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張桃洲（首都師范大學教授）：構筑詩歌批評和創作的“寫作共同體”

我們所處的時代具有前所未有的豐富性。因此，這個時代的詩歌寫作者首先要認識這種豐富性，把握時代脈搏，洞察時代風云，體悟這種豐富性所蘊藏的一個個具體而生動的細節。我所期待的詩歌，是一種飽含深刻歷史感知、能夠顯示宏闊視野、捕捉時代“噬心”（陳超語）的主題，同時又富于張力、詩意充沛、體現漢語特性和魅力的詩歌。作為一名詩歌研究和評論的從業者，我以為詩歌評論同樣要體察這個時代的豐富性，認識到我們正在經歷時代的巨大變動的重要性，及其帶給寫作者的機遇和挑戰。詩歌評論應該立足于一種深廣的背景、帶著歷史的眼光和新鮮的理論意識，去剖析各種詩歌現象，衡估不同風格詩人、作品的成就與不足，瞻望未來詩歌發展的可能性。在新時代的語境下，詩歌評論和詩歌創作之間有必要建立一種良性互動的關系：其一，基于共同的時代主題，形成詩歌評論與詩歌創作互相砥礪、互相促進的格局，這就要消除詩歌批評與詩歌創作彼此割裂的狀態，將二者置于平等對話的平臺而構筑“寫作共同體”，使真正的詩歌評論不游離于詩歌創作，而成為詩歌創作的建構性力量；其二，嘗試詩歌評論方法的創新，這就要打破所謂“內部”和“外部”評論的壁壘，在語言形式等“內部”評論基礎上，引入歷史社會文化等“外部”因素，推進詩歌評論的深化，同時促進詩歌創作獲得厚重的歷史感；其三，改善詩歌閱讀習慣和方式，詩歌閱讀的問題關乎新時代詩歌的接受，詩歌評論和詩歌創作都應該倡導良好的閱讀風氣，只有不斷地閱讀、不斷地感受、不斷地與文本進行碰撞，才能不斷地激發對詩歌的想象力和創造力。總之，詩歌評論要與詩歌創作一道，時刻把握時代的脈動、保持與時代的緊密關聯，為讀者奉獻更多更好的精神產品。

張德明（南方詩歌研究中心主任）：重申詩歌創作的難度意識

新世紀以來，新媒體的飛速發展，為新詩的發表與傳播提供了極大便利。同時，由于發表渠道的方便快捷，導致詩歌創作的難度意識一再被削弱。一些人甚至誤以為新詩創作太簡單了，只要會敲回車鍵，就能寫出詩歌來，詩歌被人戲稱為“回車鍵藝術”。

面對當下詩歌創作存在的難度較小、品質粗俗、藝術性不強的現實，重申詩歌寫作的難度意識是緊要和迫切的。詩歌畢竟是“精致的講話”，是民族文學中最高的語言藝術，保持對這種文體的謙恭、敬畏、嚴肅、認真的態度是必需的，而強調寫作的難度意識，正是對這一文學文體表達敬畏與虔誠的重要方式。

增強詩歌創作的難度意識，應該在三方面做文章。第一，強化修辭意識。按照古人的說法，詩歌是一種“無理而妙”的語言藝術，這種“無理而妙”美學效果的獲得，是通過修辭手法的巧妙使用而產生的。優秀詩人都是善用修辭的高手，都能通過比喻、擬人、夸張、通感、悖謬等修辭方式的運用，將事物之間不被人熟知的、極為隱秘的關聯奇妙地彰顯出來。第二，強化結構意識。對于一首詩來說，結構的精巧和別致是其走向成功的關鍵要素，換言之，經典的詩歌都有著不可或缺的獨立結構形式。因此，凡是有難度意識的詩人，對詩歌結構的斟酌與考量都是格外用心的。第三，重視“推敲”意識。我們要有意識學習古人，倡導“吟安一個字，拈斷數莖須”的苦吟精神，樹立“語不驚人死不休”的責任意識與精品意識，對自己詩作反復打磨，不斷推敲，在千錘百煉之中鑄造出無愧于時代的佳作好詩來。

重申詩歌的難度意識，不僅需要詩人有所行動，詩評家也要有所作為。詩評家既要有意識地遴選有創作難度和審美價值的當代詩歌，把它們積極推薦給讀者，也要系統分析和闡釋難度寫作的史學價值和文學史意義，引導人們形成正確的審美價值觀。

