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陳寅恪

小引

1923年，趙元任欲辭去哈佛大學哲學系教職歸國，系主任提出須找一個哈佛畢業的人代替其職，便致函陳寅恪相邀。楊步偉在《雜記趙家》中說：“他回信才妙呢，他說對美國一無所戀，只想吃波士頓醉香樓的龍蝦，這當然是不要來地開玩笑的說法了。”趙元任也親口說過此事，并且留下了表情記錄：“當他受邀去美國任教時，他說他不感興趣，美國吸引他的只有一個，那就是去波士頓泰勒街的醉香樓吃龍蝦。[笑]他在哈佛讀過很短時間的書。”（羅斯瑪麗·列文森編：《趙元任傳》，河北教育出版社，2010年，93頁）

其實，陳寅恪游學哈佛，在1918年冬至1921年間，為時不算太短。此外，這波士頓龍蝦令人留戀，乃是良有以也：波士頓向以海味著，著名政治學家浦薛鳳1944年重游故地，就十分留戀于海鮮之美，“某晨人城購物,順便進海味餐店大嚼一頓”，友朋邀宴餞行，也在在不離海鮮（《浦薛鳳回憶錄》中冊，黃山書社，2009年，278-279頁）。改革開放之后，國門重開，有師友前往留學訪友，就頗傳回在彼間大嚼龍蝦的故事；粵港的海鮮餐館，也每以波士頓龍蝦相招徠。因此，由醉香樓龍蝦，回溯陳寅恪先生在哈佛以及歐陸的飲食生活，應當是饒有興味的事。

波士頓的粵菜淵源

梁啟超1903年訪美作《新大陸游記》說：“雜碎館自李合肥游美后始發生。前此西人足跡不履唐人埠，自合肥至后一到游歷，此后來者如鯽……僅紐約一隅，雜碎館三四百家，遍于全市。此外東方各埠，如費爾特費、波士頓、華盛頓、芝加高、必珠卜諸埠稱是。”如果說中餐館以雜碎館之名風靡美國，梁氏之說大抵可以成立。但美國中餐館以及波士頓粵菜的最初淵源，都遠早于此。

在美國，我們知道，1848年加州發現金礦，隨后淘金華工蜂擁而至，但此前，已早有粵人履跡其地，最典型的乃是廚師。1835年就有華人廚師被廣州夷館商人介紹到美國：“我已經把以下由你以前的買辦介紹的四個中國人送到Sachem號上去了。他們分別是：Aluck廚師,據說是第一流的。每月十元。預付了一些工資給你的買辦為他添置行裝。從1835年1月25日算起，一年的薪水是一百二十元……”另有一個叫Robert Bennet Forbes的也將一個英文名叫Ashew 的華仆帶到波士頓為他妻子的表親Copley Greene服務，應該也是主要從事廚師工作（轉引自程美寶《十八、十九世紀廣州洋人家庭里的中國傭人》，《史林》，2004年第四期）。這應當是波士頓粵菜的最早淵源。后來有越來越多的廣東人到美國人家中幫仆，其中又以幫廚為主，包括捐資設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學系及丁龍漢學講座教授的標志性人物丁龍。陶行知先生1938年到訪加拿大時，獲得的數據也表明，粵人在美加幫廚的傳統長盛不墜；三萬五千名華僑中（彼時自然基本為粵人），家庭廚師多達四千人（《陶行知日志》，江蘇教育出版社，2001年，134頁）。

1903年第一個在紐約唐人街之外的第三大道和金溫頓街開設中餐館的李群壯，英文名叫Charley Boston（查理·波士頓)，不知是否與波士頓別有淵源（“Chop Suey Resorts”,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5, 1903，轉引自劉海銘：《炒雜碎：美國餐飲史中的華裔文化》，《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10年3月第一期）。這種可能性也是存在的。美國華人在舊金山金礦生意衰落后自西徂東往東部沿海遷移過程中，波士頓就較紐約占得先機，大約在1870年即建立起唐人街（[美]安德魯·科伊：《來份雜碎：中餐在美國的文化史》，北京時代華文書局，2016年，187頁）。到陳寅恪他們留學美國的時候，波士頓已有華人千余人，皆屬粵人，成為美東紐約之外的最大華埠（龔伯洪：《廣府華僑華人史》，廣東高教，2003年，54頁） 。

