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2018年，有關“鄂派批評”的提法浮出水面。此時綜述本省文學評論，不僅意在概要索引出年度優秀成果，也嘗試在對地方特色的發掘中總結湖北批評傳統，探索參與全國文藝創作和本省文藝發展的有效途徑。湖北文學批評的優勢是兼具學者素養和文人情懷，不逐新求異但又能不斷在知識視野的更新中聚焦重大問題。而批評本應作為一種獨立的體裁予以再造,不僅為創作助力，也探索一切文學實踐活動共擔的命運：

如何保持對語言這一媒介之含混性的高度自覺？如何在對個人見解的求索中對個人的偏狹盲目之處也做出及時反省？如何既警惕將美學與政治分離的惰性，又不拋開文學的特殊性空談“介入”？如何既有興味蘊藉的感受力，又能立場堅定地進入思想論辯的必要戰場？

一 

在談及湖北批評隊伍中作為主力的高校中文專業師生時，於可訓教授采用了代際劃分的方式，并表明此舉不在論資排輩，而是要清理與建構出湖北文學批評的本土資源。2018年，不僅老一輩學者在文藝批評的理論引導方面為湖北文學評論深根固本，中生代與更年輕一代批評家也持續發揚著學術研究與批評實踐互動的傳統。

先霈教授為《長江叢刊》撰寫的幾期卷首語，旨在糾偏當下意圖以題材、故事取勝的創作問題。他強調“體驗”是感覺的發酵，而不是去搜集新鮮素材；他指出小說家重“史才”，但也要有“詩筆”；雖然“敘述”的快速轉換能夠營造出戲劇性的張力，但作家還是要重視能促進審美靜觀的“描寫”，因為讀者對小說意義和作家思想的深刻領悟是從形式美的感染中自然生發出來的。對于文學評論家應有的氣度，王先霈教授幽默地提問到，“寫文學評論時可以不系領帶嗎？”陳美蘭教授則以1940年代傅雷批評張愛玲、1950年代茅盾肯定《百合花》為例，指出批評家要能力排眾議，從作品出發發現其價值與問題。老一輩學者治學論文雖言辭質樸卻常能讓人體會到學術關乎天下人心。如古遠清教授從文學研究的背景、立場以及文學制度、文學史觀等方面比較陸港臺當代文學研究的發展、成果，意在促進三地從學術共同體走向“生命共同體”，在文學對話中詮釋與重建民族性。針對近年來當代文論建設中對“全盤西化”傾向的反對，張玉能教授則指出重視傳統也不等于復古，所謂“傳統”不僅應當包括古代文論傳統，還要正面評估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古代文論現代化”與“西方文論中國化”所形成的重要遺產；應當避免觀念立場之爭，推進具體工作，探索如何將古代文論中的概念范疇辨析轉化到當代文論體系中來。

植根于學術研究并有理論自覺意識的批評，往往能夠就中國文學或思想文化方面的重要議題提出原理性闡發。若以關鍵詞概要2018年度本省研究動態，圍繞“傳統”展開的雙向思考尤為突出：一是探索中國古代文學傳統的創造性轉化問題；二是審思中國文學的現代性追求及其形成的傳統與突破。

在如何實現古典傳統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方面，於可訓教授指出，通常被認為是“全盤否定”傳統的近現代文學革新其實是“單反”（“單邊反傳統”）——反文人創作的文言正統詩文，接續起民間的白話文學傳統，并在繼承與蛻變中又必然滲透進文人傳統的影響，因此，不應以斷裂視角認識歷史中的新舊轉換。在對《黃岡秘卷》的評論中，於可訓教授也秉承這一態度，通過對小說中三本“秘籍”所承擔敘事功能的分析，實際提出了作家如何演繹與融通傳統的問題。這個傳統不僅是地方性的，“家族史”與“組織史”之間的聯系還寓意著二十世紀革命視野中鄉土中國的常與變。另外，於可訓教授稱《黃岡秘卷》是舍棄宏大敘事，采取更適合揭發秘聞、演繹傳奇的閑聊式寫法，顯然也融入了他近年來文學創作中借鑒筆記、方志傳統的思考與探索。

