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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普玄的長篇小說《逃跑的老板》，形象描繪了市場經濟條件下在商海中闖蕩的一群老板的奮斗史和掙扎史。作品具有清醒現實主義特質，堅持理性觀察，冷靜描繪，阻拒假定現實，拒絕粉飾現實，反對涂黑現實，按照現實本來的模樣去書寫去呈現。作品續接了文學史上“問題小說”的精神血脈，直面社會現實和人生現象，敏銳發現問題，敢于直面問題，大膽揭示問題，勇于呈現問題真相，試圖解答問題，體現了文學創作的風骨所在。

關鍵詞：普玄 《逃跑的老板》 現實主義 問題小說

普玄的長篇小說《逃跑的老板》，以清醒的現實主義視野和強烈的問題意識，以多聲部復調式敘事結構，形象描繪了當下市場經濟條件下商海中闖蕩的一群老板的奮斗史和掙扎史，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一

普玄的這部小說，具有清醒現實主義的特質。

列寧在評價托爾斯泰的創作時，指出托爾斯泰小說最顯著的特點是“最清醒的現實主義”, 呈現出“可怕的真實”“驚人的真實”“極度的真實”“他像一個威嚴正義的法官, 無情地撕下一切假面具”。可見，理性觀察，冷靜描繪，如實描寫現實，揭露現實矛盾，是清醒現實主義的根本特征。清醒的現實主義創作，阻拒假定現實，拒絕粉飾現實，反對涂黑現實，按照現實本來的模樣去書寫去呈現。

我們所身處其中的現實世界，本然是昂揚與沉郁同在，幸福與不幸并存，喜劇與悲劇渾然一體，高與下、正與惡、清與濁糾纏不清，那么反映社會現實的文學作品必然與生活相隨，美好的旋律與噩夢的交響傳達的是命運的聲音，生命的覺醒與靈魂的淪喪表征的是人類的處境，人性的高潔與人心的卑微出自人生的本然。普玄就如米蘭·昆德拉所說的“存在的勘探者”，貼近現實，貼緊人心，在小說創作中如實描繪正在發生的人間故事。

陳三兒、柴老板、陳老板、王老板、高老板、牟老板、汪老板、金老板、閩老板、梅老板……小說所描繪的十幾位老板，各有一部奮爭史、榮光史、屈辱史和辛酸史。其中多位老板具有跑路的經歷。而小說以《逃跑的老板》為名，將“逃跑”這一具有倉惶、狼狽意涵的意象，賦予作為個體名詞或集體名詞的 “老板”，構成一種緊張的氛圍和內在的張力。近年來，各地頻繁曝出“老板跑路”的消息。從網上報道的消息看，以溫州為例，2011 年相繼有數十家企業老板跑路。當然，跑路的原因各不相同。如作者著墨最多的陳三兒，大學畢業后到企業子弟學校工作，后擔任企業老總的秘書，又辭職當了報社記者，然后就順應市場潮流干企業，先后三次投資、三次失敗，因與鋼鐵企業集團合資出現入股糾紛，踏上被追債跑路的征途；牟老板為債而逃，金老板因騙而逃，王老板因婚變而逃……無數老板在奔逃的路上。

浩瀚的商場，波詭云譎、暗流涌動，觸目驚心的故事正在發生。

故事中的柴老板在參與一個“用幾十臺挖掘機可以干五年的填海工程”時，驚動了漳州市一個有名的混混兒頭目，他帶隊伍找上門來。柴老板認為“這個項目是合法競標得來的，有法律依據，混混兒頭目認為所謂的競標和法律，狗屁不值，都是一種形式，他們是這塊土地的原住民，外地人來開采了他們山水，他們的后代沒有飯吃”。柴老板反復找有關方面協調都不起作用，他又不愿把項目分給這個混混兒頭目，于是最后決定教訓這個混混兒頭目一頓。柴老板經過精心組織，把混混兒頭目打敗了，“一直打到海邊，混混兒頭目從海里爬出來跑到石頭山上曬了很久很久的太陽”，然后竟然大白天跑到柴老板家里，殺了柴老板的老婆和兩個孩子。市場經濟發展并不總是艷陽高照、鮮花盛開；商場競爭，往往伴隨著爭斗甚至血腥事件的發生。如果對此視而不見，漠然視之，有意識在文字中屏蔽，甚或只會高歌禮贊，那就意味著作家失去了立場，文學失去了重量。正如鄭振鐸所指出的，“我們現在需要血的文學和淚的文學似乎要比雍容而雅、吟風嘯月的作品更甚些”（鄭振鐸：《血和淚的文學》）。一個有責任感有良知的作家理當理性發現現實生活存在的問題，勇于書寫真實的現實世界，哪怕呈現“可怕的真實”。固然，正如朱自清所論，“人生要求血與淚,也要求美與愛, 要求呼吁與詛咒, 也要求贊嘆與詠歌, 二者原不能偏廢”。問題的根本在于，絕不可惟見美與愛，只表贊與詠，血與淚、呼吁與詛咒，或更能引發讀者的思考，激發改革的洪流。