陳寅恪的波士頓中餐館往事

1917年8月，時任湖南省署交涉科科長的陳寅恪，受湖南省長兼督軍譚延闿之命，與林伯渠、熊知白三人以“財政教育研究考察員”身份赴美，并藉此留學美國，于1919年初入哈佛大學師從著名美國梵學家蘭曼學習梵文、希臘文等，直至1921年秋，為時兩年半（葉雋：《中國新史學之構與陳寅恪留學德國》，載歐美同學會德奧分會等編：《旅德追憶：二十世紀幾代中國留德學者回憶錄》，商務印書館，2006年，799頁）。因為這個特殊的“出身”，他在波士頓的生活相對優渥，得以時時“嘯聚”高檔中餐館。其中最為人樂道的，就是大宴東方樓。

吳宓說：“陳君到（哈佛）后，既受許多友好之請宴，乃于（一九一九年）五月底、六月初總還席。于是發出請柬，合宴我等于‘東方樓’（Oriental Chop-Suey Restaurant），酒宴豐盛，所費不貲。”吳宓還說“東方樓”是波士頓最大、最著名的中國大飯館，他也是因為陳寅恪之請才“初次到‘東方樓’，見其房屋寬大宏敞，布置精潔。器皿皆銀器與景德鎮上等磁器。所辦酒肴，完全是北京、上海著名大酒館之規模及內容，燕窩、魚翅、海參等全備，而中國各種名酒，及各地特產之食品，如北京全聚德之烤云南宣威之火腿、江浙之糟魚、蝦醬等，彼亦有儲存……”而此番初到之后，為其奢華所震懾，自襯“吾輩更不敢問津矣”！（《吳宓自編年譜》，三聯書店，1995年，191頁）

其實，東方樓之外，他們常去的東升樓（The Oriental Restaurant），檔次也并不低。1919年6月16日晚，陳寅恪與吳宓在東升樓合請參加留學生組織國防會辦報會議的同人，“特作揚州菜，烹調極佳，用費十九元”——相當于每月官費六十至八十元的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吳宓日記中所記另兩次東升樓宴請，陳寅恪理應在場：1920年6月23日，“午后六時，赴波城東升樓宴聶公（云臺），賓主到者三十人，費八十元，饌肴至豐美”；6月29日，“午后三時，謁巴師……旋即偕俞大維君赴波城東升樓。蓋聶公亦假座于此，回宴國防會諸人也。賓主共二十人”（《吳宓日記》第二冊，三聯書店，1998年，31、171、175頁）。

此際陳寅恪經費充裕，上得起東方樓、東升樓，更上得起紅龍樓、醉香樓等等，吳宓的日記中就多有記載。1920年8月17日，“陳君寅恪、湯君錫予自紐約歸來，張君鑫海亦先歸。于是七星[謂樓、顧、俞（即樓光來、顧泰來、俞大維）及宓]聚會The‘Plieades’也”。8月25日，吳宓與俞大維同訪俞慶棠，俞慶棠提出想見陳君寅恪，“于是陳君、俞君及宓，于二十七日夕，共請俞女士于波城紅龍樓吃中國飯一次”。俞慶棠此際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院深造，后成為與陶行知齊知的民眾教育的先驅，有“民眾教育的保姆”之譽，并成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中國委員。