為推進新舊融合視野下的當代文學研究，李遇春本年度通過對喬葉、歐陽黔森兩位作家作品相當全面的細讀，梳理出了當代小說家如何再造世情、傳奇、博物、方志等傳統。值得注意的是，盡管分析主要集中于文體、敘事藝術等形式層面，但李遇春又沒有忽視當下寫作所處的特定歷史脈絡與文化語境。如他指出歐陽黔森的黔地方志小說其實是對現代地域性敘事模式的反撥，即不再固著于從現代與傳統、文明與愚昧的二元對立出發來批判本土文化，而是以一種“重構性的后現代文化姿態”努力發掘其積極因素，以地方性知識的重建消解單一的現代性想象。由此可見，對回歸傳統的重視，實際回應的仍是百年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對于現代性問題的思考。

如果說於可訓教授是通過辨析中國的復線傳統來重釋文學革命與文學復古之關系，豐富我們對于所謂現代轉型之認識，那么同樣折返清末民初，昌切的《棄德而就英法——近百年前浪漫主義中國行》一文則以對西方啟蒙運動以降不同思想傳統的發現，及文化跨境傳播中中國知識分子的選擇性吸納與誤讀，為反思中國現代性提供了參照。昌切將德國浪漫主義的主導模式概括為“反啟蒙”、“向后看”（文化尋根以建立民族精神的知識譜系）和“向內看”（崇尚感性以抗拒啟蒙理性），由此可延伸出其他探討——這一思想資源的被忽視如何映射出中國現代激進主義思潮中民族主義、個人主義存在的問題？這一“反現代性的現代性”美學追求對于梳理中國文學從“啟蒙”到“革命”乃至“后革命”的嬗變又有何種啟發意義？雖然新世紀初盛行的現代性理論熱已經退潮，但只要避免概念的籠統使用，這一視角就仍有助于清理與反思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發展至今形成的傳統與困境。

以2018年幾種研究成果為例：葉立文的史鐵生論，其實是對現當代文學中啟蒙主潮的再思考。盡管史鐵生從“我”之價值的啟蒙訴求，轉向以信仰神圣價值為標志的宗教哲學，但借助宗教的精神力量尋找自我又始終蘊含著根深蒂固的啟蒙情結——這一思想悖論的意義在于拓展了啟蒙文學的思想內涵，既不僅僅以感時憂國的歷史批判作為主體性意識彰顯的標志，也拒絕在視點下沉中墜入價值迷失。筆者的路遙論，嘗試以柳青傳統為參照，考察路遙關于“交叉地帶”的認識與文學實踐，其實是要探討從“革命”到“改革”的歷史脈絡中作家關于“三大差別”變化著的認識、感覺與文學表達——即革命現代性的遺產與債務問題。而梅蘭論新世紀長篇小說的日常生活寫作，則是要肯定有別于現實主義文學傳統的“反現代性的歷史觀、反理性和反進化論的日常思維方式”——在某些文學史敘述中可能是“啟蒙下沉”的新寫實小說，其價值恰恰在于發現了知識分子精英視角外、未被意識形態化的民間生活。如果說以上幾種研究的出發點均是反思現代性，那么李俊國論當代文學中都市審美經驗的缺失與重構，則表明中國的現代性追求還是一樁未竟的事業。中國城市化進程中獨特的小城鎮與大都市經驗，正充分體現了現代性與后現代性混雜的時代面貌，這個時代的寫作主體將不得不應對雙重挑戰，對一切確鑿無疑的真理與宏大敘事保持懷疑，又避免在消解價值的生活表面成為一個虛無主義者。如李俊國所述，既要精神在場——不僅記錄、反映現實，還要在虛構中揭開未知經驗，實現“存在性的文學發現”；還要以“精神漫游者的姿態”追求開放性結構、非確定性語義與文學的多義呈現。

二

湖北文學評論的特色之一，我以為正是在對中國思想文化、文學傳統的整體性反思基礎上辨識當下創作的問題，并從被審視的傳統中汲取經驗與創新發展的資源。當學院派批評越來越被輕易詬病為“學理性有余、現場感不足”時，湖北文學評論隊伍恰給出了兩頭并進的證明：

