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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959年春天開始連載發表的《創業史》是新中國文學史上一部里程碑式的經典作品。通過這部小說，柳青要回答的是“中國農村為什么會發生社會主義革命和這次革命是怎樣發生的”。為了實現這一創作主題思想，小說一方面通過在渭河平原蛤蟆灘這一典型環境中曲折展開的合作化運動，來描繪我國農業社會主義改造進程中的歷史風貌；另一方面，通過梁生寶、梁三老漢等一批個性鮮明的典型人物，來表現這一時期農民思想情感的轉變。小說出版后，因其“反映農村廣闊生活的深刻程度”和“創造了一組達到相當藝術水平的人物”，而受到文學界交口稱贊。問世60年來，《創業史》所體現的偉大的現實主義精神作為寶貴的文學財富，影響了一代又一代中國作家。如何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從生活走向藝術，讓藝術回歸生活，柳青通過《創業史》給后來者樹立了重要榜樣。

“杜甫詩懷黎元難，柳青史鑄創業艱”，是著名詩人賀敬之謁柳青墓時所作的詩句。“史鑄創業艱”，內含了柳青為新中國農民的艱難創業鑄史立傳，也以自己的創作為新中國的文學事業繼往開來的多重意蘊，以此來形容柳青扎根皇甫十四年，終于寫就《創業史》的壯舉，再也合適不過了。

柳青在皇甫村家中

柳青（前排左一）與皇甫村農民在一起

經典是厚積薄發的結晶，也都有一個集腋成裘的過程。為了寫作能夠反映“新制度的誕生”及其引發的各類農民心理變化過程的力作，柳青義無反顧地下到社會生活的最底層，落戶長安縣皇甫村十四年，把生活之基牢牢地扎在現實的泥土之中，把創作之根深深植入人民的生活內里。這使得《創業史》的醞釀與寫作，修改與完成，都有一種別的作品所沒有或少有的“在場感”與“現場性”。

“到我要反映的人民中去生活”

心系文學、專注創作的柳青，一直是把創作作為革命事業的重要構成來看待的。因此，創作之于他，不只是個人的一種愛好，而且是事業的一種追求。從延安時期開始寫作以來，他始終把革命工作與文學寫作合而為一，在工作中積累和豐富文學創作的素材，以創作的方式反映革命斗爭和人民生活。他在20世紀40年代寫作的《犧牲者》《地雷》《喜事》《在故鄉》《土地的兒子》等短篇小說，都是這種由革命工作中積累文學素材，由文學寫作反映人民的革命向往與新的生活的系列成果。

抗戰勝利后，柳青從延安派往東北。其間，他在大連的短暫停留中完成《種谷記》的修改，1949年到北京后，又在1951年寫就長篇小說《銅墻鐵壁》。這兩部作品相繼問世之后，贏得了許多肯定的看法，也引來了不少批評的意見。尤其是上海文藝界關于《種谷記》的討論中的一些意見，使他受到很大刺激，也使他認識到自己的諸多不足。他從“人物不突出，故事不曲折”的批評中看到了自己的短處，又從“不模仿別人”“這個作家有希望”的肯定中，看到自己所具有的潛力。于是，他在明確了差距和弄清了問題之后，堅定了在深入生活上下大功夫、花大氣力的信念。這時的柳青，已受命以文藝部主任的身份參與《中國青年報》的創辦，其間還隨中國青年作家代表團參訪了蘇聯。但他心心念念的，是自己深藏于心的文學目標和創作計劃。他在與作家朋友馬加的談話中說道：“我要到我要反映的人民中去生活。”這樣的意念越來越清晰、越來越執著、越來越迫切。于是，他從中央宣傳部找到中央組織部，堅決要求回到陜西農村安家落戶，終于得到了組織的批準。1952年5月，他離開北京，回到陜西西安。

回到陜西的柳青，一直在尋找最為合適的落腳之處。他先后走訪了西安附近的涇陽、三原、高陵等地，尚在琢磨不定之時，當時的西北局書記習仲勛、宣傳部部長張稼夫建議他到又是農村、又離西安不遠的長安縣落戶。柳青前去考察之后，最終選定了長安縣。1952年9月，柳青與新婚妻子馬葳，先到長安縣，后到皇甫村，由此實現了他長久以來“到我要反映的人民中去生活”的意愿。

《創業史》第一部最初連載于《延河》雜志1959年第4期至第11期

在與群眾的密切結合中“逐漸地改造自己”

下到皇甫村，住到中宮寺，柳青就把自己完全置身于普通的農民群眾之中，成為他們中的一員。柳青落戶皇甫村，當然是為著文學創作的目的而來，但他首先想到的，是完完全全地轉變自己的思想感情，在深入生活和融入農民的過程中，使自己成為皇甫村里的“自己人”。

