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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魯迅對越文化的承繼，學人的探討或依經起義，或文史互證，積累既豐，瑩然之創見所在多有。即以《阿Q正傳》而言，孕育其的越地風俗，經由周氏兄弟、周冠五、章川島、孫伏園、裘士雄等人的細致疏解，業已眉目清晰。不過，在討論“魯迅與越文化”的關系時，《阿Q正傳》的特殊之處依然顯豁：魯迅筆下阿Q生存的越地境遇，既少“大禹卓苦勤勞之風”，又無“勾踐堅確慷慨之志”，一派“世俗遞降”、“瘠弱槁枯”的潰敗之像[1]，且別具令人心酸的戲謔感，這其實是越地市鎮社會風俗高度游民化的結果。[2]探究“魯迅與越文化”，實不應回避這一觸目的景象。在此意義上，《阿Q正傳》提供了絕好的文本，因為它分明是描寫了一個“沒有固定的職業，只給人家做短工”的游民。關于阿Q的“游民”性，不乏學人提及，《阿Q正傳》的約稿人孫伏園在寫于1948年的《＜吶喊＞索引》一文中就曾提出過阿Q是“城里鄉下兩面混出來的”游民而非農民的論斷——“阿Q的性格不是農民的，在《故鄉》中出現的閏土乃是一種農民，別的多是在城里鄉下兩面混出來的游民之類……阿 B 則是這一類人的代表……”[3] 筆者擬以《阿Q正傳》為中心嘗試探討，紹興這樣的越地小市鎮的游民意識的泛濫是否是促成原本以農事為本、勤苦自立的越地“世俗遞降”的重要因素？深諳越地優秀文史典籍傳統的魯迅為何有意無意之間會選擇沉潛至文化資源極度匱乏的游民的精神世界，在越地風俗既狂熱又麻木的精神底色里實施他的國民性批判，這其中的隱微如何理解？

一、“正在做流民”：游民記憶的喚醒

魯迅創作《阿Q正傳》的過程可以說是其越地市鎮的游民記憶逐漸被喚醒，且自己對“游民意識”由不自覺到驚醒乃至深入批判的過程。《〈阿Q正傳〉的成因》一文是魯迅關于《阿Q正傳》的創作過程最為詳實的介紹文字，講到創作的真實狀態時有如下的表述：

第一章登出之后，便“苦”字臨頭了，每七天必須做一篇。我那時雖然并不忙，然而正在做流民，夜晚睡在做通路的屋子里，這屋子只有一個后窗，連好好的寫字地方也沒有，那里能夠靜坐一會，想一下。伏園雖然還沒有現在這樣胖，但已經笑嬉嬉，善于催稿了。每星期來一回，一有機會，就是：“先生，《阿Q正傳》……明天要付排了。”于是只得做，心里想著，俗語說：討飯怕狗咬，秀才怕歲考。我既非秀才，又要周考，真是為難……[4]

這段細致的回憶文字里特別突出的是兩點：一是魯迅自己在創作《阿Q正傳》時在北京城“正在做流民”的煩躁心境，這里的“流民”即是本文所稱的“游民”。二是孫伏園的催稿帶來的創作上的緊迫感。僑居北京“正在做流民”的感受、寫作任務的緊張恰恰有助于喚醒魯迅潛隱的越地游民記憶。魯迅不經意間“心里想著”的“俗語”里，“討飯怕狗咬”就是一個典型且常見的游民的艱辛生活畫面，它后來也暗暗化作了《阿Q正傳》里阿Q跑到靜修庵里偷老蘿卜時被大黑狗追咬的狼狽場景。筆者在這里還想略做推測，甚至連那笑嬉嬉的故鄉門生孫伏園，在魯迅當時的潛意識里，應該也像“正在做流民”的自己一樣，同樣是一個正掙扎著在京城里討生活的越籍游民吧！瞿秋白在《〈魯迅雜感〉序言》就曾說過，“‘五四’到‘五卅’之間中國城市里迅速的積聚著各種‘薄海民’（Bohemian）——小資產階級的流浪人的知識青年”[5]。當時的孫伏園無疑正是這樣的智識青年。細心體會即知，同樣“正在做流民”的孫伏園的頻繁出現和催稿，想必更易激發起魯迅對紹興城里游民生活場景的潛在記憶！

