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伊藤詩織是一位日本自由記者，同時是日本首位公開長相和姓名起訴性侵的女性。四年前，她就赴美實習的簽證問題與當時日本TBS電視臺華盛頓分局局長、知名記者、首相安倍晉三的傳記作者山口敬之相約進餐會談，伊藤詩織稱，她在酒后失去意識并遭對方性侵。四年過去了，伊藤詩織尚未在對山口敬之的訴訟中獲得她滿意的結果，不過，她逐漸以一名女權主義活動人士的身份為公眾所熟知，她的案件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日本對“強奸罪”的嚴懲。

近日，伊藤詩織受中信出版社之邀，帶著她以第一人稱記敘的紀實作品《黑箱：日本之恥》來華與讀者見面。7月19日，她參與了和《單讀》副主編劉寬的一場對談。7月20日晚，她再次與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作家梁鴻探討了“女性成長中的‘黑箱’”。

《黑箱》這本書的名字來自一名負責伊藤詩織案件的檢察官的原話：“性侵案發生在私密的室內，不會有第三方知情，這種情況稱作‘黑箱’。”伊藤詩織在向大眾打開這個私密空間的時候，也觸碰到了司法系統與日本社會內部的“黑箱”。伊藤詩織說，此次中國行，她希望分享她個人在努力去面對、揭開、和打破這些“黑箱”時的個人感悟。

在北京的兩場對談，自然也無法繞開四年前的那場“性侵”，話題繼而擴展到了對女性成長、性別關系以及社會結構的探討。在性別議題熱度很高的中國，兩場活動都吸引了不少的聽眾，也包括一定比例的男性聽眾。

本文活動現場照片由 豆桑 攝

日本文化與性侵定罪之難

有許多聽眾都留意到，說英語的伊藤詩織和說日語的伊藤詩織相當不同。她在用英文講述時，顯得更加自信有力，而用日語講述時，則展現出一種柔弱和順從的氣質。在《黑箱：日本之恥》一書中，伊藤詩織也提到：在拒絕對方的那個瞬間，她無法用日語說出那一句“不要”。因為在日本的文化語境下，“不要”聽上去也是在取悅對方，所以她最后那個時候說的一句話是“what the fuck are you doing”。

伊藤詩織說，在日本，對年長者尤其是年長男性，她需要說敬語。所以當她用日語說“不”時，在日本語境下，就很難分清到底是真的拒絕還是欲擒故縱。正是這種深入人心的文化給強奸罪定性及定案帶去了難度。

日本法律對于性侵的界定是：受害者必須證明有被威脅或者遭受暴力的痕跡。也就是說，僅僅用否定詞匯并不能被看做是有效的反抗，反而是另一種形式的順從。那么，倘若法官認為受侵害一方同意了性行為，則施暴者不會被判刑。

對于如今被廣泛認同的用幸存者（survivor）替代性侵受害者的語言慣例，伊藤詩織不盡滿意。去年在臺灣的一場活動中，她第一次在主辦方的口中聽見這樣稱呼自己，這曾使她感到不舒服：“我并沒有幸存下來，我還在掙扎著。”當嘉賓劉寬（kiva）問及她究竟如何定義和看待自己時，伊藤詩織表示：“其實比起幸存者或者受害者，我更愿意做一個分享者。”

伊藤詩織

“沉默與言說需要相同的勇氣”

根據BBC拍攝的紀錄片《日本之恥》，有多少人支持伊藤詩織，就有相當數量的人質疑她。在日本做一名性侵議題的分享者，女性主義的推動者絕非易事，需要極大的決心和毅力。

“我非常固執。”伊藤詩織這樣描述自己的性格。或許是因為這個原因，她一直堅持著抗爭。同時，作為一名自由記者，她選擇了向社會和公眾公開表達自己的遭遇和訴求，將自己的痛苦遭遇轉化為可以被共享的公共經驗。

然而，伊藤詩織也想表達，這種公開曝光的行為所需要承擔的代價并不是每個人都必須承擔的。遭遇不幸的受害者無論是選擇發聲，還是保持沉默；無論是忘記傷痛，回到生活的正軌，還是選擇進行艱苦卓絕的維權斗爭，找到最后的真相，每一個受害者的選擇都是獨特的，都需要整個社會的理解和尊重。“每一個人都有自己不同的斗爭武器。我們可能無法永遠戰勝陰影，但我們需要學會與自己的傷痛共存。”