蔣登科（重慶市作家協會副主席）：讓情感和文本都擁有厚實的根基

抒情是詩歌藝術的基本特征。但在一些作品中，抒情是高蹈的、空洞的、說教的，導致作品缺乏含蓄蘊藉的藝術張力，缺乏讓人反復閱讀的美學底蘊。有些作品讓人越讀越單薄，越讀越失去詩味，越讀越少了魅力。對于優秀的詩歌來說，抒情應該有落腳之處，精神應該有生長的根基，情感應該有立足的土壤，仰望星空必須依賴腳踏實地。簡單地說，詩歌的根基就是我們面對的現實與生活，以及由現實與生活誘發的心靈律動。歷史和文化、人生與現實都是豐富的，但外在的豐富并不就是詩。從中發現詩意、提煉詩意、表達詩意，抓住情感與心靈的細微變化，才是優秀詩人的基本功。對于詩人來說，遠離現實是不行的，只有用心地、切身地體驗歷史與現實之豐富，從中發現那些或宏大或細微的詩意細節、詩意瞬間，挖掘其中所包含的生命價值、精神價值，并依托詩人的人生積累、情感取向、價值觀念，對這些發現進行詩意判斷和審美選擇，最終才可能獲得獨特的、與眾不同的詩意。

詩歌僅有血肉是不夠的，還需要有獨特的話語方式和文本建構，這樣才能成為獨特的、具有藝術生命的詩篇。在評論優秀詩歌的時候，葉維廉先生提出了“水銀燈效果”，我常常使用“眼前一亮”來描述。同樣的題材、同樣的主題，在有些詩人筆下顯得新穎而別致，而在另外一些詩人那里卻顯得平庸而鮮有新意，其差別就在于表現的力道上。無論是“水銀燈效果”還是“眼前一亮”，照亮我們的都是看似熟悉的現實，卻有著別樣的光亮。

因此，在詩歌藝術探索中，積累是必需的，積累是為了創造，為了不重復他人，為了獲得對歷史與現實的深度審視。因此，在詩歌寫作中，讓情感和文本都擁有厚實的根基，從而獲得新的創造力、表現力，是當下和未來詩歌探索都值得關注的話題。

錢文亮（上海大學文學院特聘教授）：詩歌評論應幫助詩人增廣視野

討論當前中國詩歌創作情況，很多人會拿20世紀80年代來做參照系。據我的觀察與比較，無論從詩歌作品的數量、種類和文體上看，還是從語言空間、個性風格、藝術品質等方面來說，當前詩歌創作的豐富性、感受力和想象力都不遜于那個被后人夸張出來的“黃金時代”。如果說因為多年的孤陋寡聞，因為大學入學率低，使得剛剛從現實主義小屋子睜開眼看世界的中國詩壇極度亢奮而有樣學樣，在各種極端的實驗中收獲一批鉆石般的詩歌的話，那么，經過90年代的沉淀、反思以及中國大學的擴招，隨著中國加入WTO而帶來的經濟崛起和進一步的文化開放，新世紀以后投入新詩創作的人數成幾何倍數增長，并且與80年代“為文學史寫作”“為諾貝爾獎寫作”的功利心態不同，當前中國許多詩人的態度是“為生活寫作”“為詩歌寫作”。從某種意義上說，只有到了這個時代，20世紀那種“運動式”的詩歌創作才真正終結，詩歌終于回到了有血有肉、有日常也有遠方的生命個體，回到了生活、生命與詩歌的多樣性、差異性和豐富性。不過在此過程中，很多問題也隨之而來。在當前詩壇，“詩意平和”之風徐徐吹拂，辛波斯卡式的機智和小隱喻俯拾皆是，“心靈雞湯”式詩歌不勝枚舉，造成了詩歌創作的平庸。正因如此，直面現實、見證命運、直抒胸臆的詩人和詩歌大受歡迎，不斷激蕩著詩壇的波瀾。