關于紹興城里的游民生活場景，周建人的《阿Q時候的風俗人物一斑》一文提供了生動的回憶：

那時候的紹興，還有一種特別的現象，是流氓風氣的蔓延。尋事打架的事情很多很多。那里有不少錫箔店設廠，雇用一種特別的工人，稱為鍛箔司務，把小而厚的錫片打成薄而大的锝片，以便砑在一種黃色紙上。此項工人大都是外邊人，城內惡霸式的人們有事時常常邀請他們為打手的。這種好打的風氣影響了孩子們，亦養成好毆打的脾氣。例如秋官地上有“歪擺臺門”，門口常聚集著若干個十多歲的。孩子。遇見單身的陌生孩子走過時，便設法與他挑戰，謀達到打他的目的。學校興辦起來以后，此風始漸衰；然而還有一部分人，例如開茶食店的小店王某弟兄，還是時常在街上閑蕩，遇見單身的孩子走過，先由較小的一個去撞他，譏笑他，然后較大的參加進去，以達到攆毆單身過路的孩子這目的為快。這種情形，在上海等處卻沒有看到。[6]

周建人此處記錄了多是“外邊人”的紹興錫箔業雇工的好勇斗狠。根據裘士雄等所著《魯迅筆下的紹興風情》一書的介紹，“舊紹興，素有‘錫半城’之稱，那就是說，紹興幾乎有半城人從事錫箔業，靠它來維持生計”，“幾乎在城內每一個角落，特別是南后街、五福亭到大慶橋一帶，大街清道橋以南到大云橋一帶，都設有錫箔作坊……紹興有許多茶店酒肆，它們經常的顧主就是錫箔師傅”[7]。不難看出，作為舊紹興主要產業的錫箔業雇工的好勇斗狠正是越地小市鎮游民群體（“外邊人”）的典型特征，所謂“這種好打的風氣影響了孩子們，亦養成好毆打的脾氣”，正是游民群體的好斗作派對市井細民長期潛移默化影響的結果——《阿Q正傳》里“未莊的閑人”們動輒就來場“龍虎斗”正是其生動的寫照。

周作人也不乏這樣的觀察和記憶。根據他在《魯迅小說的人物》一書里的陳述，《阿Q正傳》里關于阿Q打架的描寫讓他聯想起的就是紹興的小流氓——“小破腳骨”，“他們在街上游行找事，訛詐勒索，調戲婦女，搶奪東西，吵嘴打架，因為在他們職業上常有挨打的可能，因才在這一方面需要相當的修煉，便是經得起打，術語稱曰‘受路足’”[8]。他還提到《阿Q正傳》里的“地保”也多由“游手好閑”的人擔任，而阿Q與小D的“龍虎斗”也是“最乏的小破腳骨（流氓）們打架的辦法”[9]。與好勇斗狠的錫箔業雇工相類，這些‘小破腳骨’、“游手好閑”之人無疑也是游民群體的一種類型。其實，阿Q口中自稱或罵人的“蟊賊”、“毛蟲”、“蟲豸”等用語，正是指稱這類游民群體中最惡劣的品類——流氓的常用之語。[10]

周氏兄弟對紹興風俗中的“流氓風氣的蔓延”的記憶提醒我們：阿Q的行止做派實則根植于“游民”氣氛濃郁的晚清越地風俗。雖然在魯迅心中阿Q的“流氓氣還要少一些”，真正有流氓氣的倒是未莊的趙太爺之流[11]，但無可否認，正如魯迅所說，阿Q畢竟“也很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12]。在研究游民問題的學者王學泰看來，“沒有走出未莊時的阿Q，就是處在這種缺乏自覺的游民狀態”[13]。“阿Q只是一個流浪于城鄉之間的游民的典型形象……至于他的思想意識為什么具有‘國民性’，那是因為游民意識泛濫的結果”[14]。王學泰坦言，注意到游民問題后“首先引起我思考的（就）是魯迅先生的《阿Q正傳》”[15]，看來根植于越地游民記憶的《阿Q正傳》也很容易再召喚出對游民問題的思考。

