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化:一個虛妄的文學史方案——當代文學史的理論想象與實踐
我們一直在討論一個貌似正確, 幾乎沒有人質疑的問題。比如“中國當代文學的歷史化問題”就是其中之一。這個問題已經被說了很久, 但對它的質疑卻從來沒有開始。沒有被質疑, 就越來越有自明性甚至正當性。但事情遠不這樣簡單。在我看來, 當代文學的歷史化, 是一直正在進行時的文學史方案, 因此也是一項永遠未竟的方案。當代中國哲學家趙汀陽在《歷史之道:意義鏈和問題鏈》1一文中指出:歷史是最接近時間的哲學問題, 在這個意義上, 歷史哲學不只是一種“關于歷史的哲學”, 同時也是一種關于無窮意識的形而上學, 即關于無限性問題的形而上學。人的時間蘊含著多種可能生活的維度, 內含在無數方向上展開的可能性, 所以歷史是一個多維時間的概念, 不可能表達為線性時間, 歷史也就沒有既定規律, 這正是歷史的神秘之處。沒有歷史哲學的歷史只是故事, 只是表達了生活片段的史實。如果故事不被安置在某種意義框架或問題線索內, 本身并無意義。歷史的意義在于思想, 不是信息登記簿。歷史哲學試圖揭示歷史的歷史性, 即賦予時間以意義從而化時間為歷史的時間組織方式, 同時也意味著一種文明的生長方式, 也就是歷史之道。
歷史基于時間, 卻始于講述, 或者說, 講述開創歷史。歷史的生命就是講述, 歷史是用來說的, 歷史是說出來的, 歷史在言說中存在, 不被說的就不存在。在行為意義上說, 人是歷史的創造者, 所以, 人是歷史的主體, 但在敘事而建立精神索引的意義上, 歷史的主體是語言。如果是過去所做的事情, 那么歷史的主體是人;如果是所說的過去事情, 歷史的主體是語言——被說的歷史已經轉化為一個文明甚至人類共享的精神世界, 不再屬于個人行為或記憶。那么, 什么是歷史的選擇標準或淘汰標準?作為現實的年輪, 歷史關心的是:什么往事需要一直保存?什么精神可以成為遺產?什么制度是現實的根據?什么問題始終具有當代性?顯然, 歷史具有共有性和共享性, 因此, 在理論上說 (實踐上或有偏差) , 歷史記載的是值得一個集體去追憶的事情或需要繼續保值的經驗, 正是歷史敘事創造了集體經驗和集體記憶, 也就是一個文明的生命事跡, 既包括輝煌成就也包括苦難教訓。如前所論, 歷史做不到如實, 甚至人們也不愿意歷史完全如實, 而更重視擁有精神和思想附加值的歷史, 因此, 歷史總是創造性的敘事, 是文明基因的生長形式, 它給每一代人解釋了“我們”從哪里來、是什么樣的, 有什么偉大事跡或有哪些愚蠢的失敗, 它塑造了可以共同分享的經驗、一致默會的忠告、不言而喻的共同情感和作為共同話題的記憶, 總之, 歷史承載了可共同分享的故事, 這些故事又成為解釋生活的精神傳統。正是通過歷史, 一種文明才得以確認其傳統和精神。
趙汀陽的歷史哲學給我們以極大的啟示。這就是歷史與時間的關系, 歷史與言說的關系, 歷史與文明生死的關系。當代的事物由于其當下性, 似乎與歷史難以建立關系。但是“中國當代文學”不一樣。“中國當代文學”是一個有著70年或者更長時間歷史的學科。另一方面, 當代文學是否與歷史建立聯系, 都構成了我們巨大的焦慮——學界普遍的看法是, 沒有歷史就沒有學問;有了歷史就有了另外的麻煩——歷史化的問題。現在, 歷史化的問題終于被當作當代文學史最大的問題提出來了。但是, 這是一個并不存在的問題。最直接也最簡單的答案克羅齊早就告訴了我們: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或者說, 歷史的形態是過去式的, 但歷史的講述是現在進行時的。現在的講述, 就是“歷史化”過程的一部分。如果這個邏輯成立的話, 那么, 所有的歷史就都永遠處在“歷史化”的過程中。
最近, 我看到或聽到一些作家、詩人、文學史家在表達他們對某些作家或詩人的看法。歐陽江河說:他對米沃什的閱讀, 已經差不多
三十幾年, 米沃什已經成為中國詩人, 成為我本人詩歌意識、詩歌立場、詩歌定義的一部分。這一點和很多詩人都不太一樣, 中國翻譯了很多很多杰出的詩人, 但大部分對我來講都只是一種風格的辨認而已, 或者最多是一種借鑒, 他沒有可能進入我的詩歌意識深處, 成為一種帶有支撐性質、源頭性質的詩歌理念、詩歌精神、詩歌立場的一部分。米沃什這樣的詩人, 是少數能夠進入中國當代詩人, 尤其是我本人的詩歌創作的源頭式的詩人。然后歐陽江河分析了米沃什這樣的大詩人為什么特別迷人?就在于他身上有一些是來自威爾諾那個小地方的東西, 但是它跟歐洲精神里面最重要的原處, 整個歐洲大陸是相通的, 廣闊無邊, 像宇宙一樣在那兒旋轉。2
