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1982年沈從文在東京與日本學界座談

近日到揚州辦事，順路去了邊城書店，進門就看見了日文版的《邊城》，日本文學研究家及漢學家松枝茂夫翻譯的。這本書我早就知道了，卻一直買不到，圖書館也借閱不到。終于在這家同名書店見到了，我迫不及待地問店員多少錢，但被告知不賣。是啊，同名書店理應有幾本鎮店之寶。我隨手打開翻閱到了后記，征得店員同意后我拍攝了后記內容，并很快發給了在日本留學的好友陳麗萍，請她幫我做了翻譯。

作為沈從文與松枝茂夫的友誼見證，這本書可以說太重要了。此書出版于1938年，當時正值中國“抗戰”時期，沈從文已經到了云南在西南聯大任教。但是此書直到近十年后，也就是1948年1月份，松枝茂夫才通過在日本的作家冰心轉交給沈從文。冰心則托人轉交給了沈從文。與此同時，沈從文還接到了在日本東京參加遠東國際法庭審判戰犯工作的好友吳學義寄來的日本版《邊城》。

1948年1月27日，沈從文在回復吳學義的信中寫道：“得示并寄書，極感謝。適同時得冰心女士托人帶來一松枝茂夫譯《邊城》，改造社大陸文學叢書，近四百頁，似尚系八年前譯印，并附一短論，可惜不懂日文，看不懂意思。松枝氏工作似較謹嚴，如知道住處，盼便中一示，弟還想送他幾本新書。”

該書中除了《邊城》外，還包含了《丈夫》、《夫婦》、《燈》、《會明》、《柏子》、《龍朱》、《月下小景》等7篇小說。

或許是從吳學義處得了松枝茂夫的地址，也或許是接到了松枝茂夫的來信。1948年5月31日，沈從文回復了松枝茂夫：“囑書件附函寄回。第三種拙著，鄙意用《湘行散記》或比較妥當。拙著文章有問題處，多在引用土語多雙關意思，譯時或較麻煩，因生長本國都市中人即不甚懂解也。”

松枝茂夫出生于九州佐賀縣。從讀中學時就對文學非常有興趣。后來讀了京都大學出版的《中國學》雜志，以及青木正兒寫的有關中國的文學后，決定把未來方向定在了中國文學。于是報考了東京大學中國文學科。畢業后，癡迷于《紅樓夢》，曾做多次翻譯。后又翻譯了《浮生六記》、《陶庵夢憶》、《陶淵明全集》、《聊齋志異》等以及周氏兄弟的文字。直到1938年,他接觸了沈從文的作品后，感到心靈受到震顫，非常感動，由此很快譯出了《邊城》集。

在譯者后記中，松枝茂夫開頭就引用了沈從文那段有關造廟的理論：“我只想造希臘小廟，這神廟供奉的是人性。”這也是1936年在上海出版的《從文小說習作選》序言內容。

隨后松枝茂夫引用了日本文學評論家岡崎俊夫的《沈從文小論》一文內容，對書中收集的中短篇一一作了解讀。據悉，1935年4月,岡崎俊夫在一次演講中評價沈從文是位天才作家,尤其專注于對沈從文獨特文體的解讀，據說這也是日本最早對于沈從文作品的研究。

松枝茂夫同時還提到他非常喜歡讀《從文自傳》，對于沈從文的成長經歷非常感興趣。他說這部作品文筆頗佳，希望有機會把它翻譯成日文。他還提到了沈從文的《記丁玲》和《記胡也頻》兩篇，認為“不單是傳記文學的杰作，部分內容也可以當作《從文自傳》的續作，是非常有趣的作品。”

松枝茂夫自述：“最開始接觸沈從文作品已經是十年前的事情了，一方面也因為當時自己中文讀得比較吃力，另一方面也許是因為那個時期尚不是一個他能忘我沉浸其中，落筆酣暢恣意的時代，感覺素材雖然比較有趣，但讀起來卻乏味得很，沒有一個能給人留下印象的。之后便沒有再讀（他的作品）。”