在參加全國第一次文代會時，柳青在一篇題為《轉彎路上》的發言中說道：要通過工作和群眾結合，“這種結合就是感情上的結合，就可以逐漸地改造自己”。到皇甫村落戶，并參與了互助組和合作社的創辦之后，柳青切切實實地踐行著在“結合”中“改造”的目標任務，并把這種結合的成效與結果認定為：“首先要看群眾以為痛苦的，我是不是以為痛苦；群眾覺得愉快的，我是不是覺得愉快。”“這中間絲毫沒有勉強和作假的余地。”（《毛澤東教導著我前進》）正因這樣真心實意地深入生活和扎根人民，柳青做到了別的作家很難做到的生活農民化、立場群眾化。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講話中談到柳青時所說的：“因為他對陜西關中農民生活有深入了解，所以筆下的人物才那樣栩栩如生。柳青熟知鄉親們的喜怒哀樂，中央出臺一項涉及農村農民的政策，他腦子里立即就能想象出農民群眾是高興還是不高興。”

新近編輯出版的《柳青在皇甫》（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一書里，許多人的回憶文章都以紀實速寫的方式記述了柳青在皇甫落戶后的外在樣態和工作狀態。鄧攀、馮鵬程的《縣委門衛擋錯人》這樣描述柳青在鄉下的樣子：“身穿對襟布衫，腳蹬布鞋，老戴一頂西瓜皮帽，外出有事，常騎著他那掉了漆皮的自行車，搭眼一看，地道的農民。”曉陽的《人群當中找原型》這樣描述柳青接觸群眾和觀察生活：“看到人家修自行車，用打豆機爆米花，安裝電水車，他都要自始至終地看著。遇到有人下棋，他就搬來半截磚頭，坐下來和人家對弈。”郭盼生的文章說道，“從發動農民賣余糧，到組織互助組，建立合作社，他熟悉了皇甫村的每一戶人，皇甫村發生的大小事情，他都要弄明白，都要幫助解決好”，村里的干部感慨地說：“這里的合作化運動，柳書記是圈囤身子鉆在里邊，泡在里邊的。”一個“鉆”，一個“泡”，生動又形象地勾勒出柳青“深扎”的深切與忘我。在這一過程中，他獲得了幾乎是脫胎換骨般的精神新變。

“別人寫，寫不成他那樣的”

在反映新的農村生活方面，柳青起初有一個描寫農民出身的老干部在新形勢下面臨著新問題與新挑戰的寫作設想，在下到長安縣擔任縣委副書記時，就忙里偷閑寫出了近10萬字的稿子。但自己看來看去，都很不滿意，在夜深人靜之時，索性一根火柴把稿子化成了灰燼。他決心要從接近于“閉門造車”的狀態走出來，在充分深入現實生活的基礎上，寫出新的小說作品，攀登新的文學高度。經過與皇甫村農民群眾的朝夕相處，通過在火熱的勞動生活中的摸爬滾打，柳青新的小說的寫作計劃漸漸清晰，圍繞著互助組的建立和發展的矛盾斗爭，其間各色人物的獨有個性和心理特征等，都爛熟于心，呼之欲出。于是，1954年，柳青開始寫作并寫出了第一稿。1956年，又在初稿的基礎上寫出第二稿。隨著深入生活的漸入佳境和文學造詣的不斷提升，他對第二稿很不滿意，一個時期陷入了苦悶之中，直到1958年，經過長久的思考、閱讀與研究，終于有了新的感覺和新的自信，一鼓作氣地投入寫作之中，終于在1959年4月完成小說的第一部。

得悉柳青因身患重病而難以完成《創業史》第一部之后的寫作，作品人物原型之一的董廷芝老書記深情地說：“希望他好好養病，能把四部書都寫出來。別人寫，寫不成他那樣的。”質樸的語言與深切的期盼之中，所包含的對于柳青的首肯是堅定的，認知也是獨特的。“別人寫的”與“他那樣的”，分別都是什么樣的呢？在董廷芝未及詳述的語言里我們大致能感覺到，“別人寫的”，多半是隔靴搔癢，旁敲側擊，甚至是冷眼旁觀，居高臨下。而“他那樣的”，則一定是直言骨鯁，徑情直遂，別具生面，鉤深致遠。一句話：“歡樂著人民的歡樂，憂患著人民的憂患。”

