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如果把1979年4月《花城》創刊號刊登的曾敏之先生《港澳與東南亞漢語文學一瞥》，以及同在這一年，祖國大陸9家文學刊物：北京的《當代》（第1、2期）、《十月》（第3期），上海的《上海文學》（第3期、第4期）、《收獲》（第5期、第6期），湖北的《長江》（第2期），安徽的《清明》（第2期）、《安徽文學》（第11期），吉林的《新苑》（第3期），廣東的《作品》（第9期），率先向大陸讀者介紹了5位臺灣及臺灣旅美作家的16篇作品，作為祖國大陸對臺港澳暨海外華文文學研究的起歩，那么迄今，這一領域的研究已經走過了40年歷程。

作為一門新學科的興起，它是為改革開放的偉大歷史變革所催生和推動，也是改革開放40年在文學學科研究上的一個重要收獲。

40年的時間雖然不長，但它在兩個方面的意義深長，值得我們重視：

其一，帶來了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特別是文學史書寫的結構性變化。當我們開始進入臺港澳文學的研究之后，臺港澳文學迥異于祖國大陸文學的歷史進程和存在形態，讓我們意識到，中國當代文學乃至整個20世紀的中國文學，并非只有祖國大陸一種發展模式和表現形態，還有同樣屬于祖國領土一翼而處于特殊狀態下的臺灣、香港、澳門不盡相同于祖國大陸文學的存在。我們此前的現當代文學研究，特別是文學史的書寫，基本上只是對祖國大陸文學發展的歷史描述和經驗總結，這對于包括臺港澳文學在內的中國現當代文學整體，當然是不完全的。總結20世紀中國文學的歷史進程和藝術經驗，包括經典作家和經典著作，不能缺失共同源于中華文化和中國歷史大背景下的臺灣、香港、澳門部分，這是越來越為學界認同的一個共識。

但隨之而來的問題是，如何把處于不同社會文化環境中發展的祖國大陸、臺灣、香港、澳門的文學，融入在一個以中國歷史和中華文化為大背景的共同文學發展脈胳或框架中來予以論述，這是一個具有挑戰性的問題。此前研究者的大致做法是，在傳統的大陸現當代文學的論述之后，增加一章或數章來分別論述臺灣、香港、澳門文學。但這種“納入式”的增加只是一個臨時措施，難以體現中國文學進入20世紀以后在不同歷史社會背景下秉承共同文化的不同進程和發展，以及不同歷史經驗的互相豐富。我們需要有一個能夠涵納20世紀全部中國文學發展的新的概括高度和敘述框架，這就必然帶來固有的現當代文學史書寫方式的結構性變化。

其二，推動了華文文學作為一個新學科的建設。當我們最初把臺灣旅外作家例如白先勇、聶華苓、於梨華等放在臺灣文學中論述時，無論稱它為“臺灣留學生文學”還是“臺灣旅外作家文學”，卻不安地感到，已經獲得了移居國國籍身份的臺灣旅外作家，其與臺灣作家的身份已經不同，放在一起作為同一類型作家討論，顯然不妥。這個問題對于香港、澳門的旅外作家，也同樣存在，于是有了“臺港澳暨海外華文文學”的稱謂。但“臺港澳”是中國文學，“海外華文文學”除了尚未獲得移居國身份的華僑外，應當歸屬移居國文學中的少數族裔文學，二者在國籍身份認同上有著根本的不同，用一個“暨”字將他們并聯在一起，顯然有些勉強。而且“海外”相對于“海內”，是一種帶有地域性的視野，并非準確的科學命名。于是有了1993年廬山第六屆研討會上“世界華文文學”的重新命名。但在此后的研究實踐中，這一命名仍然充滿歧解和爭議。其一是世界華文文學包不包括中國大陸的華文創作，還是專指中國大陸以外包括“臺港澳”和“海外”的華文創作？由此便有了廣義的華文文學和狹義的華文文學之分，前者認為應當包括中國大陸的華文創作，這是世界華文創作最為龐大的中國本土的創作群體，包括近來以利于和世界不同語種文學的比較和對話；后者從目前的研究實踐出發，認為大陸的華文文學不僅創作數量龐大，且已形成了一個包括古代、近代、現代和當代的完整系統的研究體系，而“臺港澳”暨“海外”是在不同程度地迥異于大陸的歷史背景和文化環境下產生的華文創作，目前的研究尚待深入，單獨列出來有利于對這一領域學術特殊性的認識和相關理論建設的加強。因此就目前情況，“臺港澳暨海外華文文學”作為“世界華文文學”的狹義概念，仍普遍為學者所用。但為使論述對象更明確，我主張把臺港澳文學放在中國文學的大脈絡中來討論，而“海外”其他國家和地區的華文創作，作為世界華文文學的狹義概念，更適合目前學界研究的實際。盡管有人提出“海外”這一概念的不確定性，中國視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為“海外”，而站在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立場，中國是他們的“海外”。但這樣不就更凸顯了世界華文文學研究的中國立場、中國視野和中國流派？

