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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長安十二時辰》熱播，令盛唐時期的長安風貌為觀眾所熟悉。

其實，在唐代名城中，長安未必是最宜居的。《資治通鑒》中便說：“揚州富庶甲天下，時人稱揚一益二。”“揚”即揚州，“益”即益州（今成都），“口碑榜”前兩名并無長安。

一方面，可能是長安在唐代中后期屢經戰亂，已不入宋人法眼。

另一方面，長安屬傳統城市，采取嚴格的坊墻制，而揚州的羅城（即工商區）已推倒坊墻，成為近代街市型城市。

古代城市平均每0.5平方公里為一社區，以坊墻包圍，開有四門，夜則關閉。這種城中城的坊墻結構有利于治安，且可擋鼠，作為當時的超大城市，長安極少發生鼠疫。但坊墻限制了城市發展。長安共108座坊，重心在城北，人口最多的坊每平方公里超3.5萬人，而城南人口最少的坊，每平方公里僅201人，很多坊中開了菜地。

輕重失當，守城惟艱，終唐之世，長安6次被攻陷，是歷代失陷次數最多的首都。

唐代長安還面臨缺糧問題。每年至少有兩個月，全城老少上山采榛橡代糧，皇帝則帶文武百官“就食”東都洛陽，曾因出行倉促，致隨從半路餓死。相比之下，那時老北京（當時稱為幽州）的情況要好得多。

小說《長安十二時辰》的背景設定在天寶十三年（754年），而此前兩年，大詩人李白曾到幽州一游，此行目的，至今仍是個謎。

幽州是唐朝邊防支撐點

武德元年（618年），控制幽州的隋將羅藝（即《說唐傳》中羅成的父親）投唐，此時中原尚存14個以上的割據政權。可見，幽州是唐王朝起家的重要基礎。

貞觀十八年（644年），唐太宗征高句麗，第二年四月，在幽州誓師。同年十一月，太宗退兵幽州，為悼念陣亡將士，建憫忠寺，即今法源寺。

唐代幽州呈長方形，北墻在今宣武門大街，南墻在白紙坊西街，東墻在爛漫胡同沿線，西墻在甘石橋沿線。與金中都遺址基本重合。（有學者認為，唐中期有擴建，具體情況未詳）

據《太平寰宇記》稱：“薊城南北九里，東西七里，開十門。慕容儁鑄銅為馬，因名銅馬門（原稱薊門）。”

唐代的里約等于今360米，故當時幽州總面積為8.16平方公里，不足長安的1/10（唐代長安面積為84平方公里），城市西南的1/4是子城，即軍隊駐扎地。據記載，幽州駐經略軍（即邊防軍）3萬人，馬5400匹。

幽州是唐朝對東北方向邊防的支撐點。

其一，隋代大運河通幽州，此為獲取糧草、兵源等補充的最北站。唐太宗說：“幽州以北，（至）遼水二千余里，無州縣，軍行資糧無所取給。”

其二，東北方面多半耕半牧部落，實力更強。唐代幾次想將防線北移營州（今遼寧省朝陽市），但武則天時，契丹叛唐，唐軍只好撤出營州。開元五年（717年），唐軍一度收復營州，可3年后，又被契丹奪走，幽州成了堵住契丹南犯的第一線。

李白詩句稱幽州為虎穴

752年，李白莫名其妙來到幽州。

李白來得不是時候，此時離安史之亂（755年12月16日爆發）只差3年，據史書中稱，安祿山已為此做了多年準備。

這年3月，安祿山發20萬兵擊契丹，未能成功，引起朝中要員們的猜疑。《新唐書·楊國忠傳》載：“安祿山方有寵，總重兵于邊，偃蹇不奉法，帝護之，下莫敢言。國忠知終不出己下，又恃內援，獨暴發反狀，帝疑以位相媢（音如帽，意為嫉妒），不之信。”

對于這場戰爭，李白在長詩《經亂離后天恩流夜郎憶舊游書懷贈江夏韋太守良宰》中，似有影射，如：“十月到幽州，戈鋋若羅星。”

