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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第1期的《人民文學》雜志發表了著名詩人徐遲的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轟動一時。這部里程碑式的作品被譽為報告文學的“報春鳥”，曾經感動和激勵著一代人為“科學的春天”奮斗，為改革開放的偉大事業奮斗。它讓人們重新認識了數學家陳景潤，認識了人才和科學的重要性。2018年12月18日，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已故的陳景潤獲得了“激勵青年勇攀高峰”的榮譽稱號。他的事跡還將激勵一代又一代青年繼續奮進。

陳景潤一九六六年解析“哥德巴赫猜想”的論文手稿

這樣的“科學怪人”好不好采訪？

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在《人民文學》1978年第1期發表后轟動一時，在40多年后的今天仍常常被文學界和讀者提及、談論。

這篇膾炙人口的作品是怎樣產生的呢？

說來話長，在具體談到《哥德巴赫猜想》的創作與發表經過之前，有必要先講講當時的社會氛圍，因為它們極為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是互為因果的。

20世紀70年代末組織這篇報告文學是緣于當時中央提出“四個現代化”的奮斗目標，而實現“四個現代化”自然需要依靠知識分子。在“文革”中，是非被顛倒，“知識越多越反動”，知識分子被打成“臭老九”。粉碎“四人幫”后，中央花了很大力氣撥亂反正，尤其是要正確評價知識分子的地位和重要作用。在這個時代環境下，黨中央決定召開全國科學大會，動員和組織科學家的智慧力量，投入祖國“四個現代化”建設。

獲此信息，《人民文學》的編輯們深受鼓舞，大家干勁兒很足，自覺地想到了自己擔當的責任和使命，遂決定結合文學創作積極參與這次重大科學活動。我們編輯部內部在開會討論這個選題的時候，大家都認為若沒有知識，尤其是沒有知識分子，怎么搞“四個現代化”？而作為一家全國性的文學刊物，《人民文學》如能在這個時候組織一篇反映科學領域的作品，比如重點選取這一領域中先進的、典型的科學家作為對象，然后請有實力的作家來寫一篇報告文學，既可借作品響應思想解放的號召，又可以呼吁社會尊重知識，尊重知識分子。這便是我們當初一些樸素真實的想法。

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首發于《人民文學》雜志1978年第1期

然而，寫誰好呢？又請誰來寫呢？就這兩個問題編輯部展開了討論。對于報告文學來說，選題和選作者同樣重要，如果兩者都選準了，這篇作品就可以說有成功的把握了，否則很可能會失敗。這當然就很費躊躇。

突然間我們想起當時社會上流傳的一個故事，即一個外國代表團來華訪問，成員中有人提出要見中國的一名大數學家陳景潤教授。因為，他從一本權威科學雜志上看到了陳景潤攻克世界數學難題“哥德巴赫猜想”的學術論文，十分敬佩。知悉后，我國有關方面千方百計尋找，終于在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找到了這位數學家。

誰也不知道他取得的這一了不起的成果。“文革”中，陳景潤懾于對他走所謂“白專”道路的嚴厲批判和打擊，甚至一度想要自殺。最終他挺了過來，冒著風險，埋頭潛心于論證。平時他將自己關在一間6平方米的宿舍里，趴在床上日夜演算，反復論證，刻苦鉆研，悄然攻關，不事張揚。

他率先突破了這一道世界難題，驚動了國際數學界！

應該說，這是一位有貢獻的科學家。然而同時坊間又傳出許多他不食人間煙火的笑話和“自私”行為，說他是一個“科學怪人”。不管怎樣，我們決定先試一試。

那么，找誰來寫好呢？大家不約而同地想到了徐遲。

徐遲雖是一位詩人，但他做過新聞記者，寫過不少通訊特寫。他發表在1962年《人民文學》上的人物特寫《祁連山下》，描寫一位敦煌藝術家的創作事跡，在當時反響頗好。應該說他比較熟悉知識分子，如果請他來寫數學家陳景潤，估計能寫得很好。

