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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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是海內外聞名的語言學大師。他的著作琳瑯滿目，有許多被譯為外文，成為世界語言學界公認的扛鼎之作。他主編的《古代漢語》一書是國內大專院校中文系的必修教材。未上北京大學之前，當我還是個工人的時候，王力教授在我的心目中就是語言學界的泰斗，卓越的翻譯家。在那大霧彌天的日子里，我曾自學他主編的《古代漢語》，讀他署名“王了一”的法國翻譯小說。有一陣我又對古典詩詞發生了興趣，于是他編寫的《詩詞格律十講》的小冊子就成為我朝夕相伴的書友。

1970年代末，通過第一次高考，我有幸進入北京大學學習，但不是中文系而是哲學系。這樣似乎與王力教授無緣結識和交往了。但由于種種機緣，使我同王力教授不僅相識而且保持了多年的友誼。

記得與王力教授第一次見面是在在1980年6月初的一天，那時《北京大學校刊》開辟了一個“大學生生活”專刊，由我負責組稿和編輯。我就請了楊晦和王力兩位先生分別為專刊題寫刊頭。兩位教授一瘦一胖，除了平易近人這一點相同外，其余風度談吐都迥然不同，給我留下很深印象。楊晦教授韌瘦瀟灑，坐擁書城，談話看似平淡卻極有韻致。王力教授豐姿雍容，房間窗明幾凈，井井有條。他精力充沛，嗓音洪亮，語言富于邏輯性和科學性。

那年8月里的一天，我同一位同學去看望王力教授，向他請教治學的道理。他告訴我們：治學有兩條，一是要占有材料，二是要有科學頭腦，搞科研就要充分占有材料，不能先有結論，后找材料。有的人不注意掌握材料，不是材料不足，就是材料有錯，草率成篇，貽誤后人。有科學頭腦更為重要，這似乎很神秘，其實無非就是要善于邏輯思維，善于抓住材料和結論的內在聯系。占有很多材料，但卻得出錯誤結論，問題就在于不善于分析。搞學問要有兩件法寶，材料、觀點，這是立論的根本；材料要充分、確鑿，觀點要鮮明、有創見。談到古書注釋工作如何繼承前人遺產時，王先生說：“這不僅是個具體學術問題，也是個方法論問題。有的前人已有定論，似乎不可推翻，有的因某位名家曾有評著，便不敢上前問個究竟，這個風氣不好。古人在研究某個問題時已有某些成果，我們怎么辦？他看的材料我也看，看完以后經過自己的分析，看能不能得出和古人一樣的結論。有比較才有鑒別，有鑒別才有提高。惑之深者言必切。躺在別人的現成結論上搞不出名堂。”王老告訴我們，不少學生問他如何才能學習好，他回答說，這不僅要敢于吃苦，而且要善于學習。每個學科都有各自的學習方法，搞語言的就要掌握好語言理論。

王先生的這番話對我以后的學習、寫作、研究都有極大的幫助，我至今心中還在感激他的教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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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教授很喜歡讓我為他照相，每次我把放大的照片送給他，他都十分高興。記得我拍過一張他和他助手張雙棣的工作照片，他十分滿意；后來我放了一張十二英寸的送與他，他把它掛在自己的房間中。

1981年6月我寫了一篇《王力教授的愛好》的短文刊登在《中國青年報》上，介紹他的業余生活：打橋牌、聽音樂、看京劇、練習書法、游覽、烹調。年過八旬的王力教授仍精力充沛，每天工作六七個小時，業余生活也是豐富多彩。他說：“我有兩種娛樂，一種是與普通人一樣，就是看電影、聽音樂；一種是喜歡求知，搞科研工作，這就是我的生活動力。”

年輕時，他的同學出了本紀念冊，每人有一張照片、一個小傳。在王力的小傳上有這么一段話：“他很喜歡讀書，從早到晚讀書；他也喜歡娛樂，一兩個月不看書也行。”他很早就喜歡打橋牌，也一直喜歡聽音樂。他的孩子們受他的影響，都喜歡拉手風琴。有時他在工作，孩子們在室內拉琴，他一點兒不覺干擾。練習書法、游覽是他最好的休息。十年浩劫中，批他的一條罪狀就是“游山玩水”。他很講究飲食，到外面飯店吃了菜，覺得好，回來就告訴自己的夫人，學著去做。

他也愛京劇，從語言學的角度對京戲進行研究。當時，他和幾個京劇愛好者正在共同編寫一部京劇音韻學。他說：“京劇中老生和旦角、花臉同小生的唱腔各不相同，為什么不同，沒人研究過。花臉是男低音，但是和外國歌唱男低音不同，花臉鼻音就特別重。”