一頭是扎實的學院研究，在對現當代文學學科經典文本與前沿問題的持續關注與認識突破中，更新我們的文學觀念和知識感覺。例如陳國恩、章濤對“曹禺現象”的新解，是避免政治決定論的外部邏輯，從時代轉換下文學主體遭遇的創作悖論來說明走向人民文藝的內在需求。金宏宇、徐文泰對《沉重的翅膀》版本變遷的梳理，呈現出被典范化的“改革文學”之外張潔更為豐富的歷史感。陳國和論“70后”作家鄉村書寫的常態性特征，則是從代際角度考察鄉土文學傳統在新世紀具備當代性內涵的發展方向。以往研究只關注漢語對少數民族語言的單一影響，楊彬的學術專著《當代少數民族小說的漢語寫作》從雙向影響的角度為研究當代少數民族文學乃至漢語寫作問題都提供了新的方法。2018年，張箭飛從人類學、植物學、生態學等跨學科視角重讀遲子建《額爾古納河右岸》一文尤其令人驚喜。小說中鄂溫克人的植物利用等鄉土知識真正在“智性”而非一般審美趣味的層次上獲得了深度闡釋，作家對少數族群的關懷也從泛泛的道德表達被提升到知識實踐的高度——在近年來常常陷入陳詞濫調的所謂生態批評中，這樣的研究格外彰顯出學院派的力量，極大地拓展了批評空間。

高校學術評價機制往往不重時論時評，但2018年如樊星、劉川鄂、周新民、楊彬、蔚藍、莊桂成、陽燕、劉保昌、劉月新、李雪梅、夏元明、沈嘉達、肖敏、陳瀾等學者、青年教師，對李傳鋒、劉醒龍、普玄、曹軍慶、呂志青、劉詩偉、劉益善、蔡家園、丁東亞、馮慧、爾容、陳旭紅等作家新作都做出了評論推介，無疑彰顯了他們對學院研究的自反意識和對文學現場的積極參與。正如劉川鄂所述，學院派批評也可以成為“有學理有膽識的銳批評”。目前高校系統仍舊是培養專業批評工作者的重要基地，如何在學術研究與切近當下的評論之間建立相互給養的紐帶，理應是學院中人自覺思考的問題。這種紐帶的存在可以為批評增色——如讀過譚杉杉《論新世紀長篇小說的歷史敘事》，才更明白當她論及湖北省80后作家丁東亞時，為何會格外關注這一代人如何形成自己的歷史認知；讀過樸婕關于50-70年代電影兼具歷史感與思想性的研究，會更能體會到她將葛亮的故城書寫歸結為“層壘的‘南京’”時所蘊含的方法論啟示。如葉李從路遙問題談及如何對現實主義文學傳統作“擴容式的理解”，雷登輝從對蘇珊·桑塔格“反對闡釋”的分析中探索審美批評與倫理關懷兼容的可能——學術研究與文學批評盡管性質與文體訴求不同，但都可以成為思想操練與觸發藝術感覺的通道。

2018年，省、市文聯、作協系統、報紙期刊、出版部門的文學評論工作者也在助力湖北省文學發展，并特別呈現出“跨界”實驗的優勢。他們的語言更多靈動，少學院批評的滯重，在批評方式與文體風格方面都有更多探索。如《長江文藝》“翠柳街”欄目中的吳佳燕，是以“編者說”的體貼之心為作家與讀者的相遇牽線搭橋；但她也可以憑借對作品的熟稔和對寫作層面的敏感性作“余華論”，有力地挑戰學術界關于“先鋒派轉向”的同質化知識；而從事湖北當代文學口述史的工作，則讓人從她的批評工作中聽到來自過去的回響。跨界意識在蔡家園的文學評論中表現得尤為顯著，2017年出版非虛構作品《松灣紀事》，2018年發表理論批評文章《“非虛構”再認知》——他對世界文學中非虛構發展史的回溯，足見其扎實的理論素養與寬闊的閱讀視野；他將非虛構潮流興起的原因分析為現實主義文學變革的內在要求、寫作者對自身與生活關系自覺調整的結果、讀者在奇觀化敘事盛行后對于真實性體驗的渴求，足見對中國當代文學發展總體狀況的準確把握；關于非虛構如何抵達“真實”，蔡家園提出，寫作者首先要建立整體性的關照視野，并以自我反思和開放敘事作為“介入”的前提，還要堅持詩性追求——類似觀點也出現在他以往綜論湖北文學或把脈當下創作的評論中，但親自嘗試創作，無疑更深化了此前僅僅作為批評工作者的理論性思考。