于是我掛了長途電話到武漢，尋找久違的詩人。時值1977年深秋，這年，詩人已63歲。經受了十年“文革”的痛苦折磨，盼到了“四人幫”垮臺，他，一個熱情的歌者，煥發了精神，增添了力量，他多么想放聲為祖國歌唱！聽得出，徐遲在電話里的聲音非常激動，對于我們邀請他來北京采寫陳景潤一事，他很高興，但只是說“試試看吧”。一是他覺得數學這門學科他不熟悉，更不懂；二是聽說陳景潤是個“科學怪人”，盡管他突破“哥德巴赫猜想”有貢獻，成就是了不起的，但這樣的“怪人”好不好采訪？

因此徐遲有些猶豫不定，只說進入采訪后再決定吧。

果然，他抵達北京后不幾天，接觸到幾位老朋友，大家一聽他來寫陳景潤，也都好心勸他換個題目，認為陳景潤是個是非之人，有爭議的人，何必惹這個麻煩呢？

這時，我告訴他，我已同中國科學院有關方面聯系，得到了院領導方毅同志的支持，他說：“那太好了！”并告訴我，他向一位老同志征求意見，那位老同志說：“陳氏定理了不起啊！應該寫。”

這位老同志是誰呢？我事后才知道，原來是徐遲的姐夫、時任解放軍副總參謀長伍修權將軍。將軍的支持，堅定了徐遲的決心。

“他多可愛，我愛上他了！就寫他了！”

一個艷陽秋日里，我和王南寧陪同徐遲到了北京西郊中關村的中科院數學研究所。接待我們的是數學所黨支部書記李尚杰同志。這是一位深受科學家愛戴的專業軍人干部，陳景潤對他十分信賴，什么心里話都跟他說，如同親人一般，這是很難得的。在辦公室，老李熱情地向我們講述著“小陳”鉆研科學的故事。不一會兒，他離開辦公室，帶進來一個個頭不高、面頰紅撲撲、身著一套普通舊藍制服的年輕人。這個年輕人一進門便和我們熱情握手，直說：“歡迎你們，歡迎你們。”老李這才向我們介紹說：“這就是小陳，陳景潤同志。”

我們沒有想到這么快就見到了陳景潤。李尚杰向他說明我們的身份和來意后，我又特意向他介紹說，我們特約徐遲同志來采訪你攻克“哥德巴赫猜想”難關、登攀科學高峰的事跡，準備寫一篇報告文學，在《人民文學》上發表。他緊緊握住徐遲的手說：“徐遲，噢，詩人，我中學時讀過你的詩。哎呀，徐老，你可別寫我，我沒有什么好寫的。你寫寫工農兵吧！寫寫老前輩科學家吧！”徐遲笑了，為了緩解氣氛，便對他說：“我來看看你，不是寫你，我是來寫科學界的，來寫‘四個現代化’的，你放心好了。”小陳笑了，天真地說：“那好，那好，我一定給你提供材料。”

徐遲報告文學集《哥德巴赫猜想》，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七八年初版

于是我們便隨意交談起來。徐遲問他“哥德巴赫猜想”攻關最近進展情況如何？他說“到了最后關頭，但也正是難度最大的階段”。他說他看到葉劍英元帥最近發表的《攻關》一詩，很受鼓舞。說著，他便順口背誦出來：“攻城不怕堅，攻書莫畏難；科學有險阻，苦戰能過關。”然后，他充滿信心地說：“我要繼續苦戰，努力攻關，攀登科學高峰。”

接著，他告訴我們，不久前他收到國際數學聯合會主席先生的一封邀請函，請他去芬蘭參加國際數學學術會議，并作45分鐘的學術報告。他說，據主席先生在信中介紹，出席本次會議的有世界各國的學者3000多人，但確定作學術報告者僅十來名，其中，亞洲只有兩名，一個是日本學者，一個便是他自己。他覺得事關重大，便將此信交給了數學所和院領導。

當時，中國科學院的領導接見了他和李尚杰書記，關切地對他說，你是大數學家，國家很尊重你，這封信是寫給你的，由你考慮去還是不去，考慮好了，你可以直接回信答復，告訴我一聲就是了。

這使陳景潤很受感動。領導這么信賴他，科學院這么關心他，他從內心里感激！

回到所里，經過一番認真考慮，并做了一些調查研究，他很快寫了一封回信。信里大致有如下三點內容：第一，我國一貫重視發展與世界各國科學家之間的學術交流和友好關系，因此，我感謝國際數學聯合會主席先生的盛情邀請；第二，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臺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個省，而目前臺灣占據著數學聯合會的席位，因此，我不能參加；第三，如果驅逐了臺灣代表，我可以考慮出席。