二、“有乖史法”：游民的書寫

《阿Q正傳》本是應孫伏園的邀請特地為《晨報副刊》的星期特刊而做的，最初發表的欄目叫“開心話”，筆調自然應比平常行文要輕松些，如此方能迎合讀者的愉悅性需求。對照一下《阿Q正傳》，尤其開篇的戲謔筆致與魯迅之前發表過的《狂人日記》、《孔乙己》、《藥》、《明天》等小說，的確是有著明顯的差別。在每周需要連載發表的緊張壓力下，《阿Q正傳》的寫作既然要照顧到喜聞樂見之類的大眾趣味，對通俗文藝故事模式的借用和戲仿應該是特別自然的事。畢竟，通俗文藝基于市場化的需求較能迎合市井類的精神需求，更容易被接納，關于這一點，魯迅在以后的《馬上支日記》一文里說得無比清楚，“我們國民的學問，大多數卻實在靠著小說，甚至于還靠著從小說編出來的戲文”[16]。的確如此，通俗文藝恰恰也是游民意識、情緒的重要傳播途徑。《阿Q正傳》第一章交代關于“正傳”的來源，說從“不入三教九流的小說家所謂‘閑話休提言歸正傳’這一句套話里取出‘正傳’兩個字來，作為名目”，這是頗有意味的。因為給阿Q這樣的游民作傳，在士大夫的文體分類里實在難以找到匹配的名目，只有在“不入三教九流的小說家”——多半是同樣身為游民的江湖藝人那里才能得到妥帖的解決。《阿Q正傳》還刻意以自嘲的筆致敘述，“從我的文章著想，因為文體‘卑下’，是引車賣漿者流’的話”云云，其敘述口吻與語態也儼然是一介游民文人的習氣，引人發笑。

通俗小說和戲劇才真正能寄寓和傳播像阿Q那樣的游民的情感和意識，自然也會得到他們的喜愛。《阿Q正傳》里阿Q精神世界里的文化碎片——紹劇里《龍虎斗》里的唱詞“我手執鋼鞭將你打”、小曲《小孤孀上墳》等無疑都浸染著濃重的游民氣。關于通俗文藝中浸染的游民氣，對中國小說史有精深研究的魯迅來說，應該更有著別有會心的體味。他在《中國小說史略》里就曾具體分析過“為市井細民寫心”的《三俠五義》的游民故事的模式：“時去明亡已久遠，說書之地又為北京，其先又屢平內亂，游民輒以從軍得功名，歸耀其鄉里，亦甚動野人歆羨。故凡狹義小說之英雄，在民間每極粗豪，大有綠林結習，而終必為一大僚隸卒，供使令奔走以為寵榮，此蓋非心悅誠服、樂為臣仆之時不辦也。”[17]這里所謂“屢平內亂，游民輒以從軍得功名，歸耀其鄉里，亦甚動野人歆羨”，正是江湖藝人創作、傳播的流民故事里人們如何看待“發跡變泰”后的游民英雄的刻板模式，《阿Q正傳》里阿Q從城里回未莊后“得了新敬畏”，未莊上下各色人等的反應即是這一模式的生動描摹。只是阿Q終非“英雄”，欲投奔革命而不得，也就無法演繹后面的“終必為一大僚隸卒”之類的故事了。