1920年9月1日，俞慶棠離波士頓西行，陳寅恪又與吳宓、俞大維在相偕送站后，“在某飯館Child’s Restaurant小餐”。而在此后一月中，據吳宓日記，“除讀書外，則與陳、俞、湯五六人游談。或夕間赴Imperial Resraurant等處晚餐”。后來他在自編年譜中對這家中國餐館有過說明：“前記宓每日三餐之處。如平日請友便餐，即請往Holt's Cafeteria共食。遇星期日午、晚餐，請客或自食，多乘地下電車（Sub-way）行一站，（車費美金一角）至康橋區之中心 Central Square中國人（華僑）所開之西餐館，名 Imperial Restaurant(帝國飯館)（較美國人所開之西餐館價物美，故美國人亦爭趨之）。”（《吳宓自編年譜》，三聯書店，1995年，190頁）10月22日，吳宓日記中又再記：“晚，汪影潭約宓及陳君寅恪赴Imperial Resraurant吃飯。”當然，吳宓之所以帶陳寅恪去Imperial Resraurant，因為早在1919年的日記中即見其常去：“十二月六日晚，偕錫予（湯用彤）赴Imperial Resraurant晚飯。”“十二月二十五日陰。大雪。是日為Christmas Day。午，偕陳、湯、顧諸君，赴Imperial Resraurant午飯。”“十二月二十九日晚，偕諸人赴Imperial吃晚飯。”1920年，“正月十二日夕五時，孫庸皋來，宓及錫予，請其赴Imperial Resraurant吃中國飯”。有一段時間更是天天都去：“顧君（泰來）與宓同居，至（一九二〇）八月十六日；中間在西湖飯館作傭工三四日，故其時宓益成孤處。平日八時起，早餐后，即直赴講堂中讀書。十時至十一時上課。十一時，偕顧君午飯，多在HOLT’S等處……晚五時即晚飯，多赴Imperial Resraurant。”紅龍樓，吳宓多去。如1919年10月7日，“午一時許，課畢。偕錫予及洪君深，赴波城，至醉香樓午飯。（飯后看戲）復至紅龍館（The Red Dragon Restaurangt）晚飯，進中國餐”。1920年6月17日，“是夕，宓等宴請林玉堂君夫婦，并餞其赴法國。宓赴漢口樓定菜，不成。乃轉赴紅龍樓”。

這紅龍樓，胡適也曾兩次蒞臨，均在他1915年元月赴波士頓參加卜朗吟會（Boston Browning Society）演講期間。自認“此次演稿，遠勝余去年得卜朗吟獎賞之論文”，演講畢，推薦人吳康“宴余于紅龍樓，同席者七人，極歡”，那是當然的了。次日（20日）晚，又接受了他上海澄衷學校的同學竺可楨在紅龍樓的宴請，自然也是“暢談極歡”（《胡適留學日記》，同心出版社，2012年，298頁）。

胡適海外留學多年，回國后又多次因公外訪，包括出任駐美大使（當然后來移居美國不在此論），從其日記看，對上中餐館吃飯的記錄不多，事實上也去得不多。如1913年9月5日：“至春田（Springfield），入一中國飯館午餐，久不嘗祖國風味矣。”看來他在康奈爾真是不上中餐館的。而波士頓的留學生，可是多上中餐館的：“至上海樓晚餐，遇中國學生無數。”或許受此“刺激”，第二天（9月6日），他又記錄了一次上中餐館：“出圖書館（波士頓公家藏書館），至上海樓午餐。”（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第一冊《波士頓游記》，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450、452頁）

陳寅恪

陳寅恪與波士頓醉香樓

在吳宓日記中，陳寅恪初至醉香樓在1919年8月22日，而且也做東請客：“午后四時，陳君（寅恪）招至醉香樓吃飯。又游于波城公園，至夕始歸。”不數日，又有再赴醉香樓之舉：“八月三十一日五時，偕俞大維、陳寅恪二君，赴醉香樓吃中國飯。”近兩個月之后，（10月27日）“晚七時，偕陳、湯、顧三君，共約汪君在醉香樓晚飯，聊作祖餞而已。”這是吳宓日記中最后一次明確寫到陳寅恪上醉香樓也是最后一次上中餐館。至于十月二十九日宴請清華教務長王文顯，陳寅恪有否出席，無法確認：“晚七時，赴醉香樓，清華同人公宴王先生。每人出資二元。”按理應該是有參加的。

