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習近平總書記在致中國文聯、中國作協成立70周年的賀信中指出：“新中國成立70年來，廣大文藝工作者響應黨的號召，積極投身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改革開放偉大實踐，創作出一批又一批膾炙人口的優秀文藝作品，塑造了一批又一批經典藝術形象。”“希望中國文聯、中國作協認真履行團結引導、聯絡協調、服務管理、自律維權的職能，團結帶領廣大文藝工作者記錄新時代、書寫新時代、謳歌新時代，努力創作出無愧于時代、無愧于人民、無愧于民族的優秀作品。”這一重要論斷和精辟闡釋既是對我國文藝事業發展成就的高度肯定，也是對新時代文藝工作者創作優秀作品的殷切期待。的確，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40多年來，廣大作家藝術家牢固樹立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不斷增強腳力、眼力、腦力、筆力，推動了包括文學創作在內的整個文藝事業呈現勁健興盛的發展態勢，涌現出一大批有筋骨、有道德、有溫度的優秀文藝作品，成為傳播當代中國價值觀念、體現中華文化精神、反映中國人審美追求的重要載體，不僅為中華民族提供了豐厚滋養，而且為世界文明貢獻了華彩篇章。但客觀審視我國文學演進歷程，審慎打量文學創作實績，不難發現能夠溫潤心靈、啟迪心智且形神兼備、意境深遠的經典文學作品還是比較稀缺，難以滿足當下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這就要求廣大作家感國運之變化、立時代之潮頭、發時代之先聲，進一步增強“四力”，俯下身去、靜下心來，努力創作思想精深、藝術精湛、制作精良的經典文學作品。

文化生產基本原理表明，文學創作有其特殊規律和固有法度，這決定了衡量經典作品的標準很難統一和固化，但至少有一點不容否定：只有經得住時光淘洗和時間檢驗的優秀作品，才能成為真正的文學經典，正如美國“耶魯學派”文學理論家哈羅德·布魯姆所說：“不能讓讀者重讀的文學作品無論如何算不上經典”。中外文學史上每一部經典作品，都是篤定恒心、傾注心血的傳世之作、千古名篇，都有著典型的人物形象、縝密的行文結構和不可替代的敘述邏輯以及新異的精神探索，一部呈具生命力的經典文學作品，在于不同時代的論者和讀者，仍舊有興致對其進行深入闡釋、依然有興趣對其進行反復閱讀。而從美學角度來裁斷和厘定文學經典之所以成為經典，在于經典作品既塑造了形神畢肖的人物，又積淀了豐富深邃的思想，還彰顯出獨特卓異的美學風格，臻于思想性和藝術性高度契合與有機統一的境界。進入21世紀以來，在市場經濟大潮的不斷侵襲和反復沖擊下，很多作家丟失了文學創作的初心和使命，棄絕了對經典創作的敬畏感和擔當感，價值迷失和心態浮躁導致文學創作風光不再、前景堪憂。盡管近年來我國文壇涌現出一批包括獲得茅盾文學獎在內的《塵埃落定》《長恨歌》《歷史的天空》《暗算》《秦腔》《額爾古納河右岸》《黃雀記》《江南三部曲》《繁花》《你在高原》《推拿》等優秀長篇小說，但令人憂戚沮喪且無法回避的嚴峻現實是，包括長篇小說在內的敘事文學的興盛時代似乎正在凄楚地走向衰落，與之相伴，葆有經典屬性的文學作品越來越顯得鳳毛麟角，包括上述獲獎作品在內的諸多長篇小說，很多并未進入當下多數國人的閱讀視野，難以成為被時下讀者接受且流布廣泛的傳世精品。鑒于文學創作現狀堪憂前景黯淡，21世紀初期從事中國當代文學的研究人員也處于比較難堪和尷尬的境地。僅以占據文學創作結構主體地位的敘事性文學作品為例，由于近年來很多小說創作涉獵題材同質化、跨越時空疊加化、狀繪社會心理淺薄化、運用表現手法粗糙化，以致于我國文學理論界無法從審美角度尤其是從敘事學角度對其進行解讀和評判，許多文學評論家不得不借用文化、道德、啟蒙、批判、民主、科學、權利、反抗等其他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一些語匯和范式加以詮釋和言說，將文藝理論這個原本規范而嚴肅的學科身份改造得十分模糊和可疑，也就是說文藝理論界所關注和談論的道德問題、社會問題、文化問題和價值問題，都無法以具體細微的“文學形式”加以切進和介入，而往往只能僭越體系不顧邏輯地直奔主題，這顯然是跨界越位地闖入了文化史范疇和思想史界域。