小說描寫了另外一個搞旅游地產項目的騙子陳老板。陳老板自稱騙錢的四大招數：“第一項目要有吸引力”“第二要有政府出面開業剪彩，奠基，老百姓信這個”“第三要請明星代言”“第四也是最絕的辦法，要從自己親戚朋友下手，先動員他們，親戚朋友的返利要快一點，比銀行利息高三四倍，他們只要拿到一兩回安全利息，他們會一個一個親戚朋友傳下去，都想悄悄的在你這里發財。”他聲稱在一個湖島上發現了溫泉，他要開發養老溫泉地產，并宣揚這個養老溫泉地產投資回報非常高。在他開業的時候，政府官員去奠基剪彩，各大報紙天天采訪報道，把他當作一個英雄一般的人物來宣傳。他行騙的對象主要是老人，一對老人夫婦集資幾十萬，有幾百個老人上當，等老人們把幾十年的積蓄投進去，他的資金鏈卻斷了結果可想而知。

小說還敘寫了其他一些老板的故事：一個臺灣老板要兼并已經停產的橡膠廠，不想拿錢，就要把橡膠廠土地質押給銀行遣散職工；柴老板搞工程竣工慶典，請當紅女影星捧場，演出結束，把女影星包夜；汪老板不承認行賄被抓；高老板因穿花衣服、喇叭褲、留長發被嚴打；門里蟲到澳門豪賭十幾億，被敲詐……商場亂象，令人不寒而栗。

應當看到，改革開放40 多年來，我國逐漸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全面調動人民積極性，激發了經濟活力，創造了經濟發展的中國奇跡，廣大人民群眾正在過上富裕、幸福、文明的美好新生活。但是，任何事物都有兩面性，市場經濟的負面影響逐步顯現，等價交換原則使人產生對金錢的崇拜，形成拜金主義價值觀，有的人以積聚金錢為核心，為了錢不擇手段，同時把等價交換運用到非經濟領域，錢權交易、錢法交易、錢色交易出現，敗壞了社會風氣，踐踏了社會公正，在一定程度上瓦解著道德觀念和道德約束。市場經濟利益主體的多元化、價值的多元化和對個人利益的肯定，導致極端個人主義盛行，損害國家利益、集體利益、他人利益的行為滋長蔓延。不可否認，這就是真實的現實存在。

法國文學史家愛彌爾·法蓋曾說過，“現實主義是明確地冷靜地觀察人間的事件，再明確地冷靜地將它描寫出來的藝術主張”。作為清醒現實主義的實踐者，普玄認為，在當下這個時代，虛構和虛假，無法真正撞擊社會的神經，讀者更呼喚真實的東西。文學的選擇，代表社會能量的流向—文學朝真實走，讀者是買賬的。所以，普玄不陶醉于陽光溫暖、盛開的花朵，一味粉飾現實就是逃避現實；亦不回避暗影陰冷、無奈的凋零，一味抹黑現實亦是偏離真實；他以理性思維和銳利眼光，如實描寫奔波在商場中老板的各色生活，寫出了真正反映現實、表現生活的作品。應該說，正是“真實”，鑄就了普玄作品的靈魂；也只有極度的逼真，才賦予他的創作以巨大的沖擊力與感染力。

當然，冷靜的描寫，理性的揭示，并不意味著普玄的作品是所謂批判現實主義的翻版，其目的就如魯迅所指出的，是為了“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①，“意在復興，在改善！”②

二

問題，是普玄《逃跑的老板》的骨骼。

普玄續接了文學史上“問題小說”的精神血脈，整部小說直面社會現實和人生現象，敏銳發現問題、試圖解答問題。事實上，能不能密切關注現實，主動介入現實，敢不敢直面問題，大膽揭示問題，勇于呈現問題真相，是文學創作的風骨所在。