需要注意的是，《阿Q正傳》里對通俗文藝里游民故事寫法的借用與反諷其實是高度悖論化的，辛辣挖苦后的心酸，滑稽譏諷下的苦味，肆意嘲弄時的自嘲都糾葛在一起。這是它迥異于一般游民故事的地方。《阿Q正傳》里在在可見來自典籍文化里的綱常倫理、警句格言對阿Q的規訓和嘲弄。在魯迅筆下，阿Q著實難以真正進入由正統典籍文化里的言辭構筑的文化世界，只能接受小說敘述者表征的文史書寫者的任意打量和戲謔。可悲的是，阿Q極端匱乏的精神世界里又的確充斥著來自正統文史世界的碎片，“體統”、“男女之大妨”、“犯諱”、“排斥異端”等等正統社會文化的意識所在多有。這其實正是“游手之徒”的精神世界的真實狀態。這是一個文化潰敗的世界。整體性的文化價值已經解杻潰散，即使一些文化的碎片也被深通權變的越地權力把控者（趙老太爺、假洋鬼子、趙秀才等）高度壟斷，根本無法賦予粗糙、匱乏的生存者（阿Q、王胡、小D）以生命的意義，也無法呵護最弱小者（小尼姑、阿Q、吳媽）的生存尊嚴。在這個文化潰敗的世界里真正起作用的是人的動物本能、是弱肉強食的力量對抗，一切原有的文化符號都在潰敗中走樣變型，失卻了其原本的嚴肅性。這正是《阿Q正傳》別具戲謔色彩的原因。無論魯迅如何念念不忘、禮贊他所愿意繼承發揚的諸種越文化的優秀精神——“大禹卓苦勤勞之風”、“勾踐堅確慷慨之志”、浙東學術切于人事的史學品格……這些均是諸多研究者樂意強調的，然而這些精神資源在阿Q式的“游手之徒”的精神世界里只能是難以理喻的天書，和自己的卑微生存毫不相關的生硬訓誡。這就不難理解，魯迅對這一游民精神世界的書寫難免不像《阿Q正傳》里自陳的那樣，“有乖史法”了。

三、“微塵似的迸散”：游民的命運

正如不“有乖史法”幾乎無法呈現阿Q的無價值的人生，不借助于象征筆法怕是也難刻劃出阿Q最后悲劇性的命運。阿Q的命運以“兩眼發黑，耳朵里翁的一聲，覺得全身仿佛微塵似的迸散了”為結，臨刑時刻阿Q的頭腦里還幻化出了一只餓狼吞噬撕裂自己靈魂的景象，在將死之時他才因極度的恐懼獲得了真切的生命意識，這自然是不同于刻板的游民故事的奇異的象征筆法：

這回他又看見從來沒有見過的更可怕的眼睛了，又鈍又鋒利，不但已經咀嚼了他的話，并且還要咀嚼他皮肉以外的東西，永遠不遠不近的跟他走。

這些眼睛似乎連成一片，已經在那里咬他的靈魂。

救命……

然而阿Q沒有說。他早就兩眼發黑，耳朵里嗡的一聲，覺得全身仿佛微塵似的迸散了。[18]

筆者以為，魯迅筆下阿Q生命的“微塵似的迸散”可以說也是越文化本身潰敗的象征。這是因為，如果我們細細思量，阿Q“皮肉以外的東西”究竟是什么？應該是“他的靈魂”嗎？他何以該喊拯救靈魂的“救命”時卻“沒有說”？他真的擁有能拯救自己靈魂的文化資源嗎？“他的靈魂”究竟又得到了何種文化的呵護和滋養呢？恐怕事實是，游民阿Q只有一條赤裸裸的自然生命，還無意識地背上了種種苛求生命的越地禮教文化、風俗的重負。陳方競在《魯迅與浙東文化》一書曾對越地的社會風俗做過細致梳理。他的研究表明，越地民俗中存在的道教、佛教的混融，道士的巫術化，民間道、佛教的封建倫理化等諸種“神道設教”的做法，都是像阿Q那樣的底層民眾身上被施加的沉重的精神奴役。身為“游手之徒”的阿Q，由于其生存處境的極端匱乏，他的種種本能反應——對正統禮教觀念的順服，對等級制的熱望、對弱小者的鄙夷等，其實仍根植于越地真實的禮教、風俗，分明有著觸目的狂熱和愚昧。[19]潰敗中的越文化正表現出它根坻里可怕的吞噬人的面相，這大概就是魯迅在創作《阿Q正傳》的過程中“漸漸認真起來”的內在原因！