在加速度與世界文化接軌融合、高頻率向國外傳播輸送中國文化的當下，我們可以坦率地直言：在當代世界文學坐標系里，除了少數中國作家的作品外，21世紀中國文學其經典作品還比較匱乏。盡管文學發展史表明，100年沒有經典作品絕非怪事；盡管早在上個世紀30年代魯迅先生就曾說過：“中國從18世紀末的《紅樓夢》以后，實在也沒有產生什么較偉大的作品”，但這并不意味著對文學饒有興致的國人只能閱讀傳統經典作品。今日中國文學界之所以陷入低俗、蕪雜和迷亂的局面，與當代作家缺少精品意識乃至經典觀念密不可分，而造成缺少小說精品意識乃至經典觀念的狀況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方面是當代中國文學創作自身價值取向出現了問題，另一方面則是市場經濟發展中精神危機、價值迷失在當代文學中的表現。經典文學作品是一個民族的精神追求、審美傳統和道德理想在一位偉大作家創作實踐中的具體體現和集中反映，一位作家之所以偉大，就是因為它在斷裂的過去和將來之間，依靠自己的社會判斷力、歷史洞察力和精神表達力，創作出展示社會風貌、修補文化裂痕、增強讀者價值認知的文學作品，無論是曹雪芹的《紅樓夢》，還是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抑或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這些經典作品不僅充分體現了人性的本質訴求，而且表現了人類共同的感情、心理和愿望，從而成為被中外讀者爭相傳閱的曠世經典。

美國作家愛默生說過：“只有傳世之作才值得繼續流傳下去”，而傳世之作是創作主體心血與智慧的結晶，從這個意義上講，經典文學作品是被歷史地文化地建構起來的。近年來我國當代作家們推出了《考工記》《重新生活》《天黑得很慢》《云中記》《牽風記》《候鳥的勇敢》《黃岡秘卷》《幸存者》《風聲（2018版）》《山本》《主角》《人世間》《修改過程》《穹廬》《北歸記》《太陽升起》《刻骨銘心》《天上有太陽》等一批文質俱佳的虛構文學作品，這些作品在變動弗居、繽紛多彩的現實社會生活中，通過題材深度開掘與表現方式綜合運用展現出日益豐富的時代樣貌，彰顯出當代作家認識時代與解讀時代的能力有所提升，無論是藝術表現還是內容架構，都呈現了不同的文學特質，尤其是通過對現實生活的立體刻畫，狀摹出人民與時代的精神風貌，勾勒出在波瀾壯闊的時代大潮中人物的命運沉浮，在一定程度上掘發出人類精神世界深處的幽暗與光芒。但從人類精神層面與藝術自覺高度來衡量，這些文學作品距離“代表某一個文學時期最高成就，并且是其他作品競相仿效的對象、依據和奮斗目標”的經典作品還有距離。但也許正是由于經典作品是一個時代的文學證明和文明符號，是文學創作的引擎與標桿，所以，現實中一些學者和讀者對經典作品依然懷揣著莫大期許和種種幻想。事實上，在西方后當代文學主流語境中，所有傳統經典都被視作一種話語權力，成為被理論界所解構所顛覆的對象。從表面上看，這頗像20世紀初中國文學界、思想界所發起的新文化運動，對傳統文化一概加以否定和摒棄，但本質上二者有著天壤之別。五四新文化運動將中國幾千年來所磨礪出來的“經典”，頃刻間瓦解損毀得體無完膚，但五四的先驅們反傳統的主要目的，在于反“吃人的歷史”“吃人的禮教”，意欲將沒有人之地位的“沙聚之邦”變成“人國”（魯迅語），就在他們高擎并舞動著科學和民主兩面大旗時，西方反傳統的非理性思潮也風起云涌，呈狂飆突進之勢。一個多世紀后的今天，西方人對傳統文學經典的破壞更是采取了釜底抽薪的辦法：人的主體就是一種假象，創作主體一旦死亡，文學作品即失去確定的意義，讀者閱讀文學文本無非是創造出無限多的、沒有同一客觀標準的各種意義來，西方后現代主義的這種解構思潮對我國文學界也產生了較大影響。在這種文化背景下，我們所面對的已經不是有沒有經典、要不要經典的問題，而是傳統意義上的文學消亡與否的問題。看清當代部分作家人格力量的萎縮和文化信念的流失，也就找到了中國當代文學創作缺少經典作品的內在因由。面對當下涵育經典作品機制缺失這一不利局面，筆者認為，文聯、作協等有關方面應自覺承擔起舉旗幟、聚民心、育新人、興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務，注重引導當代作家樹立正確價值取向，著力維護市場經濟中“文學場”的生成功能，對作家進行正向引導與及時推介，努力培植經典文學作品繁育的人文環境和社會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