嘉賓劉寬（Kiva）對此總結道：“我們希望可以給那些有勇氣的人和那些所謂沒有勇氣（公開）的人同樣的鼓勵。”

“精神上的割禮”

伊藤詩織透露，近來她的主要工作包括在非洲拍攝關于女性割禮的紀錄片，當她回到日本，向中學學生講述對于割禮的看法時，一位日本女生這樣告訴她：“我覺得我們在精神上受到了割禮。”

作為女性主義者的伊藤詩織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并沒有意識到這一身份認同，因為在日本社會，人們對此討論得并不多；即使在女性主義群體中，日本文化內生的森嚴等級也有所體現——即使在這樣的團體中，也需要對年長的女性使用敬語，亦無法公開討論平等的議題。

伊藤詩織進一步指出了女性主義在日本發展的阻礙。她說：“女性主義在日本并不是一個流行的詞匯。”“而性侵犯的土壤即是權力不對等，在這個層面而言，只能說女性主義在日本還在發展當中。”

在伊藤詩織看來，在未來要實現一個拒絕性侵的“理想社會”，媒體、教育、司法等都應該做出更大的努力。例如，媒體不應要求“受害者完美”，更不應當矮化受害者；其次是教育，她特別指出要對有權力的人進行教育；最后是司法的進步。

盡管伊藤詩織表示，自己并不清楚怎樣教育有權者、改善司法，但公開發聲的伊藤詩織，的確從側面推動了司法的進步——由于紀錄片《日本之恥》的播出適逢日本國會修改刑法，日本眾議院全體通過了關于日本刑法中關于性犯罪條目的修訂，其內容包括：強奸罪最低量刑標準由3年提升至5年，非親告罪化、“強奸罪”與“強制性交等罪”等內容。

不可能絕對正確的女性解放運動

在對談中，作家梁鴻也分享了她所關注到的中國社會的女性處境。她認為，根深蒂固的性別區隔與認知壁壘仍然存在，它們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女性的自我定位。在很多日常化的行為和無意識的語言表達之中，其實就隱藏著男權社會中的思維定式。“無論是集體的目光，他人的非議還是既成的風俗，女性在日常生活中的遭遇似乎與常識中認為的公平正義的失序相去甚遠，但實際上是對其生存權益最為致命的打壓。”梁鴻說。

梁鴻認為，一場成功的女性解放運動不可能是絕對正確的。它更加重要的是使得不同的聲音和個人的表達得以浮出水面。對此，伊藤詩織也表示認同。她認為，這一運動最重要的內涵并不在于要找到實施暴力的個別男性，而首先在于它提供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受害女性發聲平臺。曾經難以啟齒的私密經歷和遭遇被講述與傾聽，迷茫、掙扎和痛苦被分享與理解，這或許是這一運動的珍貴之處。

兩位嘉賓達成共識，在性別不平等的關系以及社會問題背后，隱藏的實際上是無形的權力枷鎖。這在很大程度上已經無關乎性別，而是每一個人都或多或少經歷過和感受到的社會結構性問題。

伊藤詩織說，“濫用暴力，不僅僅是簡單的男女問題，而是我們社會需要共同面臨的話題。”面對不對等的權力關系中，身處弱勢的群體應該如何保護自我，如何去反抗權威，甚至如何去掙脫這一既成的體制？這些問題的答案或許因人因時而異，但是每一次反思其實都蘊含著推動社會進步的力量。

當然，推動性別平等與突破權力結構之間也有著緊密的聯系。伊藤詩織介紹，在她尋求日本媒體的幫助時，她已經感到了由于森嚴的等級制度所帶來的極大的阻力。而這可能部分也是因為，目前日本的媒體界仍只有很少的女性決策者的緣故，“如果有更多的優秀的女性記者能夠進入媒體的主流領導層，它勢必會推動這一行業在權力結構關系上的轉變。”

（實習生肖林峰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