鼓勵和促進跨界，的確可以突破某一崗位上依循行業規范的批評視角與批評語言。葉立文研究“駐校作家制”時就談到“作家批評的興起”帶來了批評體式的解放，作家從自我的藝術經驗出發追蹤與重寫經典也是一種有效的跨界批評。2018年小說家曉蘇的幾篇評論就是實例。他論葉立文的《史鐵生評傳》時會提醒學者對作家寫作經驗的疏于分析。他讀普玄的《疼痛吧，指頭》時敏銳指出作家本人和評論家都不應事先給作品貼上非虛構的標簽。不同于大多數評論直接從現實關懷、人性之思等層面進行主題性分析，曉蘇關注的是普玄的寫法——紀實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小說家在深諳讀者閱讀慣性后以增加可信度的方式加大藝術沖擊力，而電影蒙太奇手法、切換敘述視角等“跨體越界”的嘗試，恰恰在保證可讀性之上又使作品獲得了多重解讀的開放性。

如何在文學批評中避免“空對空”的套話、行話？如何在觀念共識中添加進真正有差異性、有生產性的具體質料？在學院研究、作協系統的專業批評或文學編輯、作家之間，不拘泥于崗位分工、打破圈子的跨界評論應當成為激活批評現場的催化劑。

三

作為本省文學評論培育與發表的重要陣地，《長江文藝評論》《長江叢刊》（文學評論版）、《新文學評論》等理論批評刊物和《長江文藝》《芳草》等文學刊物，以及《湖北日報》《長江日報》等報紙專欄副刊，2018年度亦在凸顯地域視角、參與前沿話題、以及批評文體與實踐方式的積極創新等方面展開了諸多探索。

首先是以命名的方式集結批評群體，加強隊伍建設，自覺探索地域色彩，將其作為湖北省文學評論與創作互動發展的重要前景。《長江文藝評論》新年伊始第一期就發表了於可訓教授的《湖北文藝評論、文藝理論建設研究報告》一文。在這篇長文中，於可訓教授梳理了湖北現當代文藝理論批評的歷史傳統，并指出當前存在的主要問題是：批評隊伍與知識結構老齡化、各文藝門類理論研究不平衡、組織領導力度不夠、定位不高以及對青年文藝理論批評隊伍扶持不力等。古遠清教授隨即致信於可訓教授，提議亮出“鄂派批評”的旗號，認為這個概念可以凝聚本省批評力量，增強地域色彩。第二期同期刊載了於可訓教授的復信，進一步呼吁從命名、特色、身份界定、代際問題等方面就“鄂派批評”展開討論。此后，第三期發表鄒建軍《文學批評的限定于學術群體之意義——關于“鄂派批評”致於可訓于古遠清先生》、第六期發表胡瑩《回歸批評的本質——從美術批評的角度來看“鄂派批評”》等，均可視為回應。

除此之外，《長江文藝評論》在本年度還特別開設了“雛鳳鳴·東湖青年批評家沙龍”專欄，以圓桌筆談的形式陸續推出了《“常”與“變”——鄉土寫作的新質與困境》《城市文學的精神底色和現實境遇》《現實主義傳統與當代文學創新》《想象的鄉土與現實的鄉土》四期話題。《湖北日報》亦配發了每期活動評述。這些討論以湖北高校青年教師為主體，并特邀省市文聯作協系統的作家、理論批評工作者與報刊出版部門的編輯記者參與。一方面重在將湖北省文藝理論批評的學院派傳統與文學現場對接起來，既導引專業學術研究的現實關懷與實踐能力，又增強文學批評的歷史視野與理論素養；另一方面，在話題的選擇上又避免求新求異，重在從當下創作的重大問題出發總結與反思現當代文學傳統，并特別針對湖北省文學創作常于鄉土題材、現實主義風格等特點，自覺在討論中避免主義之爭，以打破概念束縛的方式再造傳統。在刊物目錄上，筆談作者均落款為“青屏”，不僅是“青年批評家評論”的諧音縮寫，更指“挺拔的山峰”，寓意青年評論者要有風骨。畢竟以代際為名的集結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如何在文學觀念、批評意識上都有自覺反思與突破的能力，可以不斷敏感到當下文學的舊容新質，參與到時代精神內核的構造活動中來。