眾所周知，“問題小說”是以普遍存在的社會問題為題材的一種小說，始于19 世紀中葉，英國作家蓋斯凱爾夫人的《露絲》、美國女作家斯陀夫人的《湯姆叔叔的小屋》被認為是具有極大影響的“問題小說”。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問題小說”產生于“五四”時期。彼時民主主義、社會主義兩大思潮風起云涌，文學創作中形成了文學必須接觸現實人生問題的啟蒙主義主張。這一時期的“問題小說”思考和表現的主要是“一些有關人生的一般的問題”③，核心是人生的目的、意義、價值以及與之密切相關的個性自由、戀愛婚姻、倫理道德、婦女解放等社會問題，另外還有兒童問題、教育問題、勞工問題等等。正如周作人所論，“問題小說，是近代平民文學的出產物。這種著作，照名目所表示，就是論及人生諸問題的小說”（ 《中國小說里的男女問題》）。陳望道、茅盾等則認為，“問題小說”就是“以勞工問題、子女問題以及倫理、宗教等等問題中或一問題為中心的小說”。魯迅作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問題小說”的開山鼻祖，“創作了深刻反映辛亥革命前后中國社會問題的傳世之作”④。在談及《狂人日記》的創作意旨時，魯迅提出“原意其實只不過想將這示給讀者，提出一些問題而已”（《英譯本短篇小說選集自序》）。文學史也公認冰心的《斯人獨憔悴》開了“問題小說”風氣。冰心說，“我由模糊而慢慢地看出了在我周圍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里的種種問題”，“我只想把我所看到聽到的種種問題，用小說的形式寫了出來”⑤。可見，瞄準社會和人生問題，是“問題小說”的根本取向。“五四”之后，趙樹理也曾經把自己的小說稱為“問題小說”，他宣稱，“我寫的小說，都是我下鄉工作時在工作中所碰到的問題，感到那個問題不解決會妨礙我們工作的進展，應該把它提出來”。進入新時期，以劉心武的《班主任》和盧新華的《傷痕》為代表的“傷痕文學”，也以明確剖析社會問題作為重要特征。到了1990 年代，文壇涌現出一批社會問題小說。事實證明，“一個時代的文學，倘若不能觸及該時代最重大、最根本的社會問題和精神問題，就不能認為是可與時代匹配的文學”⑥。在普玄的小說創作中，我們發現其突出特征就在于具有強烈的問題意識，由“問題”切入，不斷向現實的廣度和人性的深度拓展。但凡當下現實中存在的醫療市場化、生育、吸毒、包二奶、黑社會、城市化、金融等等社會問題，無不涉及。

如小說描寫了市場條件下的醫療發展問題。醫院董事長把公益事業當成企業來辦，“在一片白光之中公布新年計劃、營業預收入和增加床位數目”。為了增加收入，反復強調修改醫療方案和開發新項目，因為徐院長開發了一個叫杵針的項目，一年下來為醫院創收很大，董事長在會上給予表揚。而杵針項目醫療作用有限，治療一次只收50 元，但醫保能夠報銷。為了提高收入，徐院長把這個項目和針灸按摩保健結合，一次收費超過一百元，得到退休老人的喜歡，并把幾個老年病科室也帶火，從而使這個項目一年收入接近2000 萬。醫院按照投資人想法設計醫療方案，延長一些普通病的診治療程，增加診治環節，以此贏利。對牛皮癬患者，“醫療方案的核心是打曲安奈，這種藥只能把病情從表面上控制，把病毒深深地抑制在皮膚和肌里，患者針不能停，一停過一段時間病毒從內里又滲出來，比原來更嚴重。這個患者治好了回去，過一段時間又復發，復發了又來治，前前后后在他們醫院里治了兩三年，仍不見成效”“于是醫院又新設計一種醫療方案，一次開幾百副藥，每副藥方子大得嚇人，有四五十味藥，這些藥里面大部分都是無用甚至有害的，他的牛皮癬一直治不好，雙腿潰爛得嚇人，最后錢用完了，回都回不去”，而醫院則由一家醫院變成多家醫院，股東們賺得盆滿缽滿。眾所周知，看病難、看病貴，早已成為社會關注的重大民生疾苦問題，有些變形的所謂醫療改革，違背了醫院作為公共事業的“公益”屬性，使醫院等公益事業單位淪為攫取錢財的工具，而管理部門的政策缺位和管理缺位，在相當程度上縱容和助長了這股歪風，令人深惡痛絕。普玄的小說以藝術形象的塑造，抨擊了這些侵犯公眾利益的丑惡現象，犀利地揭示了這一社會問題的根源。