回答是何等富有原則和智慧！簡直就是外交公文。

1978年，在數學理論和應用上獲得全國科學大會獎勵的數學家楊樂、張廣厚、華羅庚、陳景潤、陳德泉（從左至右）

這，出乎我們的意料。他絕不像傳說中的那樣“傻”，那樣“癡”，而是一個很有政治頭腦的科學家。接著他又向我們講述了——實際是控訴“四人幫”借所謂“批鄧”，企圖利用他栽贓、誣陷鄧小平同志的罪惡行徑。他說，曾經有幾個打著“記者”招牌的人竄到數學所，三番五次地動員他、威逼他，要他寫文章“批鄧”，并說那就可以證明他是“又紅又專”的科學家。陳景潤毫不猶豫地設法拒絕了。

陳景潤還向我們講述了一些他在“文革”中被批斗的慘狀，以及他如何施計躲避參加斗爭他的恩師華羅庚教授的情景。聽到這些故事后，徐遲增進了對陳景潤的了解，消除了某些誤解。當然陳景潤也的確有些怪癖，但多半屬于性格原因所致。

他很有耐力和韌性。在那樣艱苦的條件下他挺過來了，能夠冒著風險，潛心埋頭堅持攻克“哥德巴赫猜想”，這需要多么大的毅力！

此時，徐遲動情地悄聲對我說：“周明，他多可愛，我愛上他了！就寫他了！”

對《人民文學》來說，這是一個重要的選題，一個需要慎重對待的選題。雖然這件事運作前我們已經匯報給主編張光年，他表示全力支持，但今天這些新的情況必須向他及時匯報。

當晚，我安排徐遲住進位于中關村的中國科學院招待所后，立即返回城里，直奔東總布胡同46號張光年同志家，當面向他介紹了當日我們的經歷和感受。

張光年饒有興味地聽著，還不時提問，考慮片刻，他斬釘截鐵地說：“好哇，就寫陳景潤，不要動搖。‘文革’把知識分子打成‘臭老九’，不得翻身，現在中央提出搞‘四個現代化’，這就要靠知識和知識分子！陳景潤如此刻苦鉆研科學，突破了‘哥德巴赫猜想’，這是很了不起的！這樣的知識分子為什么不可以進入文學畫廊？”他示意我說：“你轉告徐遲同志，我相信這個人物，相信他會寫出一篇精彩的報告文學，就在明年的1月號《人民文學》上發表。”

主編張光年果斷拍板，促成了《哥德巴赫猜想》的出世。

1978年，陳景潤（前排中）參加全國科學大會

在那間6平方米的房間，陳景潤解析著世界難題

為了寫好這篇報告文學，徐遲進行了深入的采訪和大量調查研究。他住在中關村，白天黑夜都排滿了采訪日程。他重點采訪了許多著名的數學家，其中有陳景潤的老師，有陳景潤的同學，也有現在的同事。有講陳景潤好的，也有對陳景潤有看法的。講好的、講壞的，兩方面意見徐遲都認真傾聽。他說：“這樣才能做到客觀地全面地判斷一件事物、一個人。”這期間，他花了很多工夫硬“啃”了陳景潤的學術論文。我問他：“好懂嗎？”他搖搖頭說：“不好懂，但是要寫這個人必須對他的學術成就了解一二。雖然對于數學，不可能都懂，但對數學家本人總可以讀懂。”

有一天，徐遲在招待所食堂吃飯，一位女同志知道他是來寫陳景潤的，便直言勸告他：“別寫陳景潤。科學院、數學所的優秀科學家多的是，干嗎非寫陳景潤！這可是個有爭議的人物。寫寫數學所楊樂、張廣厚也好啊。”當然，采訪中贊成寫陳景潤的也不少。

