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懷人類,由微至巨——讀艾特瑪托夫
欽吉斯·艾特瑪托夫是吉爾吉斯斯坦最為重要的作家之一,享有世界聲譽。他在生之時,作品迭出,精彩紛呈,似乎令讀者目不暇接。他離去之后,展讀他的作品,回顧他的人生,作家心系人類、徹悟人世,由小世界而進入大宇宙的創作軌跡漸漸顯現出來,他的人類情懷也在文化對話實踐中得到寄托。
艾特瑪托夫的文學創作主題既緊扣時代又漸向宏闊,反映了不同歷史階段當地民眾的熱點關切。作家最早的小說《查密莉雅》《我的包著紅頭巾的小白楊》,既順應潮流又獨抒心靈;小說《永別了,古利薩雷!》觸及該如何對待人的問題;當美蘇的軍備競爭達到白熱化之時,作家的首部長篇小說《一日長于百年》從星外文明的視野,發出了和平的呼喚。切爾諾貝利核電站事故發生后,在人們的生態意識開始萌動之際,他在小說《斷頭臺》中視生態危機為人的道德淪喪的惡果。這部作品又與同時期的拉斯普京的小說《火災》、阿斯塔非耶夫的小說《悲慘的偵探》齊聲共振,敲響了社會危機的警鐘。進入新世紀之后,面對市場經濟導致的物欲橫流,艾特瑪托夫在2006年推出了小說《崩塌的山岳》,作家薩曼欽挽山岳于既倒,用自己的生命阻止了獵殺珍稀雪豹的行為。這些作品都表明,作家的聚焦點由杯水風波逐漸擴展為天下大觀。
從地域空間來看,作家筆下的世界由民族分野延展至人類宏觀,視野廣闊。艾特瑪托夫的早期作品具有鮮明的吉爾吉斯斯坦地域特點:《我的包著紅頭巾的小白楊》中的伊塞克湖成了主人公不斷返回的心理療傷之所;在小說《駱駝眼》中人們開墾的阿納爾哈伊草原;科幻小說《白輪船》中有仙鹿隱現的伊塞克湖成了作品中的“出場人物”。
回顧作家一生的創作,其關注點逐漸由吉爾吉斯族擴展到其他民族:創作于上世紀70年代的小說《花狗崖》中,韃靼海邊的花狗崖在尼夫人看來是有生命的地方;而在80年代初的《一日長于百年》這部長篇小說里,艾特瑪托夫對地球的遭際作了深刻反思。
從作家胸襟看,由小我情愫拓展至宇宙情懷。50至60年代,艾特瑪托夫的作品沉浸于吉爾吉斯人的情感世界。在小說《查密莉雅》中,已婚的查密莉雅在勞作中遭遇復員軍人丹尼亞爾,兩顆心碰撞到了一起;在小說《第一位老師》中,主人公回憶了白手建立學校的老師玖依申;《我的包著紅頭巾的小白楊》則講述了由于“我”的魯莽毀掉了自己家庭的苦痛經歷。
從60年代末的《永別了,古利薩雷!》到70年代的《白輪船》,艾特瑪托夫關注的熱點已然轉向人與自然、人與他心愛的動物之間的關系。在《永別了,古利薩雷!》中,牧民塔納巴伊保護著心愛的老馬并與之相依為命;《白輪船》中人類對待動物的態度,成了評判他人的善惡標準。
進入80年代后,作家的胸襟更加開闊。在《一日長于百年》里,美蘇兩國聯合舉行航天行動,兩位宇航員應邀到了林海星,那里有比地球更為發達的文明,那個社會沒有武器,更沒有戰爭。這就形成了宏闊的宇宙“胸襟”,為陷于冷戰、紛爭的地球世界建立起烏托邦式的參照系。
從創作方法看,由寫實入微到想象恣肆。1986年艾特瑪托夫在接受記者費·梅德韋杰夫采訪時談到,俄羅斯文學既有《靜靜的頓河》這樣強健的人民史詩,也有米·布爾加科夫筆下“達到智性高度”的精致散文。假如不拘泥于字面的含義,大致可以看到,這就是艾特瑪托夫文學創作方法的兩極三層:即以寫實為基底的一極和以想象為升華的一極,中間是民間神話傳說資源層與其上下相溝通。
在艾特瑪托夫早期的作品中,作家以細膩的現實主義手法展示豐富的環境與人物行為和內心世界。學術界對艾特瑪托夫早期的現實主義筆法非常關注,列伊德曼和利波維茨基所著的《當代俄羅斯文學史》將《查密莉雅》的敘事方法稱為“共情眼光”,由尚未成年的少年直接觀察主人公的行為。
作家創作的中期逐漸加入豐富的民間神話傳說,使之與現實手法所表現的世界相對比。瑪·米斯金娜在《艾特瑪托夫散文中的民間故事——神話主題》一書中,對《永別了,古利薩雷!》《白輪船》《花狗崖》等作品中的神話曾進行詳盡的分析。作家后期則逐漸升華出超越日常經驗的、想象豐富的世界,例如《一日長于百年》的外星文明、《成吉思汗的白云》中的白云和《崩塌的山岳》中的永恒新娘,都說明作家豐富的想象力超越了日常經驗的藩籬。
突破自我,走向宏闊世界,是人類向善、向上的精神路徑。構成歌德《浮士德》的五個小悲劇,展示的正是浮士德不斷突破小我世界,走向大宇宙的心路歷程,這也是從小至大、由微觀而宏觀的艾特瑪托夫文學創作之路。《各民族人民友誼》雜志曾發表了對艾特瑪托夫的訪談,他說:“我有自己的祖國、故鄉、人民,有自己的語言,但這并不妨礙我吸收新的精神、人文價值。”艾特瑪托夫不但在文學創作和自我定位中突破狹隘走向宏闊,在社會實踐領域也積極提倡文化對話,并積極付諸行動。1986年,他設立了“伊塞克湖論壇”,邀請哥倫比亞作家加西亞·馬爾克斯、美國劇作家阿瑟·米勒、法國作家克洛德·西蒙等人,在風景如畫的湖畔坐而論道,踐行著作家胸中關懷人類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