小說還細致描繪了企業造假騙貸問題。小說中的一個建筑小工頭“門里蟲”，在“稻草人行長”內應下，成為擁有幾十億資產的本市首富，其根本起家伎倆就是一個字“騙”。

為了接市里一個大項目，“稻草人行長”在襄江市把他吹成一個大老板，一個在老家福建很成功的儒商。市領導要帶隊到“門里蟲”老家考察招商。于是“稻草人行長”找到“門里蟲”家鄉銀行的朋友，“硬是把另外一個企業的招牌換了一天，掛成門里蟲公司的招牌”，“門里蟲”在接待上下足功夫，租了清一色的二十多輛奔馳車，一路從飛機場載著考察者朝企業開，又從企業朝酒店開，而這表演就成功了。另有一次，“門里蟲”公司缺錢，要上一個大項目，到銀行貸款，需要不動產質押，但是“門里蟲”已經把不動產質押給另外一個銀行了，怎么辦？“門里蟲”又通過“稻草人行長”，把已經質押過的不動產證復制，再做一份資料，繼續在“稻草人”的銀行貸款。弄虛作假，騙取國家貸款，令人觸目驚心。金融是市場經濟的核心，金融詐騙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采用虛構事實或者隱瞞事實真相的方法，騙取公私財物和金融機構信用，破壞金融管理秩序，已經成為嚴重突出的社會問題。特別在我國，市場經濟發育還很不完善，法律制約機制還不健全，金融犯罪活動在有的地方日益猖獗，使國家財產人民財產遭受重大損失。普玄的小說敏銳發現、清晰揭示了在各種美麗面紗下，不法分子肆意吞噬社會財富、聚斂巨額資金的故事，催人思考，發人深省。

小說生動描寫了主人公陳三兒與黑社會打交道的經歷。十年前，陳三兒曾經投資過酒店。開酒店之前，他先拜碼頭。但是沒想到開業后不久，黑道就多次騷擾。一次為壽宴攪局，一次為菜涼了扯皮，還有一次，“20多個混混兒，一起趕到酒店，每人坐一張桌子，每人點一個青菜，從中午吃到晚上，其他的食客誰還敢進呢？”陳三兒為此“熬干了神”，他請這幫黑道的人吃飯，送禮品，和他們稱兄道弟，大碗喝酒，他們表面上都答應，但是背后都翻臉不認人。最后，胖子陳三兒想到“以黑制黑”，他請市里更大的黑道出面，“喝了很多場酒，吃了很多飯，送了很多禮，黑道的人都是相通的，表面買幾天面子，平靜幾天之后，騷擾變本加厲”。在我們當下的現實生活中，黑惡勢力一個時期內得到蔓延，他們以軟暴力為手段，以攫取經濟利益為主要目的進行組織化犯罪，不僅與各種社會治安問題相交織，威脅人民生

命財產安全，損害人民生活的幸福感，而且還向經濟領域、政治領域滲透，嚴重侵蝕維系社會和諧穩定的根基，甚至危及到基層組織的穩定性。普玄的小說以鮮明的問題意識，摹寫了黑社會性質的違法，剖析了這一嚴重的社會問題。

小說還深刻提出了國有企業改制的問題。“馬廠長”本是一個商海中游刃有余的能人，他接手酒廠后，通過壓縮老產品，打造新品牌，僅用一年時間，實現開門紅，救活了酒廠。為了改制，他爭取酒廠轉到一家大企業名下，換了主管單位。但那家大企業二級公司的鄒姓董事長，為了獨享成果，把馬廠長調到省城擔任副總，指派自己的侄女婿也就是他的司機購買了酒廠。酒廠最終評估核實的資產只有四百萬。鄒姓董事長侄女婿連這四百萬也沒出，而是向一個長期給酒廠供應酒瓶子和包裝盒的供應商借，供應商在他們指定的銀行把四百萬打進交易指定的銀行，標志著交易和購買企業成功，但是這四百萬轉了一個圈后，沒有給酒廠，又還到供應商的卡上。購買酒廠實際上竟沒有花一分錢。就這樣，通過惡意選擇評估基準，對國有有形資產高值低估，然后“空手套白狼”，一家生意興隆、前景看好的國有企業就落到個人手里。普玄在小說中以一個個生動形象的故事，展露了國有企業改制中存在的巨額國有資產流失的問題。

淡漠是最大的問題，麻木是最大的憂患。普玄的存在啟示我們：一切有良知的作家必須以文學的形式，對繁雜現實予以獨特呈現，對幽微人性予以痛切觀照，對關系人民切身利益的突出問題予以深入揭示，回應現實的召喚，擔承歷史的使命。

注釋：

①魯迅：《我怎么做起小說來》，《魯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

②魯迅：《致尤炳圻》（1936年3月4日），《魯迅著譯編年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5頁。

③賈植芳、蘇興良、劉裕蓮、周春東、李玉珍：《文學研究會宣言》，《中國文學史資料全編現代卷—文學研究會資料（上）》，知識產權出版社2010年版，第3頁。

④房德勝、陳春英：《魯迅傳統與新時期問題小說的創作導向》，《學習與探索》1992年第5期。

⑤冰心：《從“五四”到“四五”》，《文藝研究》（創刊號）1979年5月。

⑥雷達：《1990 年代長篇小說述要》，《電影藝術》2000年第6 期。

[ 作者單位：中國作協辦公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