很快，徐遲和陳景潤成了知心的朋友。徐遲多次去陳景潤經常出入的圖書館，去他的辦公室，跟他一起進食堂，一塊兒聊天，還去看了“文革”時陳景潤被毒打而滾下的那個樓梯。但是唯獨沒有到過一個重要的地方——陳景潤解析“哥德巴赫猜想”的那間6平方米的房間。如果不看這間小屋，勢必缺少對他攻關的環境氛圍的直接感受，那該有多遺憾！

我們一再向李尚杰同志表達這個愿望。老李說：“小陳可是從來不讓人進他那間小屋的！他每次進了門就趕緊鎖起來，使得那間小屋很神秘。我倒是進去過，如果你們要進去，只能想辦法，要不，咱們搞點兒‘陰謀詭計’試試看。”

經策劃，這天，我和徐遲、李尚杰、王南寧幾人一同上樓，臨近陳景潤房間時，老李去敲門，先進屋。我和徐遲過了10分鐘后也去敲門，表示找李書記有急事，然后爭取擠進屋去。

當我敲響門，陳景潤還未反應過來，李尚杰搶先給我們開了門，來了個措手不及，我和徐遲迅速跨進了屋，陳景潤也只好不好意思地說：“請坐，請坐。”其實，哪里能坐呀！我環顧四周，室內一張單人床，一張簡陋的辦公桌和一把椅子。墻角放了兩個鼓鼓囊囊的麻袋，一個裝的是他要換洗的衣服，另一個全是計算題手稿和廢紙。辦公桌上除了中間常用的一小片地方之外，都落滿了灰塵。他有時不用桌子，習慣將床板的一角褥子撩起，坐個小板凳，趴在床上思考和演算。真可謂艱苦奮斗哪！

《光明日報》：“我們高興地向大家推薦《哥德巴赫猜想》一文”

徐遲經過深入采訪，經過一番梳理、思考和提煉，反復斟酌，幾番修改，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終于脫稿了。《人民文學》以醒目的標題，刊發在1978年一月號頭條。

1978年2月16日的《光明日報》全文轉載了《哥德巴赫猜想》，并加了“編者按”

《哥德巴赫猜想》一經問世，立即引起讀者熱烈反響。許多人爭相購買和競相傳閱，首都各大報紙和各地報紙、廣播電臺紛紛全文轉載和連續廣播。1978年2月16日的《光明日報》全文轉載了《哥德巴赫猜想》，2月17日《人民日報》再次全文轉載，由此在全國引起轟動。

“我們高興地向大家推薦《哥德巴赫猜想》一文。老作家徐遲同志深入科研單位寫出的這篇激動人心的報告文學，熱情謳歌了數學家陳景潤在攀登科學高峰中的頑強意志和苦戰精神，展示了陳景潤對解決哥德巴赫猜想這一著名世界難題的卓越貢獻。”這段“編者按”，刊登在1978年2月16日的《光明日報》上。當日的這份報紙，只有4個版，卻拿出了兩個半版面的篇幅，并且還是從頭版整版開始，轉載了《哥德巴赫猜想》。“編者按”還寫道，廣大科學工作者和知識分子“會從這里受到鼓舞，受到教育，受到鞭策”，而普通讀者則“一定會為我們國家有這樣優秀的科學家和這樣出色的科研成果而感到驕傲和自豪”。事實證明，這樣的判斷精準而又切合實際。

喜歡文學的和平時不太關心文學的黨政軍領導干部，也都找來這篇作品一遍一遍地閱讀。有人格外喜歡文章中第六節對于“文化大革命”尖銳批判的精彩描寫，甚至還能夠背誦出來。人們積壓已久的憤懣被徐遲痛快地傾訴出來，這正是徐遲作為一個報告文學作家的政治敏銳性所在。事實證明，這篇作品的發表，對于當時推動思想解放的大潮，發揮了積極作用。

一時間《哥德巴赫猜想》飛揚神州大地，幾乎家喻戶曉，陳景潤也因此名聲大噪，天天都有大量讀者來信飛往數學所。過了幾個月，我和徐遲再去數學所看望陳景潤時，他指著堆滿辦公室的若干滿滿的麻袋，既興奮又憂慮地對我們說：“這么多的來信可怎么辦哪！”他覺得不回信，對不住熱情的讀者，也不禮貌。可要一一回復實際上又不可能，他因此感到很不安。