可惜的是，吳宓所記陳寅恪的這幾番上醉香樓，都沒說到醉香樓的具體情形，更未及其龍蝦之美。大約為了表示他不喜歡上中餐館吧。比如有一次，他跟張可治上醉香樓，然后說：“宓素性不喜赴波城吃中國飯，為友所力邀，不可卻，乃往。以其費錢又費時，又不消化故也。”（1920年6月27日日記）話雖如此，但吳宓之于中餐館，卻是屢上不嫌多。除前述的帝國飯館和紅龍樓外，去得較多的還有STRAND CAFé（海濱酒家）。如1919年：“八月十四日下午，攜之（稿件）往示編輯部（國防會）書記李、楊二君。然后至工校（麻省理工）宿舍晤禇君鳳章等，偕彼間諸人，至中國飯店STRAND CAFé（海濱酒家）晚飯。”“八月十六日，午后二時，往邀李君，同至工校宿舍……攜諸人仍至中國飯店晚飯。”“九月四日，夕，陳君烈勛又來。錫予與顧君約陳君及宓至Strand 中國館晚餐。”“九月五日，夕，偕顧君赴 Strand館（海濱酒家）晚餐。”“九月二十日訪羅君景崇等（其寓主之女甚美，而款接殷殷，故羅君等住之），末至STRAND CAFé（海濱酒家）中國館晚餐。”還有漢口樓：1919年，“六月十四日溫課。午后，清華同人，公餞C. B. Malone先生于漢口樓，每人費一元六角。”“八月十七日晚，復同（湯、顧）諸君等，步行至波城漢口樓吃飯。”“十月五日。午，由錫予及施君濟元及宓，共約梅君在漢口樓祖餞。”“十二月五日晚，與錫予、張君鑫海，同約林玉堂(即林語堂)夫婦，至波城漢口樓吃中國飯。”其間，曾偶赴瓊宴樓：1920年，“八月二十三日，（與徐恩培）同赴波城，在南車站發付輜重行李。旋赴瓊宴樓晚飯”。離美返國前夕，途經西雅圖，則曾去過一趟上海樓：1921年7月18日，“晚八時一刻，車抵Seattle，Washton（華盛頓的西雅圖），裴君及宓，陪俞（秀愛）女士先赴輪船碼頭，處置行李船票各事。然后至上海樓，請俞女士吃中國飯”。

當然，因為議題需要，吳宓去得很不少也最值得關注的還是醉香樓：（1919年8月17日）“午前偕湯、顧二君，步行至波士頓城中醉香樓吃飯。”“六月三十日星期是日上午，在宓室中，開國防會議事會……會開畢后，宓邀陳君（烈勛）至醉香樓吃中國飯。”“九月三日，夕，約陳君勛烈及顧君泰來，并偕予，至醉香樓晚飯。”“十月七日晴。午一時許，課畢。偕錫予及洪君深，赴波城，至醉香樓午飯。”“十一月二十七日午，偕錫予及洪君深，赴波城醉香樓吃中國飯。” （12月22日）“晚，公約至醉香樓晚飯。”“十二月二十四日陰。午前即聯幼華談，旋偕錫予及洪君深至醉香樓午飯。” 1920年正月3日“汪君影潭邀在醉香樓晚飯”。“正月二十二日，又赴醉香樓晚飯。”“五月八日，在醉香樓午飯。”“六月十三日星期。午前張可治君來。偕張君及陳君宏振赴醉香樓吃中國飯。”十二月二十七日“四時半，陳君（烈勛）及姚君來，脫鞋襪，以熱氣管烘之。已而湯君歸，同赴波城，在醉香樓吃中國飯。”“六月二十日陳君烈勛、顧君泰來、張君可治，邀請赴醉香樓晚飯。”