有鑒于此，我認為詩歌評論一方面需要鼎力支持詩歌創作的多元掘進；另一方面應該幫助創作者增廣視野，豐富見識，在積極平等的對話切磋中推動精品力作的誕生。

李建周（河北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把“自發的批評”放在詩歌知識譜系中

時不時聽到人們指責詩歌批評“亂象”，比如批評的淺表化、獵奇化、娛樂化無處不在，比如酷評、捧評、罵評到處都是。不過，令人奇怪的是，這種批評往往都是無指代對象的。那么到底誰在制造亂象？誰應該負有責任？在我看來，每位置身現場的批評家都有一定的責任。對詩歌批評的檢討首先是批評家針對自我的反思與清理，不能置身事外指責別人而將自己開脫出去。

針對現場的詩歌批評總是既矛盾重重又充滿活力。有學者認為對剛完成的作品的批評不屬于批評而是談話，這些話并不值得重視。蒂博代認為對過去作品的批評和對當下作品的批評有不同要求，屬于不同的批評機制。基于此，區分了“自發的批評”和“職業的批評”，指出前者針對現場，后者面向歷史；前者更需要鑒賞力，后者更需要科學。對于當下詩歌批評而言，兩者的混淆帶來了一系列不明確的表述。在文學場中，尤其需要關注批評秩序的建構。

就現場批評而言，即便是談話式的臨時判斷，也有著自身的價值。來自現場的詩歌批評從來都是詩歌史研究的重要材料。不過，現場批評很多時候是在兩套話語之間徘徊猶疑。出于種種考慮，批評家當面說一套背后說一套，私底下的談論和公開發表的評論差異很大，有時甚至是相反的。他們往往內心是清楚的，發言是講策略的。那些私下里的談話并沒有被納入批評范疇。其實兩套話語的對應和對話才構成現場批評的真相。

更為嚴重的是，作為“職業的批評”的詩歌史研究并沒有把現場批評對象化。來自詩歌現場的眾聲喧嘩，對于詩歌史研究來說并非什么壞事。不過研究者只有與“自發的批評”保持足夠距離，才能理解每部單獨作品在詩歌譜系中的位置。這就要求從事詩歌史研究的學者找到自身的準確定位，強化自己的身份意識。在知識生產過程中，研究者要對現場進行較為細致的分層，將“自發的批評”放置在詩歌知識譜系的位置格局與關系結構中，做出有效的歷史分析和審美評判。

榮光啟（武漢大學副教授）：詩人應有對時代的深入與超越

從讀者角度來說，當代詩歌創作存在的最大問題是缺乏高質量、有影響力的作品，在口語詩盛行的時代，這一問題顯得尤為突出。口語詩本身不是問題，問題是如何寫出有詩意、耐人尋味的作品。詩人海子的《亞洲銅》《九月》《日記》和《面朝大海，春暖花開》等，讀者都耳熟能詳。我覺得海子的創作對新時代詩人有三點啟示：一是對時代的深入，在生活經驗上的深刻；二是對時代的超越，在思想和閱讀上的修養；三是海子的語言和詩歌形式的意識。

海子出生在安徽懷寧農村，他曾經說：“我在懷寧生活15年，但我用15年也寫不完它。”這反映了他的故鄉和鄉村經驗是豐富的，所以在他的詩歌里能讀到許多令人震顫的、與大地相關的意象和境界。據詩人西川回憶，海子雖然也熟悉西方現代主義的文學與哲學，但他沒有跟隨時代潮流；雖然海子也熟悉時代風尚，但他更關注人類文明的經典，他對中國古典文學、波斯法典、印度史詩都非常熟悉。在海子生前讀的四卷本《紅樓夢》上，密密麻麻地寫著筆記，里邊還夾了200多頁便箋。詩人廣博的閱讀和深入的思考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閱讀的內容和思想的方向。

藝術是經驗、語言和形式的互動，我們不能僅僅在詩歌中談論經驗和思想，詩歌不是哲學。海子經常深入民間，游走大地，這使得海子的詩歌一方面貼近生活，有深刻的生活經驗；另一方面在語言和形式上又讓人感覺親切，不艱深。當代詩人應該在真實的生活經驗、閱讀和思想的視野及語言和形式的意識上多一些思考。而對于詩評家來說，這三方面也是必需的。批評也是一種寫作，很多創作者期待批評家能夠指點迷津。

