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高羅佩在東京書房中彈琴

1956年版《迷宮案》英文本初版。

1953年版《狄仁杰奇案》

《大唐狄公案·第一輯》[荷蘭]高羅佩著張凌譯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譯文版《大唐狄公案》第一輯近日發行面世。身為譯者，心情難免復雜，可謂喜憂參半。

我最早讀到狄公案系列小說，是從1982年《讀者文摘》（今《讀者》）雜志上分五期連載的《黑狐貍》（即《中秋案》），過后不久，甘肅人民出版社陸續推出了六種單行本，包括《鐵釘案》《柳園圖》等，合稱為“狄仁杰故事集”，又于1986年出版了全集“大唐狄仁杰斷案傳奇”。30年中，我反復閱讀高羅佩這一系列的所有作品，鐘愛之情從未稍減。

高羅佩希望切實地了解東方文化與東方人

高羅佩既是職業外交官，又是學者與作家，通曉15種語言，一生摯愛東方文化，曾被著名金石學家、書法家馬衡譽為“精研漢學，好古敏求，多才多藝，博雅士也”，拙文的題目，便是化用自高公贈給友人徐文鏡的詩句。

1910年8月9日，高羅佩出生于荷蘭祖特芬，本名羅伯特·漢斯·范·古利克。由于父親在荷屬東印度皇家軍隊中擔任軍醫官，幼年的羅伯特曾在爪哇和巴達維亞（即如今的印尼首都雅加達）居住過八年，并在當地的華人社區里首次接觸到中國文化，對漢字和中式寺廟深感興趣。1923年，全家返回荷蘭，羅伯特進入奈梅根市立中學讀書，不但請家教學習中文，而且從18歲起就陸續在學術期刊《中國》上發表論文，介紹《詩經》《古詩源》等中國古代典籍。就在這一時期，他開始使用“高羅佩”這個名字。雖然他很善于學習語言，但并不想成為埋頭書齋的語言學家，而是希望能去東方長期工作與生活，切實地了解東方文化與東方人。正是這一想法，決定了他日后的人生與職業道路。

1935年5月，高羅佩前往日本，擔任荷蘭駐日使館二等秘書。1942年7月，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后，高羅佩與其他外交人員一起乘船離開日本，隨身攜有清代無名氏創作的公案小說《武則天四大奇案》，正是此書導引了后來狄公案系列小說的創作。

1949年，《狄公案》英譯本（即《武則天四大奇案》前30回節譯本）在東京出版。1950年3月，他創作完成了以狄仁杰為主角的第一部小說《銅鐘案》，由于書中有對佛教徒的消極描寫，遭到出版商的拒絕。他隨即又寫出《迷宮案》一書，并由此引發了后來《秘戲圖考》（1951年在東京出版）與《中國古代房內考》（1961年在荷蘭萊頓出版）的寫作。

1952年2月，高羅佩前往印度新德里，擔任大使館參贊，在中國臺灣學者張立齋教授的幫助下，將《迷宮案》譯成了白話小說風格的中文本，1953年11月由新加坡南洋商報社出版，名為《狄仁杰奇案》。這是高公親自撰寫的唯一中文本，因此格外值得重視。

1958年前后，高羅佩擔任中東公使，在黎巴嫩內戰期間寫出了《黃金案》《鐵釘案》，又繼續創作《朝 云 觀》《紅 樓 案》,以《朝 云觀》為始的“新系列”小說在吉隆坡藝術印刷社陸續出版。

1965年1月，高羅佩前往東京，擔任駐日大使，繼續創作并出版新小說。1967年7月，他得知自己身患肺癌，已時日無多，卻仍然拼命工作，不但出版了《長臂猿考》這部“愛之作”，還在病情惡化的前夜完成了最后一部小說《中秋案》。兩天之后，于9月24日與世長辭。