當然也說到了醉香樓的味道：（1920年）“正月一日，午前，陪沈卓寰游觀校中各處。旋偕諸人同邀卓寰至醉香樓午飯。中國肴饌，甚豐美，亦嘗酒焉。”更說到醉香樓為中國留學生特別是那些貴介公子群聚之處：“五月二日。星期。忽晴忽雨。晨，顧君來。又張可治君來，陳宏振君亦來。陳、張二君強邀至醉香樓吃中國飯，只得同往。至午后二時半始歸。該處座客擁塞，多皆中國之留學生，平日注重游樂，視吃中國飯為第一要事。又多中國當道達官貴人之子弟，在此留學，徒為名高，愚閽偷情，專事浮華，其足跡亦常見于醉香樓。”因為味道甚好，還曾幫外地朋友前往購寄外賣的燒臘等：（1919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年假中，陳君（烈勛）來函，并以四元匯來，托宓在醉香樓為購燒雞及臘腸寄去，俾與汪君共食。”（1920年）“十月十日：十時，獨赴波城，至醉香樓為陳君烈勛代購食物。”

如此頻去醉香樓，如果不是因為話題由陳寅恪引出，真宜題為“吳宓的波士頓醉香樓龍蝦”，當然吳宓也沒說到他吃過龍蝦。好在他后來自編年譜，在民國七年時，即已詳細介紹了醉香樓的情形；這也是吳宓最早的上醉香樓的記錄：

若為吃“中國飯”（中國同學們皆甚喜此），則必須乘地下電車，過 Charles river江橋，行甚遠，至波城西南隅之南車站（South station)。車站旁，狹隘、污穢、雜亂、喧囂之小街中，有廣東人所開之小飯館，名曰“醉香樓”（實只一層，無樓），廚灶在門口，室內為客座（方桌，木凳，桌上中國杯箸等齊全）。每餐，米飯必備。“白菜炒肉（豬肉）絲”，“番茄炒雞蛋”，此二菜，客到即捧出。外有許多菜，可照單隨意點，但需坐候甚久。此乃真正之中國飯館，食客全系中國人。美國人無至者，中國器具。中國肴饌。中國吃法。不但用筷( chopsticks)，而且食時不斷笑喧嚷，咀嚼之聲可聞（皆美國食時規矩所不許）。又飲中國之黃酒（紹興酒）白酒（高梁酒），而高呼猜拳，真同回到中國內地也者！一般中國同學們皆喜赴“醉香樓”。宓獨以其費時、費錢、車費太多，不輕往也。（《吳宓自編年譜》，三聯書店，1995年，190頁）

醉香樓后事及馳名龍蝦

在美東都市，如紐約、波士頓，大抵相對地道的廣東餐館，多開在唐人街，條件也相對簡陋；開在城市主街上的相對豪華的雜碎館，多主接外人。

醉香樓既中國學生云集，宜多有記敘才是。惜與陳寅恪、吳宓同時期的留學生的記錄，目前只檢得徐志摩的日記和錢昌祚的回憶錄有提及。1919年4月11日，時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經濟系讀研究生的徐志摩作波士頓一游，“上午七時從校前出發（電車），十時到康橋，在批袍臺博物院瀏覽二小時，觀察初民文化。與老李去醉香樓吃飯。三時到心理病醫院聽講心理病。六時歸家”（《徐志摩未刊日記·留美日記》，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88頁）。吃飯的情形如何則無一語及之。錢昌祚則通過對比，明確點出醉香樓的地道，正以其在唐人街也：

留學時每月餐費美金三十元，糖果另食約三四元。我沒有如清寒學生的吃冷水面包罐頭沙定魚當飯，但中午有課時，也在早餐購備三明治到校作午餐。點的菜多是價較廉的烤波士頓大豆帶小方塊豬肉，烤咸牛肉悄搗蕃薯加雞蛋，奶湯煮蠔等。如點油炸干貝、雞派、豬排等已算多費。晚飯常至劍橋中央廣場兩家中國雜碎館吃中國菜白菜炒肉片或芙蓉蛋帶飯。真正中國菜要星期日午餐到波士頓唐人街的醉香樓，吃的不外是南乳豆腐肉、叉燒芥蘭菜、炒龍蝦等。二三人同吃約美金二三元。（錢昌祚：《浮生百記》，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5年，166頁）