在詩的后半部，李白寫下：“桀犬尚吠堯，匈奴笑千秋。中夜四五嘆，常為大國憂。”這被認為是最早揭出安祿山野心的詩句。

在去幽州前，李白曾給朋友寫了一首《留別于十一兄逖裴十三游塞垣》，與前詩對讀，顯得意味深長，其最后幾句是：“且探虎穴向沙漠，鳴鞭走馬凌黃河。恥作易水別，臨歧淚滂沱。”

可見，李白事先已將幽州視為“虎穴”。有學者推測，李白此行可能帶有特殊任務。此時他已51歲，被“賜金還山”9年，長期寓居金陵。派他去幽州刺探消息，不會引起安祿山的猜疑。此外，李白名滿天下，安祿山亦有意延攬，正可將計就計。

該解釋雖無實證，但除此之外，很難解釋李白在幽州期間的創作中，為何屢屢暗示安祿山將反。

李白因何到幽州懸念重重

李白來幽州，曾被認為是應好友何昌浩之邀（稱何于751年秋訪李白于河南省葉縣石門山，邀其入幕），并稱何昌浩時任范陽節度使判官，奉安祿山之命，勸李白入幽州幕。

2005年5月，何昌浩墓碑在河南被發現。根據碑文，何昌浩一生只入過一次幕府，且幕主是宣歙采訪使宋若思。宋若思的父親宋之悌與李白有深交，李白晚年入獄，在宋若思全力營救下得免，此后一度在宋幕中，因此結識了何昌浩。何也曾隱居，與李白志趣相投，李先后給何昌浩寫過兩首詩。但他們認識時，安史之亂已經爆發。

可見，李白去幽州，與何昌浩無關，也未得安祿山邀請，這就讓李白此行更增加了懸念。

當時安祿山一邊暗暗擴張軍事實力，一邊亦重用文人，所謂“內苞兇慝，而外獎廉平，精擇能吏”，對“羞作濟南生，九十誦古文”的李白有一定吸引力。

幾乎可以肯定，李白是從南門進幽州的，因當時南墻外就是通濟渠，從江南乘船，可直接到達。通濟渠寬度在100米至290米之間，水量少，目前考古發現的船只遺骸，多是載重十幾噸的小船。幽州是當時東北物流的中心，杜甫曾寫道：“漁陽豪俠地，擊鼓吹笙竽。云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吳。”

后因大運河改道，通濟渠遂廢。

唐代氣溫較高，北方亦產水稻，幽州糧食主要由密云、延慶和河北懷來供給，人稱“據居庸關，絕其糧道路，幽州自困矣”。

幽州十二時辰絕不寒酸

李白在幽州究竟待了多久，至今仍是一個謎，從詩中看，他多在河北一帶游玩，幾乎沒提幽州城內狀況。

據北宋出使遼朝的使者路振的《乘軺錄》中說：“城中凡二十六坊，坊有門樓，大署其額，有罽賓、肅慎、盧龍等坊，并唐時舊坊名也。”

罽賓在今南阿富汗一帶，亞歷山大東征后，此地長期被希臘人后裔占據。在幽州，罽賓商人和移民竟多至專有一坊；肅慎是東北古老民族，與后來的女真有一定關系；盧龍本是邊塞，后代稱各民族聚居……唐王朝還將歸順的突厥人、奚人、室韋人、契丹人，內遷到幽州的歸順州（即今順義區），當時幽州多元文化交相輝映。

多元文化給幽州帶來巨大財富。據記載，幽州“城北有市，百物山偫（音如至，意為儲備）”。安祿山“潛于諸道商胡興販，每歲輸異方珍貨計百萬數”。

在北京房山，保留了大量唐代刻石經，其中不少是商業行會贊助的，從中可見幽州紡織業極發達。在唐代，紡織品常被用作貨幣。開元二十二年（734年)，唐廷下令：“自今以后，所有莊宅，以馬交易，并先用絹、布、綾、羅、絲、綿等……違者科罪。”