《創業史》第一部初版布面精裝本

從《稻地風波》到《創業史》

根據李光澤在《〈創業史〉第一部出版的臺前幕后》一文中的介紹，1958年8月7日，柳青和中國青年出版社簽訂了約稿合同。這是一份制式合同，出版方蓋的是“中國青年出版社約稿出版合同專用章”。柳青在約稿內容的空白處填寫了“長篇小說”幾個字，并簽下了自己的名字，填寫了具體的年月日。這份合同的簽訂，標志著柳青把長篇小說《創業史》正式許給了中國青年出版社。

其實，《創業史》最初不叫《創業史》。《延河》月刊在1959年3月號的封底登了一則啟事：本刊自四月號開始發表柳青新著長篇小說《創業史》第一部《稻地風波》，約半年載完。小說如期于1959年第4期《延河》月刊上開始連載，到第11期載完。剛開始，書名是《稻地風波》（《創業史》第一部），從第8期開始，去掉了“稻地風波”四個字，直接叫“《創業史》第一部”，并于版面右下角發了一個說明：從本期起，柳青同志接受讀者的意見，取消《稻地風波》書名，改叫《創業史》第一部。

《創業史》發表后，為了更好地修改，柳青請中國青年出版社把社會各界對《創業史》的批評意見收集起來。出版社安排資料室認真收集整理以后，安排王維玲同志去長安親自交給了柳青。

1960年1月23日，柳青把小說上卷的修改稿寄給出版社，同時告訴出版社，下卷的修改稿要遲一些，爭取2月底3月初寄出。一是因為第二十二章要推倒重寫，二是因為哮喘病發作，如果住院了，寄稿時間還要更晚一些。出版社非常體諒柳青，說時間由柳青自己安排，并表示，收稿后，出版社會盡量抓緊，爭取又好又快地出版。3月初，出版社一收到小說的下卷，就按急件付排了。為了抓緊時間，力爭在7月份第三次全國文代會召開之前出版這部小說，文學編輯室和計劃、印刷部門還開了個會，大家達成共識，力爭每個環節都不拖延時間。

《創業史》第一部普及本于1960年5月由中國青年出版社正式出版發行，首印10萬冊，這就是《創業史》的初版本。此外，出版社還裝訂了一種布面精裝本、一種毛邊紙本。毛邊紙版本沒有版權頁，因為紙張特殊的緣故，書明顯要厚一些。這三種版本都是上下卷，36開的小開本。之后，出版社還印了一部分32開的大開本平裝本和紙面精裝本，由上下卷變成了單卷本。柳青認為大開本的精裝本很好，建議出版社多裝訂一些，給各省都發一點。

《創業史》被翻譯成多種語言文字

出版社每天都接到好幾起電話和來信，要求額外供應這本書

《創業史》第一部一出版，便供不應求。出版社曾整理了一份資料，資料中說：“出版社辦公室每天都要接到好幾起來自不同單位或個人的電話和來信，要求額外供應這本書。有的直接和辦公室打交道，有的通過領導來要，有的通過有關部門來要，某機關財務科的通過我社財務科要，某機關的通訊員通過我社的通訊員來要，人民文學出版社樣本組有一位同志再三要求我社樣本組的同志，無論如何要擠出一本給他，并說，這回你們答應我們的要求，將來我們也可答應你們的要求。”《創業史》一書難求，由此可見一斑。

《創業史》的發表與出版，在文學界引起的關注與反響，也出乎人們預料。一年多的時間里，報刊的評介文章就有五十余篇。作品出版后不久，茅盾就在第三次全國文代會的《反映社會主義躍進的時代，推動社會主義時代的躍進》的報告中，把《創業史》作為“通過藝術形式反映出來的真實的生活”的典型。許多評論家都用“我國當代反映農村生活最優秀的長篇小說之一”“現實生活的歷史容量具有了史詩性的規模”等說法對于作品給予極高的評價。

在文學評論界，由《創業史》的評論，也生發出了“如何描寫社會生活的矛盾沖突”“塑造新人形象”，以及怎樣看待作者的“主觀抒情與議論”等問題。朱寨、韓經長、李希凡、馮健男、嚴家炎、張鐘、閻綱、蔡葵、林非等著文參與了討論。嚴家炎在《談〈創業史〉中的梁三老漢的形象》《關于梁生寶形象》等文章中認為，在反映農民走上社會主義道路這個偉大事件的深度和完整性上，《創業史》的成就最突出地表現在梁三老漢的塑造上。而梁生寶在當代農村小說“新英雄人物”的塑造中，雖然是在水平線以上，但其成功的程度，并不像大家推崇的那樣。這些觀點，在當時受到大多數批評家的反對。柳青本人也在《延河》發表文章《提出幾個問題來討論》，對嚴家炎的觀點，提出了反批評，申明了自己的藝術主張。