作為語言學家，學地方方言也成了他特殊的愛好。他跟自己的夫人學蘇州話，跟保姆學廣州話，跟許多人學，除了福建的方言，其他方言他都能說。

除了語言學研究外，他還翻譯外國文學作品，主要是法文的。多年來他翻譯了世界名著幾十種。他對中國文學也很有興趣，寫過不少雜文和舊詩。抗戰時在旅途中，他最喜歡《紅樓夢》，把這本書從頭到尾進行了語法分析，將語法結構摘錄在練習本上……

這篇文章寫成后未能征求他的意見就發表了。過了幾天我去看望他，心里有些不安。沒想到他很高興地提到這篇小文，說寫得不錯，抓住他的特點了。

大學畢業時向他告別，他當晚就書寫了一幅條幅，錄他的詩作一首，第二天送給我。

畢業后我到全國政協工作，不久又至《人民政協報》副刊專刊部任副主任。王力先生是全國政協常委，我與王力先生又有機會在各種場合見面。他對我這個并不是他的學生的學生始終沒有忘記。

1986年3月16日中午，我去燕南園寓中看望他，并向他組舊體詩詞方面的稿件，他拿出一個小筆記本，里面收錄著他的許多詩詞。他說：“這都是沒有發表過的，你挑幾首吧！”于是我抄錄了《紀事詩贈李賦寧先生》《贈輯志》《游鏡泊湖》《題戴震紀念館》《〈壯哉中華〉征文》《題健行齋讀書圖》六首。后三首在全國政協六屆四次會議開幕時發表于《人民政協報》上。

對于第一首王先生解釋說：“文革”中他和西語系李賦寧教授一起“勞動改造”，李處處照顧他，每次擔煤挑瓦，李先生都把扁擔上的繩子往自己這邊挪上許多。患難之交，情深誼長，王先生始終不能忘懷。此詩為：“搬煤運甓共雙肩，我已白頭君壯年。我自負輕君負重，每懷高誼輒欣然。”王先生還告訴我，第二首是寫給他兒子的。此詩為：“不負當年屬望殷，精研周髀做疇人。霜蹄未憚征途遠，電腦欣看技術新。豈但謀生足衣食，還應服務為人民。愿兒更奮垂天翼，勝似斑衣娛老親。”

那天我的身上恰好帶著一本紀念冊，就翻給王先生看。他看到上面有許德珩、周谷城、馮友蘭、宗白華諸老給我的題詞，十分高興，就說：“我也給你題幾句吧！”我說：“我喜歡您的詩，您就題一首詩吧！”他說：“一首太長，我只題兩句。”于是他很認真地題寫了《〈壯哉中華〉征文》中的兩句：“獻身甘愿為梁柱，許國當能促富強。”這是對我最好的勉勵，非常珍貴！

誰能想到，題此詩句的一個半月后，他就告別了他的事業和他的學生。

每當我看到這幅墨跡，眼前便浮現出王先生那伏案筆耕的形象。王先生生前如此喜愛這兩句詩，其中定有更深的意思吧！

不知王力先生在題此詩句后是否還有手澤留給后人，如若沒有，這當是他的最后一幅墨跡，其意義自不待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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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3月17日，在八寶山革命公墓舉行朱光潛先生的遺體告別儀式時，王力先生出席了。他挪動著胖胖的身軀，深情地在朱先生遺像前鞠躬，這使我想起一些往事。記得朱先生曾告訴我，他同王先生是多年好友，北京解放前夕，王力夫婦在朱家住了很長一段時期。

一個星期后（3月23日）全國政協六屆四次會議開幕，王先生出席了開幕式。大家都感到很欣慰。過了幾天在京豐賓館餐桌上，劇作家吳祖光突然告訴我們，王先生住院了，病得很重。我吃了一驚，在座的女作家葉文玲“哎呀”了一聲，惋惜之情溢于言表。她告訴我：她的小女兒去年考上北京大學中文系漢語專業，開學時王力教授與新同學見了面，同學們很高興，為有王先生這樣的老教授而感到驕傲。

記得王力先生在1980年夏天曾對我說過，他的工作計劃已訂到了85歲。這幾年來，王先生確實殫精竭慮，成就斐然。除了指導研究生和研究寫作外，他還參加了許多社會活動，成為有影響的社會活動家。他是全國政協祖國統一工作組的成員，做了許多有益的事情，但很少有人知道。

王力先生1986年5月3日以85歲高齡仙逝，他在80歲制訂的五年計劃想來大多已經實現。他那嚴謹的工作作風，老當益壯的進取精神，關心青年的誠懇態度都令我永遠不能忘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