這種概括性的評價十分準確、到位和生動，從此傳為了對莎翁的定位性質的評論。不僅如此，“精致的花園”和“參天的森林”這樣的比喻之后又與伯克（Edmund Burke）和沙夫茨伯里（3rd Earl of Shaftsbury）等18世紀文人提出的“秀美”（the beautiful）和壯美（the sublime）對應，形成一種傳世至今的美學概念。又比如艾迪生（Joseph Addison）在《旁觀者》（The Spectator）雜志上發表了18篇評論彌爾頓《失樂園》的文章，還有一組12篇談“想象愉悅”（The Pleasures of Imagination）的文藝理論文章，基本都是出自他自己的學識和體會。一直到阿諾德 （Matthew Arnold）、卡萊爾（Thomas Carlyle）、羅斯金（John Ruskin）、梯利亞德（E. M. W. Tillyard） 等等學者都是約翰遜的傳人。最近我被梁工教授要求給他的期刊寫篇文章，我最后寫了彌爾頓的《失樂園》，其中選用了燕卜孫（William Empson）評《失樂園》的話，是一句典型的學養批評的評論。他說：“我認為它（《失樂園》）可怕但很了不起……就像卡夫卡的小說……而且我不大相信任何一位批評家能宣稱自己沒有類似的感覺。”這段話的意思就是作為文學作品《失樂園》非常了不起，彌爾頓是偉大的，創作了那樣豐富、宏大的史詩。但如果對照形而上的上帝（即神學的上帝）來細讀，這部史詩就可怕了，因為大量的文本例子展示了《失樂園》的上帝可能被讀作與彌爾頓寫上帝的意圖相反的一個不仁慈、玩弄權術、把天使和人類通通玩弄于股掌之上的壞上帝。這類評論很好看、有趣，常常是真知灼見，當然學養型批評也很個性化，甚至情緒化，就像艾略特全面否定彌爾頓和《失樂園》雖然有他自己的詩學理論，但因他不喜歡宏大敘事就打偏了靶子。這是學養批評的弱點。

然而，從上個世紀70年代，在文學、文化理論正式成為一門獨立學科之后，西方掀起了以理論為框架的批評熱潮。一時間學養批評顯得沒了水平，大家都一哄而上地比誰的理論高，實際上文本已退居相對不重要的地位。當然，多元化理論批評激活了許多已經沉埋很久的文學文本，讓我們更深刻、更透徹地認識了作家和作品。比如18世紀書信體小說家塞繆爾·理查遜（Samuel Richardson）從整個19世紀到20世紀上半葉被喜愛菲爾丁、狄更斯小說的文學主流意見貶低后，幾乎從文壇上銷聲匿跡。是20世紀中葉興起的多元文化和文學批評激活了他的小說，揭示了書信體小說重在心理刻畫的特點和它獨特的“寫至即刻”（writing-to-the-moment）的戲劇性，并從敘事理論、文體特色、女性主義、復調與狂歡和意識形態等多方面評論和分析他的作品，最終給了他在文學史上應有的地位。伊恩·沃特（Ian Watt）在《小說的興起》一書中將他與菲爾丁并列為英國現代小說的兩大源頭。在我國也有理論做得很不錯的學者，比如做敘事理論的申丹教授。因此理論批評的功勞也是不應磨滅的。而且理論框架批評也是以學養為基礎的，現當代西方絕大多數走理論批評路子的學者學養都極佳，而且不會像學養批評那樣個人化和情緒化。

但這種批評帶來的問題也很多。比如美國貝伊勒大學知名教授大衛·杰弗里在討論圣經的文學闡釋時曾一針見血地點破了一些后現代理論名流們介入圣經文學批評的目的。比如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同別人合著的《結構分析和圣經闡釋：解讀文集》（Structural Analysis and Biblical Exegesis:Interpretational Essays），其主要興趣是用圣經闡釋來宣傳結構主義理論消解邊界的功能，是用圣經文本來試刀，證明自己的理論正確和萬能。這是許多理論批評家共有的問題，他們的興趣和目的不在文本。然而，因為那些西方理論家們都有扎實的文本基礎和細讀本領，所以一般都沒有丟掉文本來空談。這種例子比比皆是，比如韋恩·布斯（Wayne Booth）談小說修辭，伊恩·沃特談小說興起，都是通過細讀多部小說來提出他們的理論的。布斯對奧斯丁（Jane Austen）《艾瑪》的分析就特別精彩，讓學界信服地認識到那是奧斯丁最好的一部小說。