對這一概念的另一爭議是，應該叫“華文文學”還是“華人文學”？提出這一質疑的學者基于一個事實，當第一代的海外移民逐漸融入移居國的社會和文化，特別他們的后裔，認同了移居國的身份，逐漸使用移居國語言進行創作將成為越來越普遍的現象。但國籍身份的改變并不等同于族裔身份、文化身份的改變，作為移居國的華裔族群仍然保持著來自母國的族裔文化，包括他們的非華文創作，仍然充分運用來自父祖之邦的文化資源，表現出對于族裔文化的堅守。這從湯婷婷等一批華人后裔的非華文創作中可以看得很清楚。盡管其中可能會有些“文化誤讀”，但“誤讀”也是文化堅守中的一種交雜現象。這是已被歷史證明并還將證明下去的客觀事實。因此主張用“世界華人文學”這一稱謂的學者，認為這將有利于把華人及其后裔的非華文創作也包括進來。雖然這一爭議同樣沒有結論，華文文學包含著一部分華裔作家的非華文寫作，仍約定俗成地成為經常使用的概念。

在這場論爭中，有學者提出，利用漢字的多義性，以“世華文學”來整合兩個概念：世華的“華”字，既代表華文也代表華人。不過無論稱謂如何，重要的是對命名內涵的介定。我以為這個概念應該包含三個層次：一、外在的語言形態——華文；二、內在的文化精神——中華文化或吸收了移居國在地文化的華族文化；三、創作主體的族性歸屬——華族。這三個層次實際上存在一種邏輯關系和互文關系，既包括了語言形態的華文，也包括了作品內涵的文化精神，更強調了創作主體的華族。稱之“世界華文文學”，有利于闡明華文應用的世界性，因為這一概念也包括了非華族的華文創作，相對卻忽略了華文文學創作主體的族屬性，而我覺得創作主體的族屬身份是個關鍵。即使以“華文文學”名之，也不能忽略“華人”這一身份，因為語言和文化都融入在“人”這一創作主體之中。華人的華文創作和非華人的華文創作，在文化的呈現和解讀上，有很大的不同。何況非華人的華文創作數量本就不多，在龐大的華文文學體系中，當屬于非主流部分。對它們的評說，更多應該屬于創作者本國文學的外國語創作，除非創作者已經認同了中國的國籍身份和文化身份。

命名的遲疑不定，兩個甚至多個概念的同時并用，說明這一學科還不成熟，留有許多理論空白尚待深入的青蔥狀態。

在華文文學研究中另一個有待澄清的看法是，把海外華文文學視為中國現當代文學的一部分。這種提法在研究初期已經出現，但至今仍時有所聞或在論文中時有所見，便不可忽視。100多年來中國海外移民的身份已有許多変化，由華僑而華人而華裔而華族。特別20世紀50年代中期以后，中國取消了雙重國籍，移居海外并取得了所在國國籍的中華子民，其身份已不再是中國人，而成為所在國的公民。將他們的華文創作放在與中國文學的比較和對話中進行討論是可以的，但將他們的創作再視為“中國文學的一部分”不僅不妥，還可能引起某些不必要的政治糾葛（此類事情曾經發生過)。這種說法較多出現在新移民文學的討論中。確實，上世紀80年代以來十分活躍的新移民文學，其作者雖移居海外并大多取得了移居國的國籍身份，但其文化認同并未改變。他們最初的文化養成是在母國獲得的，其跨越兩地的人生經歷使其創作題材往往是從海外回眸母國的社會人生，是一種雙重經驗的跨域寫作；由于海外的華文閱讀市場相對狹窄，其大多數作品都尋求回到母國（大陸、臺灣、香港）發表和出版，主要的讀者群也在母國。他們的作品進入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者的視野并對中國當代文學產生影響并不奇怪。但能否因此就將其稱為“中國當代文學的一個組成部分”或者稱為“中國現當代文學的一個分支”而被寫入中國現當代文學史呢？文學史是一種區域性的國別敘述，創作主體的國籍身份是介定的首要標準。今天許多所謂的“新”移民，不少已有了三四十年甚至更長的移居歷史，許多也都取得了移居國的公民身份，宣誓效忠于移居國，嚴格地說他們是移居國的華裔文學；他們是世界華文文學的一部分，但不是中國文學的一部分，這是必須分清的。新移民文學如此，其他有著更漫長移居歷史的第二代、第三代的華裔文學，更是如此。