錢氏1919年由清華公派赴波士頓麻省理工學院留學，后為中國航空工程的奠基人之一，曾任中國航空工程學會會長。他自承：“我每日餐費美金一元二角，每月另支糖果水果費三四元，月費初到美時為美金六十元，后增為七十元，又后大部份時期為八十元，已覺敷用……在二年級暑假曾獲工廠工作，又蒙家中匯款銀元二百元，約與美金等值。故五年在美，用款充裕。”因此可以常上館子，所述更顯真實可信。最關鍵的是第一次提到了炒龍蝦！廣東人的炒龍蝦，自是一絕。改革開放后“食在廣州”重放異彩，龍蝦宴風靡一時，也是從廣州香港開始的。

淵源所自，稍后顧毓琇在回憶錄中說他留美期間，于1928年2月開始兼任東春田西屋公司的斯晉林菲爾德工廠無線電工程師時，清華同窗薩本棟博士已從伍斯特理工學院獲物理學博士，在西屋公司的奇科皮·福爾斯研究無線電發報機。由于都是“有錢人”，“每到周日，我們便迎來了最大的樂趣：搭電車到斯普林菲爾德（即稱春田市，是美國伊利諾伊州的首府），找一家中國餐館，好好享受廣式龍蝦的美味”（顧毓琇：《一個家庭兩個世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46頁）。廣式炒龍蝦之美味，于焉可見。

與此同時，名聲在外的醉香樓，也逐漸吸引美國人前往賞奇。1920前往舊金山任華僑學校教員的恩平人梁述豪，在赴波士頓游覽時，見醉香樓中外食客如云，便問友人何以如此發達，友人答曰：“那美國人謂別街的華人餐館所制的雜碎，不是真料，華埠的華人餐館所制的雜碎才是真料。況這間醉香樓，又是老字號，所以更多人來食。”再則，隨著雜碎日漸深入人心，不少美國人便不滿足于“忽悠”他們的美式雜碎，而要追求地道的中國中餐了：“近來美國的人，多喜效中國式，如食餐則食飯，食豆芽，又用碗箸。”（《美洲游記》，廣州興華書局，1925年，45頁）

雖然我們無法考證這醉香樓老字號有多老，但它后來愈益發達，甚至有可能重新裝修升級換代。從十余年后，1934年，著名的抗日英雄，十九路軍軍長蔡廷鍇訪美所遇即可見出：（9月14日）“晚上，假座醉香樓大餐館舉行公宴大會。與會中西人士極為踴躍。來賓有麻省省長代表昃遜市長、西林市長及高級軍官甚多。” （《蔡廷鍇自傳》，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345頁）如此陣營，當非昔日隘陋舊館所能容納。

再過十年，我們可以看到，醉香樓仍是留學生的所愛，而昔日的學生如胡適等，則翻成著名的學長，在那里接受宴請：（1945年2月17日）“中國學生所組織之‘人文學會’，在醉香樓請（胡適）先生及張福運、丁樹聲、梁方仲、全漢升五人晚飯（主人十人）。”（胡頌平：《胡適之年譜長編初稿》，聯經出版社，1984年，1865-1866頁）稍早，1944年10月30日晚，著名歷史學家和地理學家，據說后來指點蔣介石退守臺灣的張曉峰（其昀），也在醉香樓宴請了胡適（李若虹：《卜居與飄零——胡適在哈佛任教的一年》，《文匯報·文匯學人》，2018年11月30日）。此際，他們均在哈佛講學。可惜胡適在留學時代，兩至波士頓，兩蒞臨紅龍樓，兩赴上海樓，卻未曾一上醉香樓：（1914年9月）“五日……至波士頓，天已晚。以車至康橋（Cambridge），賃屋已，回波士頓。至上海樓晚餐，遇中國學生無數。” （6日）“出圖書館，至上海樓午餐。”（《胡適留學日記》，同心出版社，2012年，222、224頁）留居美國后，也還曾記赴上海樓就餐：（1950年1月22日）“下午去看王際真夫婦，取回我的《脂硯齋批本石頭記》。又去看袁家騮與吳健雄夫婦，看見他們的孩子Vincent。同他們到上海樓吃飯。”(《胡適日記全編》卷八，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14頁)