另外，理論框架批評看似高深，其實在某種意義上比細讀文本得出自己的見解來得容易。首先有了理論詞語壯膽，文學批評反而變得有據可依。一位美國教授曾對我說，理論框架引領文學批評后，反而使批評容易了。先前的學養批評讓很多年輕人望而生畏，不敢介入，因為讀的書不夠，學養沒有，也沒法說出有見識的意見。而有了理論做框架后，不用讀百卷書，只要會擺弄某些理論詞語，盡管還沒吃透理論，他們也覺得自己有了侃侃而談的底氣。因此在我國，特別是研究生論文中，大部分是找幾個文本例子與某一個理論對號入座，用理論去貼文本，最后成為兩張皮論文，還往往吹牛說發展了某某理論。此外，語言好也是學界對批評的要求，但理論批評的行文一般談不上優美，讀起來很累。在美國我的老師就批評過詹姆遜（Fredric Jameson）和伊格爾頓（Terry Eagleton）的英文不夠好。而不趕時髦，較保守的教授就會當場尖銳地批評用理論套文本的做法。比如我為了自己即將到來的答辯去見習了一個美國博士生答辯，他用巴赫金理論分析美國早期政論性散文，但由于理論和文本結合生硬，一位研究莎士比亞的老教授當場就批評他的論文“愚蠢”。

到了中國，理論套文本的問題就更多了，當然這主要出現在研究生中，比如用弗洛伊德理論讀田納西·威廉姆斯（Tennessee Williams）的戲劇，用女性神學讀夏洛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的《簡愛》等等。結果是理論沒弄透徹，文本分析又做不到層層深入，因此往往就很膚淺地先按一知半解的理論把人物或表現分類，再像投信箱那樣把作品的人物或描述按類別梳理一遍，過程中理論和文本闡述還不斷重復，實在讓人看不下去。也有少數胡說八道的，比如用弗洛伊德讀喬叟的《特羅伊斯和克麗西德》（Troilus and Criseyde），居然讀出克麗西德和給她和特洛伊斯拉關系的叔叔還有一腿！我認為不以文本為主，用一個理論套文本的做法實際上把文本扁平化了，也把作家簡單化了。比如托爾斯泰，他遠遠不是任何一種理論和主義可以把控的，而萊辛（Doris Lessing）在北大做講座之后與學生交流時就公開生氣地否認她是女性主義者，因為她的作品比一個主義豐富得多。

這種理論批評還有一個問題就是用大詞語套簡單內容，比如當前最時髦的空間理論。這兩年弗洛伊德冷清了，很多論文都爭著用空間敘事理論。我不反對，也覺得空間敘事很有意思。但它就是一種非時間順序的敘述，比如意識流敘述，或不按照線性時間敘述來講故事，故意讓人物一會在街上，一會在火車上，把看到的和想到的都寫出來，甚至心里的想法和腦子里的活動都可以算作空間敘事。雖然我們可以并歡迎使用這個理論來深化文學批評，加深敘事理論的哲理，但走火入魔也不必要，更不可繞進去就不能自拔并唯它獨尊。在這里必須說明的是，我不搞理論，因此說的多半都是班門弄斧，為了強調我的觀點就有可能簡單化地評論一個復雜得多的理論。當然，除了上述兩類批評，還有很多其他類型的批評，比如詩學批評、考據批評、評介性批評等等。這些類型的論文實際也都很有認識價值。劉建軍教授前不久在上海交大的一次論壇上談到他正在做的拜占庭文學翻譯與文學史書寫的社科項目，我覺得就特別好。

我國近年來強調論文必須具備理論框架的后果是置教師于尷尬和無奈的處境。教師們（我也在內）經常被迫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任憑學生養成吹牛的風氣，長期下去就破壞了我們的學風，而且會培養出一批學術不扎實、做人不老實的外國文學研究的接班人。我要再次聲明，我今天提出學養型批評，并不是要否定理論駕馭文學批評的重要性。我的目的仍然是強調好好讀書，因為學養是一切批評方式的基礎、起點和落點。不論是理論書還是文學作品，我們都要細讀，讀懂、讀透，并且讀書時一定要有自己的觀點和見解，不要像目前大多數的博士論文那樣，做哪個理論就俯首帖耳；做哪個作家，尤其是獲外國的文學獎項，如諾貝爾文學獎、布克獎這類獎項的作家，就把他們吹捧上天，人云亦云，沒有自己的思辨和看法。這樣的文學批評，不論是強調文本，還是強調理論，都不是好的批評，也不會有真正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