造成這一錯解有一個歷史背景。直到今天，在教育部的學科分類中，并沒有“華文文學”這一學科，許多大學普遍將它放在二級學科中國現當代文學之下，或將它劃歸于文藝學之下。這是一種并不恰當的學科分類，目前照此執行，并不等于它就是正確的。早期從事華文文學研究的學者，許多也是從中國現當代文學的教學與研究領域轉過來的，他們帶來中囯現當代文學研究的歷史經驗，也帶來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習慣性思維和相似性的論題與方法，在某種程度上造成華文文學研究對于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依附。走出對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依附性，確立華文文學作為一個獨立學科的特殊價值存在，已成為華文文學研究建構自己理論和突破當下研究瓶頸的關鍵之一。

這是一個系統性工程，許多相互關聯的問題有待于我們解決。但我以為有兩個方面的工作特別重要：

一、確立華文文學（或稱華人文學，下同）研究的學科特殊性和不可替代性。華文文學研究是文學研究，有文學研究的許多共同性問題需要討論。但華文文學之所以是華文文學，是因為它作為研究“對象”自身的特殊性，有一系列伴隨華人移民歷史和生存實踐而來的學術命題需要面對。正是這些特殊命題，構成了華文文學學科的特殊性質和價值存在，為其他文學研究所不可替代。粗略梳理一下，這些問題諸如：關于華僑、華人、華裔、華族等概念的形成和差異及其對文學創作與研究的影響；關于從中國“移民”到移居地“公民”的身份轉變；關于身份認同、國家認同和文化認同的一致性和差異性；關于華人的跨國離散生存和中華文化全球性的網狀散存結構；關于落葉歸根、落地生根和靈根自植的華人生存方式的多元選擇和變化；關于華人如何文學和文學如何華人；關于華人的世界性生存體驗和母國人生回眸；關于華人移民雙重經驗的跨域書寫；關于作為華人文化政治行為的華文文學與華人族群建構；關于華文文學與“華人性”的文化表征；關于華文文學的文本價值、歷史價值、政治價值和審美價值。這些產生于華人世界性移居歷史進程中的問題，既是華人學研究的命題，也是華文文學創作和批評必須面對的問題，其獨特性是其他文學所不可替代的。正是在對這些問題深入探討的學術基礎上，才存在建立華文文學作為一個獨立學科的可能。

二、建設華文文學研究具有自洽性的理論、方法和詮釋體系。這里所說的“自洽性”，指的不僅是理論的完整性、系統性，更重要的是指這一理論與作為理論“對象”的華文文學自身的相洽性；亦即華文文學的理論和方法，是從華文文學自身的創作實踐提升起來，用以詮釋自身創作現象和問題，并對相關其他文學研究具有一定的啟示意義。