黑格爾曾說，奴隸對奴隸主施與自己的純粹否定性力量，“并不是在這一或那一瞬間害怕這個或那個災難，而是對于他的整個存在懷著恐懼，因為他曾經感受過死的恐懼、對絕對主人的恐懼。死的恐懼在他的經驗中曾經滲透進他的內在靈魂，曾經震撼過他整個軀體，并且一切固定規章制度命令都使得他發抖”[20]。細讀魯迅對阿Q臨刑最后時刻的象征性描寫，浮現在讀者眼前的卻正是阿Q在“這一或那一瞬間害怕這個或那個災難”，不過真正令人揪心、給人以刻骨銘心的震撼，乃至對讀者的精神世界給予籠罩性影響的卻是小說對阿Q這樣一個失去任何文化庇護的卑微的游民難以掙脫“對他的整個存在懷著恐懼”這一根本生存處境的揭示。在這一點上，阿Q甚至還不如看上去更為弱小、遭他欺負的靜修庵里的小尼姑、趙太爺家的女仆吳媽，畢竟她們還有越地的宗教、禮俗可以暫時依靠。一為游民，便無可避免地要沖撞正統的禮教秩序，也勢必遭到后者的排斥和報復，阿Q連安穩做奴隸的資格都不再能擁有了。

如果說單純的求生本能還能讓阿Q“狀了膽”，仰仗“手里有一柄斫柴刀”來保護自己的話，他著實無從應對“咀嚼他皮肉以外的東西”、“咬他的靈魂”的威脅了。其實，在極端的生存匱乏中，阿Q已經竭盡全力地啟用了越文化的碎片來保護自己了，雖然顯得那么可笑和悲哀。現在，隨著他肉體的“微塵似的迸散”，他所憑依的越文化的碎片也毫無疑問的“微塵似的迸散”了。不過這“迸散”依然是一個幾乎無事的悲劇，不會對“未莊的輿論”產生些許的影響。當一個掙扎的卑微的生命的終結在越地禮教、風俗的中不能留下一絲漣漪，恰恰表明了越文化的潰敗已經到了無比殘忍、麻木的地步。

從主觀愿望上，魯迅在創作《阿Q正傳》時并不愿過多顯露它的越地地方色彩，這還引起過一些人的非議。蘇雪林就談到：“魯迅記述鄉民談話，并不用紹興土白，這也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胡適常惜《阿Q正傳》沒有用紹興土白寫，以為若如此則當更出色。許多人都以這話為然……”[21]饒有意味的是，魯迅對自己回避地方色彩做法的解釋正是為了防止對作品產生阿Q式的解讀，他說：“我的一切小說中，指明著某處的卻少得很。中國人幾乎都是愛護故鄉，奚落別處的大英雄，阿Q也很有這脾氣。”[22]他的這一認識也滋生了《阿Q正傳》里介紹阿Q的籍貫問題時的戲謔性筆墨，魯迅在行文時特意對“好稱郡望的老例”施加了辛辣的諷刺。

令人感慨的是，在“魯迅與越文化”的研究中，其實并不乏此類“好稱郡望的老例”。譬如，魯迅在1912年為紹興《越鐸日報》的創刊號所作的《＜越鐸＞出世辭》一文是研究“魯迅與越文化”時經常被引述的。不過人們多偏愛開篇的幾句——“于越故稱無敵于天下，海岳精液，善生俊異，后先絡驛，展其殊才；其民復存大禹卓苦勤勞之風，同勾踐堅確慷慨之志，力作治生，綽然足以自理。”[23]——這是稱頌越文化優秀精神傳統的文字，的確動人；但同樣需要注意的卻是緊跟著的表述——“世俗遞降，精氣播遷，則漸專實利而輕思理，樂安謐而遠武術，鷙夷乘之，爰忽顛隕，全發之士，系踵蹈淵，而黃神嘯吟，民不再振。辮發胡服之虜，旃裘引弓之民，翔步于無余之舊疆者蓋二百余年矣。”[24]很明顯，魯迅更憤激且切痛的卻是“二百余年來”越地“世俗”的潰敗情形。他把這種潰敗的原因歸咎于兩個方面，一是民間的“世俗遞降”，一是外族的殘酷入侵與控制。魯迅此時似乎視前者為更根本的原因。下文魯迅遂大聲疾呼越人應趁著辛亥革命“首舉義旗于鄂”的機會振拔起來，盡自己的責任改變越地因“專制久長，鼎鑊為政”而導致的“瘠弱槁枯”的局面，進而“紓自由之言議，盡個人之天權，促共和之進行，尺政治之得失，發社會之蒙覆，振勇毅之精神”[25]。這些文字里浸透的是異常激昂奮進的情緒。不過文末部分，魯迅再次透露出了勃興的革新理想與沉滯的越地現實對照之下油然而生的焦慮與孤獨感：“猗此于越，故稱無敵于天下，鷙夷縱虐，民生槁枯，今者解除，義當興作，用報古先哲人征營治理之業。唯專制永長，昭蘇非易，況復神馳白水，孰眷舊鄉，返顧高丘，正哀無女。”[26]