在這個方面，《長江叢刊》本年度從“新勢力”到“新鄂軍”的欄目設計也貢獻卓著。“新勢力”欄目中創作談與評論配發的形式，其實可以被讀作“作家批評”與“評論家自述”。如幾位青年詩人、小說家的創作談，不僅是個人生活與創作經驗的總結，更凸顯出湖北省青年作家群體在語言、文體、抒情性等理論層面的自覺意識。新一代作家顯然更諳熟文學場域內的運作規律，這一點有助于他們迅速標識出自己的領地，卻也可能少了些大巧若拙的發現。而好的文學批評往往能從評論對象中返照自身，如魏天無評林東林對60后詩人的訪談是“追隨詩人原鄉”，這懷著最后一縷古典鄉愁的漂泊羈旅何嘗不是批評家自省其美學理想時必須面對的問題？譚杉杉解讀丁東亞汲取現代主義資源卻陷入荒誕的存在之境而無從逃逸，又何嘗不是同樣身為80后一代關于歷史終結的疑慮？從這一點來看，“新勢力”的意義就不僅是給本省青年作家登臺亮相提供平臺，還要促進批評與創作在對話甚至是對峙中更新彼此。

正如李修文在第9期“新鄂軍”開欄語中所說，這不是一次集結，而是“喚醒”與“持續的指認”。對地方意識的倡導不是簡單要求批評為本省文藝創作開道、護航，而是要在一個更廣闊視野的坐標系中，從個人創作史、地方傳統、文體類型等諸方向上重讀、重評那些被認為已彰明了價值的作家作品。如陽燕評曹軍慶、蔚藍評朱朝敏，都聚焦兩位作家在敘事手法上的鮮明探索，實際關涉到湖北現實主義文學傳統中的先鋒性問題；李雪梅評呂志青、樊星評周芳，都關注題材選擇上對社會現實或當代精神困境介入的有效性問題；榮光啟評黍不語、錢剛評林東林，與其說是在美譽兩位青年詩人的個性，不如說是不回避所謂個性也可能趨于扁平化與自我重復的危險，探討當代漢詩如何在進步與回退中不斷拉鋸以誕生新的詩意與語言。總結成績或清理問題固然是批評的職責所在，但能夠借由評論對象為整體文學觀念和創作發展的探討做出方法論啟發，更是批評的意義。

除跟蹤批評湖北本土作家、詩人——如《長江文藝評論》“劉益善小說評論專輯”“韓永明評論專輯”“哨兵評論小輯”“《黃岡秘卷》評論小輯”；《新文學評論》“湖北文學新觀察”欄目“《松灣紀事》評論小輯”；《長江叢刊》“葉梅散文評論小輯”“普玄《疼痛吧，指頭》評論小輯”、《長江日報》“江花”副刊年度武漢地區文學創作綜評等——本年度各大刊物也積極以專題策劃等形式參與到對全國性前沿話題的討論中來。由劉川鄂主持的《長江文藝》“自由談”欄目，陸續推出了有關魯迅文學院的回顧與意見、文學地理學筆談、網絡文學研究、兒童文學研究、青春文學與“青春性”等專題。其中不乏有湖北籍作者的參與（如兒童文學作家董宏猷對三十年來兒童文學發展狀況及特點的概括）；還有突出本省特色文學問題的思考（如首屆恩施少數民族文學高峰論壇成果小輯中，杜李著文批評某些作家對所謂少數民族味道的表層涂抹）。在《長江叢刊》“網絡文學研究小輯”中：羅先海指出網絡媒介促成了新的創作生態，即“續更式寫作”解放了創作主體的想象力和創作能量，但“低門檻”“現場感”與碎片化閱讀又對寫作者提出了新要求；何冬梅以顧漫為個案論述網絡小說在表現出對焦慮生命的慰藉之余可能包蘊的人文價值；張貞在主持人語中明確指出“網絡文學2.0時代”已經到來，如何在更精準化的分眾閱讀、更有技術支撐的超文本性等背景下推動變革，是網絡文學面臨的新挑戰。第7期發表蔚藍的《湖北網絡文學生態空間的建構》一文，指出在生態平臺、文學根基與梯隊迭替等方面湖北網絡文學發展狀況良好，但如何拓展文體類型的多樣性、注重文學性，仍是湖北網絡文學亟待加強的中心任務。