2004年我和劉小新在聯名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曾提出“華人文化詩學”的概念，企望以此作為探索華文文學研究的一種理論范式和批評實踐。華文文學的特殊性使我們意識到，從形式詩學批評走向文化詩學的批評，是內在于華人歷史變遷和華文文學發生、發展進程中的必然。“華人文化詩學”的概念核心，是突出華文文學創作和研究中的華人主體性地位。華人既是華文文學的創作主體，又是這一文學被描繪的主要客體，還是這一文學傳播的重要受體。華人散居世界的歷史波折、身份變移、文化遷易、生存吁求、族群建構、多元共存的沖突與融合，等等，共同構成了華文文學的主要內涵，也成為華文文學研究必然的題中之義。這就意味著華文文學批評的重心將出現兩個轉移，一是從重視中華文化和中國文學對海外華文文學的影響研究向突出華文文學中的華人主體性的轉移，二是從以中國視域為主導的批評范式向以華人為中心的“共同詩學”與“地方知識”雙重視域整合的轉移。兩個轉移都聚焦于華文文學創作和研究如何突顯“華人性”的問題。“華人性”既是對華人主體性的強調，同時又是對華文文學如何區別于其他族裔文學的文化性征的表現。華人的世界性生存，使其與黑人族裔和猶太族裔共同成為全球三個最大的散居族裔。戰后半個多世紀相繼興起的黑人學、猶太人學、華人學，都以強烈的族性文化，為自己在這個多元和多極的世界定位。在討論美國非裔黑人文學和猶太裔文學的諸多著作中，“黑人性”和“猶太性”，成為人們辨識他們文化行為和文學書寫的重要特征，把對他們的行為和書寫提升到文化詩學的境界。同樣，“華人性”作為華人表現文化的一種族屬性表征，一方面深深植根于中華民族漫長歷史的文化積淀之中，是溶解在民族共同生活、共同語言、信仰、習俗與行為習慣中的共同文化心理、文化性格、文化精神；另一方面，“華人性”又是由華人離散的獨特命運和生存現實所釀造。華人的離散與聚合，導致中華文化的世界性“散存結構”。分布于異邦文化夾縫中的華人文化，必須通過對自己族性文化的建構和播散，表現出強烈鮮明的“華人性”，才能在異邦文化夾縫中建構自我，并以獨特的族裔文化，參與到所居國多元文化的共建之中。

華人在從原鄉到異邦的身份變移和文化遷易中形成的文化心理、性格和精神，以及表現文化和行為方式的特殊性體現，成為區隔不同族裔之間族屬性特征的標志。反映在文學書寫上，是對華人生命歷程和精神歷程一系列特殊命題的表達。除前文曾經提及的一些問題，還有諸如：華人對文化原鄉和異邦生存的想象；華文文學現代化建構中的中華性、本土性和世界性的關系；華人原鄉文化傳統與文化資源的繼承、借用和轉化；華人文學母題中的漂泊/尋根與中華文學游子/鄉愁母題的聯系和變異；華文文學意象系統與華人族群生存的文化地理詩學的關系。這些特殊命題所呈現的“華人性”特征，為“華人文化詩學”拓展了廣闊的創作和批評空間。對這些問題的詮釋，不是單純的審美分析所能夠完成的，必須打通文本內外，將文本分析放在具體歷史語境的權力話語結構之中，即通過文化詩學的路徑，才能扺達這些特殊問題詮釋的深層。

“華人性”是內在于華人歷史遷移的生存實踐之中。它以中華文化為底色，卻又融攝著世界多元文化而呈現為華人的一種獨特的文化形態。因此，“華人文化詩學”強調“共同詩學”、“地方知識”以及“個人經驗”的整合，既重視研究華文文學作為文學的共同詩學規律，從散居世界各地的華人及其后裔的文學創作中抽象出海外華文文學共同的美學和普遍的特征，又關注不同地域、國別，不同階層、性別和個體的文化差異，即華文文學在不同生存境遇和歷史文化空間中所形成的特殊性。在“華人文化詩學”的視域中，“華人性”是一個普遍與特殊統一的概念，既是結構性的，也是建構性的。一方面“華人性”包含了普遍的“中華性”，也蘊含著“本土性”、“個人性”等具體的特殊內涵。另一方面，“華人性”又是不斷建構的歷史范疇。對“華人性”的認識與闡釋，必須返回到華人海外生存的具體性之中，返回到華文文學所置身其中的文化政治場域之中。這正是“華人文化詩學”的詮釋路徑。

華文文學的理論建設是多元的。中國古代文論、現代文論、西方文論等等都可能被吸收用來詮釋華文文學的諸多問題。但理論和理論對象的相洽，是我們追尋的目標。“華人文化詩學”只是我們對于華文文學理論自洽性的一種認為可行的理論策略和批評嘗試。對于華文文學的理論建設，是個尚未引起足夠重視的問題；華文文學研究期待走出瓶頸，更上層樓，理論是不可缺少的一級臺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