話劇《柳青》劇照

人類進步文學的現實主義道路是不會斷的，在這條道路上既有繼承，又有不斷的革新

一部《創業史》，盡管涉及特定時期的合作化運動，盡管歷經了60年的滄桑演變，但仍然被專家和讀者視為當代的經典之力作而不斷解讀，被大眾讀者視若“不隔”的文學佳作持續熱讀，蓋因作家立足于生活的深處，擷取時代的激情，寫出了社會變遷在人們心里激起的層層漣漪，在精神世界引發的深層悸動。柳青一再說他的《創業史》，表面上寫的是農村的合作化運動，實際上是寫農民走進新時代之后，對于公有制、國家化的認識與接受的過程。換句話說，也即從私有到公有，從“小我”到“大我”的心理變遷與精神成長。從梁生寶、郭振山、高增福、改霞等，到梁三老漢、郭世富、姚士杰等，都是這一歷史巨變進程中不同階層人的典型代表，他們以各自的自然反應和精神變異，既體現著舊時代農人的蛻變與新時代農人的成長，也折射著社會主義新農村艱難前行的某些側影。社會的重心是人民，人民的內核是心靈。正是著眼于心靈深處和精神層面的博弈與變異，使得《創業史》卓具超越歷史限定的深厚內力，而成為人們認知合作社時期社會劇烈變動引發農人心靈變動的一部史詩性作品。

現實主義文學在其演變過程中，不斷拓新和發展，產生了不同的風格和流派，但彼此貫通和不斷傳承的，是現實主義的精神，那就是熱切關注現實，強力介入現實，高度重視人的生存狀態、精神狀態和命運形態，真切地書寫所經所見，坦誠地表達所思所感。正是由于秉持了嚴謹的現實主義手法又貫注了充沛的現實主義精神，柳青有力地超越了當時文學創作一般難以超越的局限，越過了人們習見的政治運動與社會事件，潛入時代變遷中人們的命運轉機，及其經歷著巨大變動的心理世界，寫出了反映新的社會主義革命中“社會的、思想的和心理的變化過程”（引自柳青為《創業史》第一部所寫的“出版說明”）的史詩性作品《創業史》。

柳青堅定而充沛的現實主義精神，與他對于文學與生活的深刻而清醒的認識有關。他的“三個學校”說（生活的學校、政治的學校、藝術的學校），“六十年一個單元”說，都以簡明扼要的語言，強調了社會生活對于文學創作的重要，創作時專心致志的重要。這種對于文學的認知，實際上就奠定了他必然操持現實主義的重要基石。而對于現實主義，他的認識一直是清醒而堅定的：“人類進步文學的現實主義道路是不會斷的”“在這條道路上既有繼承，又有不斷的革新。”

柳青的這種卓具現實主義精神的創作追求，對于當代作家尤其是陜西作家的影響，是巨大和難以估量的。在回顧《白鹿原》的創作過程時，陳忠實就明確告訴人們：“我從對《創業史》的喜歡到對柳青的真誠崇拜，除了《創業史》的無與倫比的魅力，還有柳青獨具個性的人格魅力之外，我后來意識到這本書和這個作家對我的生活判斷都發生過最生動的影響，甚至毫不夸張地說是至關重要的影響。”另一位陜西作家路遙，更是視柳青為自己的“文學教父”，他也把柳青的現實主義文學寫作提升到了一個新的時代高度。寫作《平凡的世界》，他閱讀了大量的中外文學名著，但《創業史》他讀了7遍。柳青創作中濃烈的人民性情懷，深湛的現實主義造詣，使路遙獲得了極大的啟迪與激勵，他認為：“許多用所謂現實主義方法創作的作品，實際上和文學要求的現實主義精神大相徑庭。”他堅信：“現實主義仍然會有蓬勃的生命力。”基于這樣的文學認知和文化自信，路遙在文學界以追逐新潮為時尚的20世紀80年代中期，依然秉持現實主義寫法，堅守現實主義精神，鍥而不舍地完成了三卷本《平凡的世界》的寫作。《平凡的世界》獲得茅盾文學獎之后，路遙專程去往皇甫村，祭拜柳青墓。他是在向自己的“文學教父”拜謝，也是在向現實主義文學大師致敬。

榜樣的力量是巨大的，經典的魅力是永恒的。柳青的文學追求和他的《創業史》，以刀削斧砍般的現實主義精神氣度和藝術風格，表現了一個時代的文學風范，折射了一個時代的歷史風云，柳青和他的《創業史》還會以作家學習、論者研究和讀者閱讀等方式，在當下的文學生活中持續發生影響，繼續發揮作用，感召和激勵當代文學人在新的時代攀登新的文學高度，構筑新的文藝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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