高氏的博覽和雜學奠定了他創作《狄公案》的堅實基礎

1949年，《狄公案》英譯本在日本東京出版后，高羅佩認為如果創作一部中國風格的偵探小說，并運用從中國古代小說中發掘出的素材，將會是一個有趣的嘗試，其目的在于向中日讀者表明，采用中國傳統風格同樣可以寫出一部令人喜愛的偵探小說。從1950年開始，他陸續創作了16種以中國唐代名臣狄仁杰為主角的偵探小說，包括14部長篇、2部中篇和8部短篇，講述狄公歷任地方縣令，直至擢升為朝廷重臣后所破獲的各色案件，時間跨度長達18年。空間上亦是縱橫大江南北，既有寧靜富庶的水鄉小鎮，亦有偏僻清冷的塞外孤城，各處世情不同，民風迥異。這些作品既能各自獨立成篇，又有一條明確的時間線貫穿始終，在整體情節上前后呼應，主要人物的性格由于各自遭際和閱歷而呈現出相應的變化與發展，形象立體而豐滿。即使次要人物，也是各具面貌，靈動鮮活，使讀者得以從這一幅長長的畫卷中，體察歷史、社會與人生的種種況味。

高羅佩的創作初衷，便是向東西方讀者介紹中國古代公案小說。事實證明，他確實通過形式、內容、手法與文字的完美結合達到了這一目的。同時采用偵探小說這一受眾格外廣泛的文學形式，在西方世界里，自覺地傳播積極而正面的中國文化。長遠看來，后一方面的影響或許更為深遠。狄公案小說的時間點，常是選在中國傳統節日。比如元宵節（《兩乞丐》）、端午節（《御珠案》）、中元節（《紅 樓 案》）和 中 秋 節（《中 秋案》），在敘述案件的同時，也適時介紹了中國的民俗風情，諸如看花燈、賽龍舟、祭祀亡魂、登高賞月等活動，既有構思嚴密、扣人心弦的探案情節，又有生動傳神、耐人尋味的日常細節，兼具文學性、趣味性與知識性，可滿足多方位、多層次的審美需求。自從1951年《迷宮案》日譯本在東京首次出版以來，這一系列小說已被譯成20多種文字，至今暢銷全球、經久不衰。之所以能夠長時間吸引各方讀者，與其中異常豐富的文化內涵是分不開的。

尤其可貴的是，高公在介紹中國文化時，始終懷有一種學者的認真和嚴謹，力求準確無誤。他在自傳稿中曾經寫道：“我發現人們對中國人和他們的生活方式很缺乏理解，缺乏得令人吃驚。我覺得，我的狄公小說也能促使這個問題受到廣泛注意。因此我一直竭盡全力把這些小說，直到最小的細節，寫得盡可能逼真。”在這一點上，他的確做得非常成功。在某個時期里，美國國務院甚至規定，調到中國工作的外交官，都必須閱讀這些小說，因為它們頗為詳細地介紹了中國人的生活背景。著名學者吳曉鈴也曾說過：“高氏的博覽和雜學奠定了他創作《狄公案》的堅實基礎。理解這個背景，才能明瞭他的創作里的哪怕一個細微的情節，甚至一草一木一屏一盞，幾乎無一字無出處。”在此試舉兩例，稍加說明。

《黃金案》第一回中，出現過一個形容酒壺材質的單詞pewter，意為鉛錫銻合金，但是這個說法很難入文，無論“鉛錫酒壺”還是“鉛錫合金酒壺”都太過現代。我起初用了“錫制酒壺”，不過總覺得不夠理想。有一天翻閱《紅樓夢》時，看到“銀樣镴槍頭”，下面注釋為“鉛錫合金”，頓時覺得眼前一亮、豁然開朗，原來pewter就是“镴”。高公用詞之精準，由此可見一斑。