不同于學術刊物的體例規范，評論刊物在嚴格把關學理性的同時也應當鼓勵文學批評文體的自由創造。如《長江文藝評論》中的書信往來、圓桌會議，《芳草》“風范漢詩”“江漢語錄”欄目中的訪談對話，《長江叢刊》卷首語中的名家隨筆體，《長江文藝》的“翠柳街”，《湖北日報》的“都司湖詩話”等，都使得文學批評更具活力、更多文采意趣。一方面，推進批評的跨界實驗，如評論家的文學創作、小說家詩人的文學批評等，可以對以學院派為主的本省文學評論面貌形成重要補充；另一方面，隨著新媒體時代文學刊物轉型和平臺拓展，如《長江叢刊》“新人話語”欄目這樣鼓勵各行各業文學愛好者業余參與文學批評的嘗試，也可以通過微信公眾號建設等線上線下活動獲取更多空間，讓文學批評不僅為學術知識生產或名家名作服務，也可以成為普通人分享“文學生活”的一種方式。

媒時代的文學批評也需要分層、分眾，紙質文學評論刊物不可能以新聞熱點為導向緊追時評，也不應當滿足于副標題都是“評xx”“讀xx”式的圖書閱讀指南，要給批評家做好后盾敢于在浩瀚蕪雜的文學戰場中縱論時局、臧否人物，也要給讀者、作家辟出一塊可以補給養料、探索實驗的花園。

2018年12月5日省作協召開《從新時期邁向新時代——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湖北文學座談會》，與會學者、評論家們大致從兩方面談及湖北文學四十年來的特點與成績：一是始終以理想性的精神追求關注現實，在改革開放40年中國文學發展的各個重要節點中均有湖北作家參與并引領潮流；二是在少數民族文學、兒童文學等創作領域特別彰顯出地方性之于作家藝術創造的孵化作用。關于湖北文學發展的不足，批評共識主要集中在現實主義文學傳統的突破上——如何不停留于現實表象，而是尋求同時代寫作的超越性？如何回到形式或語言的本體層面，又不僅僅在寫作技術而是在語言與現實的賦形關系中彰顯其先鋒性？另外，評論家們也在尋找著湖北文學發展新的增長點，比如能開掘出湖北歷史豐富性、寫出楚魂漢味的非虛構文學，重視網絡文學中的現實題材等。

2018年李修文、張執浩獲魯迅文學獎，應當被視作對于湖北文學批評具有轉折性意義的重要事件。當“現代”“日常生活的詩意”“個人化的審美方式”等詞匯成為討論中心，對于以往重鄉土、宏大敘事、知識分子批判立場等現實主義主潮的評論體系，無疑能拓展開更具異質性的對話。批評的挑戰，還不在于如何將他們的創作放入文學史框架或本省文學傳統中予以褒獎，而是追蹤兩位作家在彰顯其獨特美學品質之前走過的路——如何從“寫”到“不能寫”、再到在“羞于說話之時”重新定義“寫作”，或在認識到“詩歌不是寫的”之后有所言說？這一不斷探尋自我的內向型思考又如何與“人間生活”建立關聯？無論是李修文的“人民與美”，還是張執浩的“脫口而出、目擊成詩”，批評可以如擴音器一般對這些精彩之論作充實與展開，也可以暫時戴上耳塞，在樂曲成形之前只伸手感觸聲音的震顫——從這個角度來看，批評家與作家才真正比鄰而居，在所謂“創造”的過程中求解我們時代的精神狀況以及“文學何為”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