陳寅恪的歐陸食事

在通行的陳寅恪的傳記作品中，往往強調他癡迷學術，以及勤于購書，對吃是不太講究的。特別是1921年9月離美二度赴德，入柏林大學研究院，研究梵文及東方古文字學；此段留學經費由當初江西省教育廳官費支付，國內時局動蕩，經費時寄時停，難有保障，生活自然頗形艱苦，常以冷水面包果腹。楊步偉就說了陳寅恪在德國時的兩段艱苦軼事，時在1924年6、7月間，她隨趙元任第一次漫游歐洲之際。

一件事是，有一天陳寅恪和傅斯年等想請他們吃茶點，定下午三點，午飯后不久。本以為到了傅斯年房東家，照例只有一點茶和點心。豈知一見之下，除點心外，還有滿桌的冷腸子肉等；她和趙元任雖喜歡，也沒能多吃，剩下的由他們幾個主人狼吞虎咽一掃而光。楊步偉不經意地說，德國吃茶真講究，這一大堆東西，在美國吃茶只一點糕什么，連三明治都很少的，殊料卻引發了傅斯年的激烈反應：“趙太太！你知道這都是我們給中國飯省下湊起來請你們，你們不大吃，所以我們大家現在才來吃午飯。”另一件事是，有一天陳寅恪和俞大維倆老表要請他們夫婦看一場德國歌劇，但把他們送到門口就要走，她便問：“你們不看嗎？”陳寅恪就說：“我們兩個人只有這點錢，不夠再買自己的票了，若是自己也去看，就要好幾天吃干面包。”（楊步偉：《雜記趙家》，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年，51-52頁）

不過苦中有樂的是可以大吃中國的上物——腰花！腰花在歐美——除了法國——基本上不受待見，甚至形同棄物。楊步偉在柏林時，每次跟那班留學生一塊上中餐館，都會看見陳寅恪點炒腰花（因為窮，約定各吃各的），所以后來回到北京與趙元任同任清華國學院導師，且同吃同住，“我總叫廚子做腰花，可是他一點不吃。我說：‘你在德國不總是叫腰花吃嗎？’他說因為腰花最便宜，我回他在中國可是最貴。所以以后我們就不買豬腰子了”（趙元任、楊步偉：《憶寅恪》，載《談陳寅恪》，傳記文學出版社，1978年，24頁）。再好的東西，吃多吃膩了也是個問題。

其實陳寅恪在德四年余，生活并不是一直如此之苦，至少1921年至1923年間德國馬克暴跌、金馬克改制之前，應該可以輕松過上優渥生活。試想想，徐悲鴻和蔣碧微因為官費不繼，在巴黎呆不下去了，1921年夏“逃”到柏林，都可以好生對付一年（《我與悲鴻：蔣碧微回憶錄》，岳麓書社，1986年，76頁），陳寅恪更加可以。事實上也是，李璜在《憶陳寅恪登恪昆仲》一文中就多記其下館子事：

（陳寅恪）與（曾）慕韓相識之后，即時囑登恪約慕韓與我至寓或下午五時共同把酒清談于康德大道街頭之咖啡館中……我參加此一酒會有兩月之久，計每周至少兩次，除寅恪、登恪、慕韓與我面外，有時宗白華與俞大維先生亦在座中。

李璜還自述，他曾在一家中餐館里被誤為周恩來的同黨，險吃曹谷冰等人的老拳：

有一天晚上在一家華僑開的飯館里，我無意中和周恩來還有曹谷冰等三人相遇，同在一桌吃飯，由于政見不同，彼此爭論起來。周恩來很雄辯，曹等三人都說不過他，惱羞成怒動手就打，竟同時連我一起打。我們一同退入老板娘的住房，從里面鎖上門，直到曹等走后才出來。（歐美同學會德奧分會等編：《旅德追憶：二十世紀幾代中國留德學者回憶錄》，商務印書館，2006年，806-80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