天寶初期，全國“米斗之價錢十三”，可“青、齊間，斗才三錢”，因大運河可送來南方糧食，幽州亦享其利，被稱為“關山險峻，川澤流通，據天下之脊，控華夏之防，鉅勢強形，號稱天府”。

可見，李白的“幽州十二時辰”不會比張小敬的“長安十二時辰”寒酸。

誰在背后支使李白

既然李白看出安祿山必反，為何唐王朝卻未提前準備？很大的可能是：派他去幽州的，不是唐玄宗。

唐玄宗稱李白“此人固窮相”“非廊廟器”，對其藐視王侯、喜作秀的風格不滿，不會委托他去調查重臣。楊國忠雖排擠安祿山，但與李白亦不睦。唐廷高官均不太相信李白，但哥舒翰可能是例外。

哥舒翰是突騎施（西突厥別部）人，李白出生地碎葉后來落入突厥之手，二人語言、習俗相近。據學者陳磊研究，李白的“白”在突厥語中意為“白馬”，而哥舒翰的“翰”亦是“白馬”之意。

天寶十二年（753年），李白離開幽州后，直接到了長安，投奔哥舒翰幕府，還寫了《上哥舒大夫》，稱：“天為國家孕英才，森森矛戟擁靈臺，浩蕩深謀噴江海，縱橫逸氣走風雷。丈夫立身有如此，一呼三軍皆披靡。衛青謾作大將軍，白起真成一豎子。”

哥舒翰在平定安史之亂中屢戰屢敗，被安祿山活捉，靠下跪磕頭才活命，杜甫挖苦說“請囑防關將，慎莫學哥舒”，李白卻稱他比衛青、白起強，未免肉麻。

哥舒翰與安祿山長期不和，天寶十一年（752年），唐玄宗將二人叫到長安勸和。

二人把酒言歡，安祿山說：“我爹是胡人，娘是突厥人，你爹是突厥人，娘是胡人，咱們應搞好關系。”哥舒翰也說：“野狐貍向窩嚎叫是不吉的，因為它忘本了，我不會這樣。”

可安祿山沒聽懂，以為哥舒翰罵他忘本，兩人幾乎毆斗。

哥舒翰說安祿山要反，唐玄宗肯定不信。

幽州最終替代了長安

清代著名學者趙翼曾說：“唐開元、天寶間，地氣自西北轉東北之大變局也。”所謂“地氣”，相當于現代人常說的“政治經濟重心”。

唐王朝初期的重心本在長安，但長安以西乏險可守，為確保安全，只能不斷向西用兵，帶來沉重的經濟負擔，只能靠在隴右屯田自養，可隨著生態環境逐漸惡化，屯田發展空間受限。

史念海先生曾說，唐代呈兩翼結構，一翼是關中，一翼是河北，都是國家財稅重地。安史之亂后，河北藩鎮割據，半壁財稅盡失，幸有江南迅速發展，遞補上來。

漢唐兩代定都長安，因面向中原，有函谷關等天然屏障，且關中平原富饒，足以養民。可隨著大量民眾遷入關中，加上人口增值，關中糧食已不足食，又缺乏新的發展空間，只能從南方運糧。從江南到長安，漕糧需過汴河，汴梁因此崛起，但這也成為王朝軟肋，一旦此處被切斷，唐王朝便滅亡了。

在區域博弈中，幽州的優勢與長安的短板，日漸凸顯。

有趣的是，最早意識到幽州重要性的是唐代詩人。據統計，《全唐詩》中以幽州為題材的詩歌竟達219首，其中僅有10位幽州本土詩人，且無名氣。反而是陳子昂、王維、孟浩然、高適、岑參、李白、杜甫、韓愈、柳宗元等外來詩人佳作頻傳，幽州成為幾代詩人文學想象的焦點，這為“地氣”轉換提供了可能。

唐代以后，幽州長期成為統一王朝的都城，替代了長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