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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特、波伏瓦、加繆、杜拉斯、羅蘭·巴特、薩岡、羅布-格里耶、勒克萊齊奧，還有米蘭·昆德拉，這一批出生于二十世紀的作家，開啟了法國文學史乃至思想史的一個重要時代，所謂薩特的時代。正是在這個時代，文字顯示出炫目的力量，它在延續一種以性感對抗死感的法蘭西文學神話。他們，建立了屬于現代的文字傳奇。

而作為讀者，我們該怎樣走近這些像“魔法師”一樣的文學家？怎樣閱讀如“迷宮”一般的法國現代經典文學？

7月20日，袁筱一與孫甘露、葉沙共談二十世紀法國文學經典與私人傳奇

7月20日，華東師范大學外語學院院長、翻譯家、作家袁筱一攜新書《文字傳奇：十一堂法國現代經典文學課》來到作家書店，與作家孫甘露、主持人葉沙一起，為讀者上了一堂生動的“法國文學課”，共談二十世紀法國文學經典與私人傳奇。

7月20日，袁筱一與孫甘露、葉沙共談二十世紀法國文學經典與私人傳奇。

9位作家呈現20世紀法國文學的一隅

《文字傳奇：十一堂法國現代經典文學課》（下文簡稱《文字傳奇》）初版于十年前。2005年，袁筱一在華師大開設法國現代文學的通選課，《文字傳奇》初版中90%的內容源于當時上課的內容。

“現在回想起來，上這門課時也可能是年輕，體力好，激情滿滿，很投入的一種上課狀態。”每次上課前，袁筱一會準備講稿提綱。比提綱更重要的是當時大量的閱讀。她坦言，其實在上課之前，她更多的時間是花在閱讀而不是寫作上，那是她非常享受的兩三年。

“除了熱愛，就是熱愛。到后來想到了出版，包括今天的再版，都是為了能和更多的人分享當時的這份激情。”

《文字傳奇：十一堂法國現代經典文學課》于今年5月由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

今年5月，《文字傳奇》由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再版。在修訂時，袁筱一有意盡量保留了十多年前的認識、立場和心境。在她看來，當時在人生某個階段與文學相遇產生的或欣喜，或悲傷的鮮活情緒，放到現在是不會有的，那是一種毛糙卻又真實的狀態。

她在再版序言中寫下：“我還是無條件地信仰語詞，語詞的決定性，語詞的力量。縱使十年間很多東西發生了改變，這一點點初心終究沒變”。

在《文字傳奇》中，袁筱一選擇了薩特、波伏瓦、加繆、杜拉斯、羅蘭·巴特、薩岡、羅布-格里耶、勒克萊齊奧、米蘭·昆德拉這9位作家。目前在世的只有勒克萊齊奧和米蘭·昆德拉。

袁筱一說：“他們不能代表20世紀的法國文學，只能呈現20世紀法國文學的一小部分。選擇他們首先出于一條稍顯 ‘愚蠢’的標準：他們都出生于二十世紀。二十世紀上半葉被認為是薩特的時代。從薩特開始，其他人或多或少受到了薩特的影響或站在他的對立面。因此，這本書的選擇集中于在二十世紀中葉達到高峰的一批作家。”

而經典之所以為經典，還在于歷經時間的沉淀與考驗。《文字傳奇》中最年輕的作家就是2008年諾貝爾文學獎的獲得者勒克萊齊奧。而諸如普魯斯特、尤瑟納爾這些作家沒有入選是因為“太過重要”。袁筱一說：“正因為他們太重要了，我沒有辦法按照當時每周兩小時的時間、每兩周一位作家的頻率去講。”

可以肯定的是，選擇這九位作家，不完全是站在學術的角度。

從作家性別看虛構的不同使用

葉沙評價，這本書充斥著袁筱一豐沛的個人經驗和金句凝結，比如這一句：“男作家和女作家的不同之處在于，男作家總是在他的虛構中不留痕跡地推出自己，而女作家卻是在關于自己的描述中不留痕跡地進行虛構。”

“法國文學是特別能談到性別的文學。”孫甘露舉例杜拉斯和薩特。杜拉斯是一位傳奇女作家、導演，她的創作很大程度上是在人生經歷的基礎上進行虛構。“她一生的寫作都含有早年的經歷，包括后面寫的《廣場》、《卡車》，為電影創作的劇本都是如此。”

至于男作家，孫甘露認為更嚴格的表述應當是“寫作既是在虛構中推出自己，也是退出自己”，兩者兼而有之。比如讀者很難在薩特的小說中看到他個人經歷的影子。“像《惡心》這部作品，即使他寫的是個人經驗，呈現的時候個人經驗也并不會凸顯在最重要的部分。”