記得不久前, 這些中國著名的詩人還在談論曼德爾施塔姆, 談論俄羅斯白銀時代這位最卓越的天才詩人, 談論他創立了阿克梅派并成為其中最著名的詩人之一;他們也談論茨維塔耶娃和阿赫馬托娃。而現在, 這些被談論過的詩人仍然重要, 但在米沃什面前, 他們似乎已經稍遜一籌。還有李洱, 這個略帶天真氣質的小說家, 在作品中, 又充分展示了他世事洞察的練達。在成熟和天真的罅隙里, 是李洱作為小說家對于這個世界的深層態度。李洱還有另外一部分, 屬于學識和洞見。比如人們談到納博科夫, 常只談《洛麗塔》那驚世駭俗的主題和眼花繚亂的技巧, 李洱卻說, 要更好地理解納博科夫, 應該去看他后期的《普寧》。小說寫主人公在美國電視上看到沙俄閱兵式, 忽然熱淚盈眶, 他居然如此深愛這個他逃離了的國家——只有偉大的作家才能洞察最幽深的內心。他提醒那些試圖模仿加繆《局外人》的人, 不要只模仿小說寫奔喪的第一部分, 真正厲害的是第二部分, 所有的故事都在第二部分重新講過, 借由審判, 文明的基礎、人類的知識, 都獲得了重新審視。1999年庫切以《恥》獲得布克獎, 2002年中文版的《恥》, 已經被李洱密密麻麻折角無數。關于這部作品, 李洱沒有談及庫切顯在的關于種族問題的思考, 而是深深體味著一個細節的處理, 即盧里后來驅車前往 (他與其發生性關系的) 女學生家中道歉, 見到了女學生的妹妹, 這個時候, 盧里再次被引發的情欲擊中。“這就是徹底的小說, 是庫切遠遠甩開普通作家的地方。”380后作家蔡東的一篇文章——《短小說的技藝——從〈河的第三條岸〉談起》, 她說:
那天, 父親訂的船到了, 他對世界沒有任何解釋, 他上了船, 從此, 漫無目的地漂蕩在河流上。他始終不再上岸。這就是《河的第三條岸》的故事, 沒有小徑分岔, 沒有多視角敘事, 骨感, 近于嶙峋, 周身無贅肉, 通篇無閑筆, 每個詞語都卡好了位置, 每個細節都淋漓地發揮作用, 抵達了預定的藝術效果。我鐘愛《河的第三條岸》, 它是夢想中的短篇小說, 空靈又厚重, 凝練而繁復, 線條極簡的高貴感, 切近生命終極問題的大格局, 不局限于一時一地的超越性和穿透力。4
《河的第三條岸》是巴西作家羅薩寫的短篇小說。蔡東對小說的藝術分析, 具體而透徹。這是當下批評家很少注意的視角。似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 比如對捷克作家的評價或追捧, 先是卡夫卡, 然后是昆德拉, 然后是赫拉巴爾, 現在有伊凡·克里瑪。從閱讀來說, “見異思遷”是一個非常常見的現象, 而這種“見異思遷”本身, 就是文學“歷史化”的一種形式。文學史的“歷史化”也相似到了這樣的程度。
今年2月的某天, 我接到洪老師的一封郵件, 洪老師說“附件里是游戲文章一篇, 休閑讀物, 三分鐘內可以讀完”。郵件是洪老師寫的《保爾·艾呂雅的〈宵禁〉及其他》的文章。我們知道保爾·艾呂雅是法國的一個戰斗詩人。他的詩作還被臺灣花蓮詩人陳義芝模仿過。洪老師還在文章中分析了他們藝術上的得失。當然, 我更關心的還不是這些, 而是兩年前洪老師還沉浸在辛波斯卡的詩情畫意之中, 甚至將臺灣剛剛去世的詩人周夢蝶與辛波斯卡相提并論。1996年辛波斯卡獲諾貝爾文學獎, 她是第三位獲諾獎的女詩人。瑞典文學院給予辛波斯卡的授獎詞是, 通過精確地嘲諷將生物法則和歷史活動展示在人類現實的片段中。她的作品對世界既全力投入, 又保持適當距離, 清楚地印證了她的基本理念:看似單純的問題, 其實最富有意義。由這樣的觀點出發, 她的詩意往往展現出一種特色——形式上力求琢磨挑剔, 視野上卻又變化多端, 開闊無垠。通過這一評價我們知道, 與保爾·艾呂雅的詩歌是非常不同的。那么, 洪老師的趣味從辛波斯卡到保爾·艾呂雅, 這里到底發生了什么, 是我特別感興趣的。
歐陽江河對米沃什的高度評價, 李洱對庫切的評價, 蔡東對羅薩的情有獨鐘和洪老師對艾呂雅的褒揚, 如果孤立地看, 是他們個人的興趣。但是, 如果將這些不同代際 (洪老師30后、歐陽江河是50后, 李洱是60后, 蔡東是80后) 作家的個人興趣同中國文學與世界文學的關系聯系起來看, 事情可能就遠不那么簡單了。趙汀陽在同一篇文章中說:當代史學……發現了“語境”, 使之成為解釋事件的新坐標。一個事件所發生的語境決定了這個事件的作用和影響, 即語境性的意義, 相當于說, 每個語境自身都是一本查對意義的詞典。當代史學非常看重語境化的意義, 通常認為語境能夠如實解釋一個事件的意義, 因此, 要理解一個事件就只能在其發生的語境里去定位。回到語境去, 固然是如實理解事件的一個重要條件, 可是, 如實描述語境卻是一個可疑的想象, 至今似乎尚無足以忽視克羅齊命題的歷史知識論。另外, 我們也不能忘記還有“時過境遷”的問題。“境遷”不在于質疑是否真的能夠如實回到當時的語境去, 也不是質疑語境的重要性, 而是提醒, 每個語境都有著不確定性和非封閉性;或者說, 語境總是不穩定或未定型的, 總是處于連續變化的狀態, 因此難以確定一個獨立有效的語境, 可見, 語境并不是一個能夠從歷史過程中孤立切割出來的一個自足事態, 也不是一個已經勘探完畢的歷史空間, 而是一個無邊界的動態連續體, 因此不存在任何“封場語境”, 而只有“再生語境”。