吳投文（湖南省文學評論學會副會長）：詩歌寫作要有底氣、接地氣、有品格、有高度

近幾年興起了一股新的詩歌熱，新詩進入了一個新的繁榮階段。不過，也要看到詩歌繁榮中存在的問題，比如當代新詩對傳統的繼承。很多讀者讀不懂新詩，對新詩缺乏關注的熱情，甚至指責新詩，這與新詩對傳統的繼承不夠有關。不少詩人的寫作并沒有充分體現中國文化的內在特質，顯得浮泛，底蘊不足。新詩的本土化、中國化需要探索新的路徑、新的方式。

傳統是不可能被拋棄的，尤其在先鋒寫作中，也需要有對傳統的繼承。在中國新詩史上，廢名、卞之琳的詩在讀者看來，是相當晦澀的，但往深處看，他們的寫作把最先鋒、最傳統的因素融會在一起，這是他們成功的一個基礎。先鋒寫作要有傳統的底蘊，并要把這種底蘊化為內容與形式的有機成分。這種繼承就是一種文化本能，是對傳統發自內心的尊重。

新詩百年的發展歷程表明，新詩要找到一條可行的發展之路，需要在現代性語境中灌注民族傳統的魂魄，同時要有開闊的世界文化眼光，在歷史與現實的交匯點上涵容新詩的創造性，把古典傳承和現代意識結合起來。在當前的詩歌寫作中，尊重文化傳統，為傳統保持一個恰當的位置，是詩人的一種文化擔當。這樣的寫作才有底氣、接地氣、有品格、有高度。

實際上，這也是當下詩歌批評需要切入的一個實踐議題。在全球化語境下，如何凝練和提升新詩創作的民族性內涵，如何把民族傳統真正歸位為具有創造性的源頭活水，詩歌批評應該具有理論上的前瞻性視野，需要在民族文化的坐標系中確認新詩的文化身份。新詩之“新”，固然意味著與中國古典詩詞的差異，具有自身的時代性內涵，同時新詩之“新”是有根的，這個根就在我們的民族文化傳統里。在新詩創作中，詩人的文化情緒和民族思維是很難抹去的，總會留下或深或淺的烙印。這也是詩歌批評的用武之地，真正確立文化上的自覺與自信，在民族語言的根基上守護新詩的成長。

龍揚志（暨南大學中國文藝評論基地副主任）：以詩性思考提醒詩人對時代命題的關切

新詩在過去一百年間匯聚的藝術探索與現實關懷構成了標識自身成就的偉大傳統，而由詩學批評所沉淀的藝術觀念與思想智慧，表征了古典美學在回應民族國家現代化課題時抒情趣味與理性精神的自我沿革。因此，新詩批評不僅涉及實踐經驗如何轉化為藝術經驗的本體關注，而且深度介入文學功能、文化取向、資源開拓、價值追求等一系列問題，很大程度上支撐了新詩理論的學理性建設。

批評的同時代性，決定了新詩批評必然要在關注當下、連接未來的“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中保持理論自覺：自覺跟蹤詩歌創作態勢，發揮詩壇看門人的角色；在讀者與作者之間架通理解的橋梁，努力建構基于詩歌書寫、傳播與接受的審美共同體；以詩性思考不斷提醒詩人對時代命題的關切，激發理論創造與學術繁榮。

針對當前詩歌批評呈現的功利化、圈子化、人情化、娛樂化困境，有學者提出“詩歌學術共同體”的展望，營造一種鼓勵文本與藝術、思想對話的詩學討論機制，推動詩歌與時代、個體與社會的融合，確保詩歌批評和詩學研究朝尊重學識、思想、文化、美學的方向不斷前行。

當代詩歌借助大眾媒體加速進入公共空間，詩歌批評面臨來自跨領域的解域化挑戰，在維護專業理性的同時，承擔面向社會大眾普及詩學常識、提升社會詩歌素養的責任，是批評家應當具備的倫理操守與價值追求。這意味著新詩批評要在走向大眾讀者的過程中警惕自媒體時代批量生產帶來的膚淺、單一、粗鄙傾向，也要提防來自學院學術機制中的固化呆板與生搬硬套，達成有關詩歌創作、評價標準、詩歌史生成與詩學理論探討作為學術共同體建構的共識，唯其如此，新詩批評才能在介入新時代詩歌的實踐過程中獲得預期的效果。

本欄目由文藝報社、詩刊社、光明日報文藝部聯合主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