《＜越鐸＞出世辭》里魯迅兩種情緒的交織可謂他對越文化的真實心態。學人其實也不難列舉出魯迅在公開的文章或私人書信、日記里對越地故土既愛又怨的諸多文字。不過，就筆者的閱讀所見，討論越地歷史文化傳統尤其鄉賢大德、經史典籍對魯迅積極影響的文字所在多有，而愿意研析魯迅所言及的現實的越地因何二百余年來“世俗遞降”的究竟是少數。

研究者的厚此薄彼并非沒有原因。即以《阿Q正傳》的研究而言，要想具體理解“二百余年來”越地“世俗遞降”的情形困難重重，其中尤其對越地的游民問題深入探究更非易事。筆者根據王學泰在《游民文化與中國社會》一書提供的線索了解到，中國人數激增的“城市流民階層是形成于宋代”，但還主要集中在畸形繁榮的通都大邑里。[27]而“明清兩代主要是星羅棋步的中小城鎮吸收了大批的脫離小農生產的勞動力，同時也聚集了大量游民……明中葉以后的游民則多聚集在專制統治者力量相對薄弱的小市鎮”[28]。這是一個很有啟發性的判斷，但若借鑒此論斷研究明清以降越地的游民問題，尚需要更多社會學、史學、人口學等實證材料的支撐。然而，學界對明清以降越地涉及的游民的史料尚未有全面深入的積累，謝國楨先生編纂的《明代社會經濟史料》一書曾對“游民貧民”問題的史料做過鉤沉，卻獨缺越地[29]。筆者也曾檢覽紹興府志，會稽縣志（萬歷、乾隆、光緒）、會稽縣志（康熙 道光）等地志諸書，亦查閱魯迅所輯的《會稽郡故書雜集》，還根據魯迅輯錄的“紹興八縣鄉人著作”書目[30]（按：八縣指山陰、會稽、上虞、余姚、蕭山、諸暨、嵊縣、新昌）對共計78種撰述多有查考，結果卻是幾乎一無所獲，盡管這書目里也不乏野史筆乘類的著述。可見，《阿Q正傳》開篇所云，因阿Q所屬“人群卑下”所以記載其行止的也只能“文體卑下”，只好從“‘不入三教九流的小說家’所謂‘閑話休提言歸正傳’這句套話里，取出‘正傳’兩個字來，作為名目”，其實并非全是戲言。士人們的言述系統對作為社會現象的游民的群體世界可能還略有著墨，若是講到它們對游民精神世界、個體心靈世界的隔膜，恐怕迄今為止都難以消除。

因此，在討論“魯迅與越文化”的命題時，學人們多囿于越地的史學傳統及典籍文化，而對更真實的越地社會的流民意識泛濫少有措意缺乏研究，的確有其內在原因。那原因的實質就是隔膜。《阿Q正傳》開篇不也對以何種文史體例接納游民阿Q的行止大費周章嗎？事實上，如果不是《阿Q正傳》塑造的鮮活的“游手之徒”“阿Q”形象，“二百余年來”越地的游民群體依然會隱而不張。在這個意義上，“游民與越文化”這一命題，已不僅是深化“魯迅與越文化”研究的學術性命題，更是一個測量當下學院知識分子與底層民眾之間精神距離的現實性命題，其中的幽暗與真相，對筆者在內的諸多學院知識分子恐怕都會是沉重的拷問。但這無疑是真正來自魯迅特有的精神力量的挑戰！

《阿Q正傳》其實是看似戲謔卻相當晦暗的作品。小說開篇即說為阿Q立傳之人“仿佛思想里有鬼似的”，這大有蹊蹺。何謂鬼?鬼不就是和活著的人糾纏不清的死去的靈魂嗎？何謂游民？游民不就是被正常的社會秩序拋棄但又與之糾纏不清的人類社會既黑暗又不時閃亮的暗影嗎？鬼與活人，游民與正統社會，正構成了相互映照的世界！要想真正理解一方，怕是需要進入對方的深處才行的！這應是《阿Q正傳》給我們的第一個啟示。