除了趙汀陽所說的描述“語境是由誰描述的”權力問題, 另一種語境接踵而來:2014年10月24日, 北京師范大學國際寫作中心主辦了“講述中國與世界對話:莫言與中國當代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這個研討會非常重要, 當我看到法國漢學家杜特萊, 日本漢學家藤井省三、吉田富夫, 意大利漢學家李莎, 德國漢學家郝穆天, 荷蘭漢學家馬蘇菲, 韓國漢學家樸宰雨以及還沒有蒞臨會議的葛浩文、馬悅然、陳安娜等著名漢學家。我的意思是說, 今天中國文學的歷史語境發生了重要變化。這個變化就是中國文學歷史化國際語境的形成。西方作家對中國作家的影響日益巨大, 當然, 中國文學對西方的影響也是同樣的。我們看到, 一個世界性的“文學聯合國”已經形成。
作家對自己心儀對象的不斷變化, 特別酷似當代文學史的寫作。所謂重寫文學史, 就是將當代文學不斷歷史化的過程化。我們之所以要重寫當代文學史, 就是因為對此時的文學史不滿意。重寫, 就是重新歷史化, 就是我們要不斷應對新的問題。在趙汀陽看來:“語言、思想和反思三者的起源是同一個創世性的事件, 都始于否定詞 (不;not) 的發明。否定詞的創世魔法在于它擺脫了必然性而開啟了可能性, 使人擁有了一個由復數可能性構成的意識世界。發明否定詞是一件人類創世紀的大事, 在此之前, 意識只是服從生物本能以及重復性的經驗, 卻意識不到在此外的可能性, 因此沒有產生出不同意見, 沒有不同意見就沒有不同的生活。當否定詞啟動了復數的可能性, 使不存在的事情變成意識中的存在, 于是意識就共時地擁有了無數可能世界, 也使語言成為一個包含多維時間的世界, 在理論上包含了所有可能世界, 也就包含了所有時間維度, 每個人的時間、許多人的時間、古人的時間、今人的時間、未來的時間, 都同時存在于語言的時間里, 于是古往今來的事件被組織為一個共時的意識對象。”5我們知道, 這個歷史化, 有兩個重要的參照, 就是“時間”和“邏輯”。這兩個參照的概念互為表里, 與文學史家要描述和構建的文學史訴求有直接關系。時間的起點是描述性的, 邏輯的起點是構建性。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中國當代文學的歷史化與中國當代文學史的歷史化, 是一個問題的不同表述。我們在試圖把當代文學不斷歷史化的同時, 其實就是不斷地重寫文學史。這時我發現, 那些真正被質疑、被批評的文學史, 也就是“有問題的文學史”, 比如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 洪子誠的《中國當代文學史》, 陳思和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等, 恰恰是最有參考價值的中國當代文學史。他們的“問題”, 是被研究者的不同觀念發現的。“觀念”不同, 又試圖在觀念層面討論問題, 共識如何能夠達成呢?但是, 恰恰是因為不同觀念對文學史的闡述, 構成了文學史的價值。那些被發現的“問題”可能正是文學史價值的一部分。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么, 歷史化就更應該是一種對話關系, 試圖達成共識的“歷史化”, 是文學史家永難完成的文學史方案, 它或者是一個虛妄的問題, 或者是文學史家的理想或想象而已。
注釋
1 (5) 趙汀陽:《歷史之道:意義鏈和問題鏈》, 載《哲學研究》2019年1期。
2 歐陽江河:《歐陽江河:米沃什是進入我的詩歌創作的源頭式的詩人》, 見《花城》2019年2期。
3 樊曉哲:《蘋果樹下的李洱》, 見《文匯報》2019年3月5日。
4 蔡東:《短小說的技藝--從〈河的第三條岸〉談起》, 見《名作欣賞》2016年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