其中，還有些女孩子寫的，有的對他表示同情，有的表達愛慕，愿和他結為伴侶，照料他的生活，甚至附寄了照片。陳景潤很善良，也很純真，這類信，他都放在一起，鎖起來。

同樣，作者徐遲每天也收到大量來自全國各地的讀者來信，他都一一認真閱讀。尤其是提出寶貴意見的信，他著意收藏起來，嗣后，在他編輯集子時，參照讀者的有益意見做了改動。他特別在集子的后記中說：“應《人民文學》的召喚，寫了一篇《哥德巴赫猜想》。這時，我幾乎已從長久以來的冬蟄中蘇醒過來。”

由于他的蘇醒，也使許多讀者蘇醒過來。這正是《哥德巴赫猜想》所產生的不可估量的社會效應和歷史價值。社會上出現了大量自稱解開“哥德巴赫猜想”的數學愛好者，以至于中國科學院專門寫科普文章說明數論研究的難度，建議大家轉移精力。中科院院士、數學家楊樂清楚地記得，因為《哥德巴赫猜想》引起巨大轟動，計劃招收27名研究生的數學所，吸引了全國1500多人報考，可見大家熱情的高漲。

《哥德巴赫猜想》發表不久之后，全國科學大會召開，成為改革開放的先聲，陳景潤、徐遲和千千萬萬中國知識分子，迎來科學的春天。鄧小平同志滿懷深情地說：“（陳景潤）這樣的科學家中國有一千個就了不得！對這樣的科學家應該愛護、贊揚！”

20世紀70年代末，陳景潤（前排左二）、徐遲（前排左三）與本文作者周明（后排右一）、作家秦牧（前排右一）、黃宗英（前排左一）等合影

發表《歌德巴赫猜想》的這期刊物出版時，我正陪同徐遲奔波在遙遠的云南西雙版納熱帶植物園里，采訪病中的著名植物學家蔡希陶。這就是后來徐遲發表在《人民文學》上的又一篇報告文學《生命之樹常綠》。

在我們返回北京的飛機上，徐遲用一本印有《人民文學》字樣的記事本在記東西，被空姐發現，姑娘驚訝地說：“哇，您老是《人民文學》的？”徐遲笑笑說：“我不是，他是——”他指著我。空姐說：“《人民文學》這一期有一篇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太感動人，太好了！”我說：“他就是作者徐遲。”空姐立即返回前艙取了一個小本，請徐遲簽名，直說：“太激動了，太激動了，我竟能見到徐遲老先生。”

從此，詩人徐遲和報告文學結下了不解之緣，他一發不可收，陸續寫作并在《人民文學》上發表了一系列反映“四個現代化”、描寫科學家成就的優秀報告文學。他漫游在科學的王國里。繼《地質之光》《哥德巴赫猜想》《在湍急的漩渦中》《生命之樹常綠》《向著二十一世紀》等報告文學作品后，于1978年3月全國科學大會期間，他又開始涉足于高能物理王國，直到生命之息的前幾天——1996年12月4日，他的《談夸克》一文在《人民日報》上發表。

為此，《人民日報》在同一天的同一版面上還發表了一篇署名陶鈞的文章《贊文學家的科學情感》，文章還向讀者指明說，此徐遲即彼徐遲，打消讀者可能產生的疑問：怎么，作家徐遲會寫起高能物理學的高深科學領域的文章？其實，徐遲已經鉆研了好幾年夸克了，他說：“在接觸這門學問的課程中，領略了許多東西，于是想用文學的筆，把它們挑一些出來介紹給讀者。”

徐遲對科學充滿了熱情，對科學家滿懷感情。他是一位富有歷史使命感和社會責任感的作家，對科學和科學家他還有滿腹文章要寫呢！然而，他不幸過早地離世，令我們深感悲痛和惋惜。或許，在天堂里，他會找到先他而去的陳景潤，兩人仍在繼續熱烈地討論《哥德巴赫猜想》呢！

兩位先生名留青史。2018年12月18日，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100名“改革先鋒”稱號獲得者在大會上受到表彰。陳景潤獲得了“激勵青年勇攀高峰”的榮譽稱號。他的事跡還將激勵一代又一代青年奮進。

（作者：周明，系中國報告文學學會常務副會長，曾任《人民文學》常務副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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