袁筱一回應道，雖然虛構是寫作的基本要素之一，但不同的虛構方式還是暴露了作家們的性別差異。以波伏瓦的《名士風流》為例，這部作品詳細描繪了二十世紀戰后法國知識分子的群畫像，這幅畫像非常真實，真實到甚至可以代入現實生活中的人。也正是因為“代入問題”，這部作品受到加繆嚴厲的指責和質疑。

袁筱一多年從事法語文學及翻譯理論研究，主要譯作有《一個孤獨漫步者的遐想》《杜拉斯傳》《生活在別處》《阿涅絲的最后一個下午》《法蘭西組曲》等

袁筱一多年從事法語文學及翻譯理論研究，主要譯作有《一個孤獨漫步者的遐想》《杜拉斯傳》《生活在別處》《阿涅絲的最后一個下午》《法蘭西組曲》等。

究其原因，就在于男性作家和女性作家對虛構這種寫作方式的本質理解存在差異。在袁筱一看來，虛構的本質不在于作品和真實生活的相像程度，不是和現實生活的距離有多遠或多近。

“在男性的文學話語體系之下，人們似乎能看到更為宏闊的、本質性的、更具社會意義的問題，但從另一個角度上看，像薩特這樣的男性哲學家、小說家，想做的唯一不變的事情就是，用自己的主張去說服別人。”

袁筱一說，作為那個時代“知識介入”的代表，薩特仍然相信知識分子或者說精神力量可以引領世界、改造世界。“而女性寫作者則不同，個人經驗只是她們的起點。從個人經驗出發，她們的眼光仍是社會和世界的。人們對杜拉斯最大的誤解就是她只是一位愛情故事的寫作者，但她其實關注一切社會現象，她的作品關注戰爭、貧窮、貧富差距、殖民地問題等等，她是無所不包的。”

換言之，女性作家從個人經驗出發，抵達普遍。男性作家正相反，從普遍出發，抵達自我。袁筱一說：“兩相比較之下，我說了那句話。所謂的推出自己，就是認為自己的主張是唯一對的、可行的，是可以引領這個世界的。這或許也是男人極端自戀的呈現。”

20世紀法國文學與19世紀有何不同

大多數讀者更熟悉的是19世紀法國文學。“法國小說確實是在19世紀達到高峰，有雨果、巴爾扎克等等。而且中國20世紀作家其實更多受惠于法國19世紀的作家。”

袁筱一說：“19世紀法國文學的主要任務是對已經發生的事情進行描述。而20世紀的法國文學從根本意義上顛覆了這個任務。20世紀的法國作家普遍認為，寫作的任務已經不再只是在對已有的現實進行描述、總結、提升或者以此為基礎建構一個更美好的理想社會。至少對于現實的描摹，不再是文學唯一的任務。”

“19世紀小說是非常清楚的，很講究情節。比如《巴黎圣母院》不會無端出現一個細節，一定之前埋下過伏筆。19世紀小說也很講究人物，無論現實主義還是浪漫主義，人物都極其具有代表性。以至于大家說到雨果筆下的小說人物，腦海中馬上能出來。還有諸如 ‘真善美’這樣的主題，也是19世紀法國文學中的關鍵要素。”

20世紀文學相較于19世紀文學的第二個差別就在于，那些關鍵要素被廢除了。袁筱一舉例：“比如情節，如果指望在羅布-格里耶的小說中讀到所謂有用的細節，你可能要失望。也許同一個細節，放在雨果那有用，但到羅布-格里耶那里完全沒有下文。20世紀的法國文學廢除了主題，廢除了情節，甚至廢除了時空順序。唯一沒有廢除的，可能只有人物，只是那時的人物也起了很大變化，不再具有身份意義上的典型性了。”

第三個差別則是對作家位置的處理和個人代入問題。袁筱一稱，讀者在閱讀19世紀小說時，通常能夠清晰感覺到作者的存在、作者的立場、作者的主張和向往。而到了20世紀小說，到了羅布-格里耶，出現了所謂的“零度寫作”，就是指作家在創作時不摻雜任何個人想法，完全隱匿掉作者的主觀存在，使讀者見不到作者本人清晰的立場和情感。

“但這并不意味著作者不存在，是有意客觀化了這個存在，也不是缺乏情感，而是將澎湃飽滿的情感降至冰點，使寫作者得以客觀、冷靜、從容地抒寫。”袁筱一還補充道，“當然，20世紀的寫作是多元的寫作，比如還有波伏瓦這樣的寫作，有非常具有現實意義上的寫作，也有非常個人化的寫作。”

如果非要用一個詞總結20世紀法國文學，許多文學史家會用“困難”。袁筱一解釋道：“ ‘困難’就是不好讀的文學，無論這個不好讀是因為什么造成的，當然也和讀者自身的文學趣味有關。我首先把自己也看成是個讀者。我只是想說，這本書或許給大家提供一個不那么困難的走近他們的方式，大家完全有權利喜歡或者不喜歡。”（供圖：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