《銅鐘案》第十五回中，有一段關于林家宅院的描述，其中提到“窗上貼的并非窗紙或窗紗，而是許多薄而透亮的貝殼”。我當時雖按原文照譯，卻是不明就里。后來偶然得知原來就是明瓦，又稱蠡殼窗，明清時在江南一帶十分流行，直到玻璃傳入中國后才逐漸消失，至今在江南舊式民居中仍可見到。高公反復強調所有小說實則采用了明代制度與風俗，書中出現明瓦也與此相合，足見他寫作的嚴謹態度。

新譯本力求展現《大唐狄公案》的原貌

2011年，我偶然看到幾種英文原本，發覺其內容與以前讀過的中譯本頗有一些出入，于是生出了自行翻譯的念頭，唯一的目的就是想讓與我同樣熱愛此書的中國讀者能看到原貌，包括作者撰寫的全部前言后記。其后的幾年里，我在新浪博客上陸續發表了50余萬字的譯文，雖然并無多少反響，但也因此結識了一些知己同道，得到許多鼓勵和支持。2016年9月，承蒙祝淳翔先生熱心推薦，我有幸得與上海譯文出版社建立聯系，并最終簽約合作。

在翻譯過程中，存在有兩大難點，一是文字風格的確立，二是相關資料的查詢。貼近中國白話小說，似乎是一個“非如此不可”的選擇，尤其在讀過高公親撰的中文本《狄仁杰奇案》之后。我一直力求譯文準確切合原文，語意不增不減，在分段上也和原文基本保持一致。不過，有時為了文辭不至于太過直白粗陋，在不偏離原意的基礎上，還是需要稍作加工，或是在詩文書信中適當加入典故以增色。如何把握分寸，在忠實與中國化之間找到適宜的平衡點，始終都是一個需要謹慎面對的問題。

當翻譯逐漸深入后，我深感要想盡量做好這項工作，不可僅僅著眼于小說本身，而是應把視界擴展到高公漢學研究的其他領域。因為書中的許多細節，其出處常是隱藏在高公的其他著作中，唯有通過互相印證，方可理解得更加深入。要想做到“以書證書”，就必須盡量通讀與他有關的一切書籍，比如《中國古代房內考》《琴道》《長臂猿考》等專著，以及尚無中文譯本的《書畫鑒賞匯編》和《棠陰比事》英文譯本，小說后記中提到的各種參考文獻，還有幾種傳記資料，其中以《大漢學家高羅佩傳》和《高羅佩事輯》最有價值。在此可舉一例：《銅鐘案》第十九回中，狄公曾說過“有聚便終有一散，此乃世間常理”，譯到此處時，感覺必有出處，奈何想不起類似的詞句。后來讀到《中國古代房內考》，發現在第八章關于李清照的一節中，曾引用《金石錄后序》中的一句：“然有有必有無，有聚必有散，乃理之常。”原來出處就在這里。

2017年，我得知美國波士頓大學收藏有一批高公的手稿資料，經過在線預約后，于10月下旬專程前去查閱。這些資料包括幾乎全部小說的手寫稿或打印稿，多種英語、荷蘭語論文或專著，手寫的筆記與書摘卡片，插圖草稿和成稿等等。對我個人而言，這次經歷無異于一場朝圣。

如今轉頭回顧來路，發覺有一事非常幸運，即在艱難起步的前幾年里，我并無外在壓力，因此得以經歷了一段長期而緩慢的摸索嘗試。許多詞匯用語在經過反復的推敲查證后，終于達到了比較定型的階段；在行文表述上，也走過了一個由簡到繁又復歸于簡的過程。最初試譯的四部長篇，曾經因為各種原因反復修改過多次，及到出版有望時，自我感覺總算差強人意，并且在搜集與查詢資料上也已略有心得，做得更加細致全面，因此方有可能為大家呈獻出較為成熟的譯本。今后我仍會繼續修訂完善第一輯，同時盡最大努力認真完成第二、第三輯，實現自己的初衷，庶幾不負讀者，更不負高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