但是讀到《邊城》，使得松枝茂夫徹底迷上了沈從文的作品。“最近讀到《邊城》，一下子被那暢達、自在、唯美的筆觸所吸引，（不禁感嘆）這個人的寫作水平什么時候變得如此之高。難怪他被冠以‘筆生花’——文字魔術師的評語，想來也是有理由的……”“特別是通過小說中所講述的宛如完美詩般的故事，我明白了這個民族是多么應該得到純粹愛戴，這令我十分開心。通常，我們觀念中的中國人，都是被末法文明所毒害的墮落的中國人。而那個臉上漾著柔和微笑的像六朝佛一樣的中國人，既然雕刻那些石佛像的人是中國人的話，就說明未受到任何毒害的純潔無瑕的中國人是存在的。不，錯誤的是我們自己的觀念性認識，在墮落的當代中國人的內心深處，肯定還潛藏著一個真正的中國人。我堅信這一點，也將探知和介紹這些真正的中國人，作為從事中國文學研究的重要目標，也正因如此，《邊城》令我感到無限喜悅。”“之后又讀《從文小說習作選》，當中集結了他的作品精粹，感覺篇篇都很好。作為少有的那種多產作家，雖然不了解他具體的著作數目，似乎四五十冊是有的，而且因為他是情緒導向的作家，糟糕的作品也是有的，比如那些都市類作品。而在這個集子中，他也做了相應的修改……”

在翻譯沈從文的作品時，松枝茂夫說感到前所未有的快樂：“在這之前我沒有做過像這樣愉快的工作，可以說喜愛至極。一個一個故事的展開，我帶著夢幻般的心境去翻譯。直到晚間躺在床上，我還在對明天要翻譯的部分一字一字地考慮和琢磨，每天夜里總是帶著這樣的心情進入夢鄉。但到次日執筆時,卻發現自己之前準備好的語言，大抵派不上用場。那仿佛帶有某種韻律的如珠璣般的文字，似乎都被我變成了糞土。頓感自己語言之貧乏，幾度甚至想棄筆作罷。從內心感覺講，我并非是沈從文作品最好的譯者。但是，不管怎樣，看著他的大部分被稱為杰作的作品經過我親手翻出來，還是再幸福不過的事情。”

對于松枝茂夫翻譯的作品集，沈從文曾在拿到日文版后，在扉頁上作題記：“選擇的還有道理，不盡恰當。”

沈從文一直珍藏著這本日譯本，但是后來多次接到松枝茂夫的來信，沈從文都迫于當時現實形勢未做回復。“六五、六年來一信，擬譯全集，不便作復。七五年復來一信，或將譯《湘行散記》，為此作復。并寄所譯《紅樓夢》三冊，及筆記小說一厚冊。已七十二歲，任早稻田中文教授。信中說每與二三友好談及，不寫小說極可惋惜。”這是沈從文后來在日本版《邊城》上的跋記。

從兩人第一次通信到1982年，也就是沈從文隨中日邦交正常化十周年代表團出訪日本，在時隔34年后，兩人終于迎來了第一次見面。這年的初秋，得知沈從文訪問日本,松枝茂夫特地趕到旅館去看望沈從文，兩人一見如故。后來松枝茂夫還邀請沈從文到他曾任教的東京都立大學去演講。聽說沈從文喜歡古典音樂,松枝茂夫還托人給沈從文帶去幾盤肖邦音樂的磁帶。1988年5月，在接到沈從文去世的消息后,松枝茂夫頗為悲痛,并向沈家發去唁電。

曾在網上看到一件拍品說是日本漢學家松枝茂夫《節臨〈蘭亭序〉》，其后有沈從文的題跋：“松枝先生熟諳漢學，慕中華文化，閑晦好筆墨，與余神交四十余年矣，今見其舊時所書蘭亭，融北碑入晉帖……”看落款日期為1982年，正是沈從文訪日之時，我不懂書法，因此不辨真偽，但我想說的是，沈從文對松枝茂夫于漢學的癡迷一定是支持的，并且是感到佩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