“仿佛思想里有鬼似的”，還有第二層意思。正如游民的出現一定是越地正統社會秩序潰敗的結果一樣，“思想里有鬼”一定是思想本身即將出現分裂、潰敗乃至絕望感的前兆。所謂“察淵者不祥”，《阿Q正傳》的出現，正見證了魯迅心靈深處的絕望感正在急劇地凝聚、奔突，終將奔涌而出的狀態。這可以說是《阿Q正傳》提供給我們的第二個啟示。

總結出這兩個啟示，了無“論精微而朗暢”的妄想。相反，如何面對《阿Q正傳》引發的精神振蕩，恐怕更真實的前景依然是“溯洄從之，道阻且長”。

注釋：

[1]魯迅：《集外集拾遺補編·<越鐸>出世辭》，《魯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 41—42頁。

[2]此處所指的“游民”取其寬泛義，指脫離原有社會宗法秩序，游食于城鄉之間的人。更精確的辨析請參照王學泰《游民文化與中國社會》（同心出版社2007年增修版）一書的緒論。

[3]孫伏園：《<吶喊>索引》，錄自《魯迅研究研究月刊》2011年第2期，第61頁。

[4]魯迅：《華蓋集續編·〈阿Q正傳〉的成因》，《魯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97頁。

[5]瞿秋白：《〈魯迅雜感選集〉序言》，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魯迅研究室編：《魯迅研究學術論著資料匯編》第1卷，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827頁。

[6]周建人：《阿Q時候的風俗人物一斑》，陳漱渝主編：《說不盡的阿Q》，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175頁。

[7]裘士雄等：《魯迅筆下的紹興風情》，浙江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176、179頁。

[8]周作人：《魯迅小說的人物》，陳漱渝主編：《說不盡的阿Q》，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146頁。

[9]周作人：《魯迅小說的人物》，陳漱渝主編：《說不盡的阿Q》，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156頁。

[10]參見陳寶良：《中國流氓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頁。

[11]見魯迅致劉峴的信，《魯迅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06頁。

[12]魯迅：《且介亭雜文·寄〈戲〉周刊編者信》，《魯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54頁。

[13]王學泰：《游民文化與中國社會》（增修版），同心出版社2007年版，第552頁。

[14]王學泰：《游民文化與中國社會》（增修版），同心出版社2007年版，第5頁。

[15]王學泰：《游民文化與中國社會》（增修版），同心出版社2007年版，第5頁。

[16]魯迅：《華蓋集續編·馬上支日記》，《魯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52頁。

[17]魯迅：《中國小說史略》，《魯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87-288頁。

[18]魯迅：《吶喊·〈阿Q正傳〉》，《魯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552頁。

[19]陳方競：《魯迅與浙東文化》，吉林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29-178頁。

[20]黑格爾：《精神現象學》（上），賀麟 王玖興譯，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第129-130頁。

[21]蘇雪林：《〈阿Q正傳〉及魯迅創作的藝術》，陳漱渝主編：《說不盡的阿Q》，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570頁。

[22]魯迅：《且介亭雜文·答〈戲〉周刊編者信》，《魯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49頁。

[23]魯迅：《集外集拾遺補編·<越鐸>出世辭》，《魯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 41頁。

[24]魯迅：《集外集拾遺補編·<越鐸>出世辭》，《魯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 41頁。

[25]魯迅：《集外集拾遺補編·<越鐸>出世辭》，《魯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 41、42頁。

[26]魯迅：《集外集拾遺補編·<越鐸>出世辭》，《魯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 42頁。

[27]王學泰：《游民文化與中國社會》（增修版），同心出版社2007年版，第119頁。

[28]王學泰：《游民文化與中國社會》（增修版），同心出版社2007年版，第530頁。

[29]謝國楨：《明代社會經濟史料選編》（校勘本下），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38-460頁。

[30]魯迅手擬書目《紹興八縣鄉人著作》，《魯迅研究資料》（4），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11-11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