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希望就像是人生的燈塔，希望不滅，生活不竭。希望是什么？希望是一個可期的目標，希望是一個激人奮進的空間。即便像美國這樣的發達國家，許多時候，人們對街頭司空見慣的地攤不屑一顧，偶爾還會露出一絲不悅。當讀者跟著米切爾·鄧奈爾深入到街頭后會發現，那些貌不驚人的地攤，往往承載著一個人的全部希望。

1961年，從事城市重建計劃報道工作的簡·雅各布斯通過對紐約、芝加哥等美國大城市的調查，推出《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該書挑戰了傳統的城市規劃理論，一經推出，深受好評，至今仍為規劃界專業人士的必讀書目。

雅各布斯作品出版40多年后，長期從事美國民族志工作的普林斯頓大學社會學系系主任鄧奈爾以社會學視角，深入到雅各布斯曾調查過的紐約第六大道和格林尼治路口人行道擺攤的群體之中，與那些無家可歸的攤販、拾荒者、乞討者打成一片，起早貪黑，共同生活，逐漸發現了一個充滿非法行為、缺陷和羞辱的世界，也發現了一個相互支持、為尊嚴而掙扎、飽含生存的創造力和復原力的世界。鄧奈爾據此所著《人行道王國》出版后同樣獲得好評，一度獲得美國米爾斯獎、洛杉磯時報獎、《紐約時報》年度圖書獎。

作為一部民族志，鄧奈爾的田野調查飽含濃濃的人性溫度。其筆下人物，雖然非裔占據權重較大，但也不乏其他的人生失意者。從鄧奈爾的文字中，可以真切地感受到，社會底層并非是單純的經濟概念。這些底層人物中，有的雖走過彎路但不想沉淪，渴望融入社會，進入非正式經濟，最終實現“體面的生活”；有的希望得到親人的理解和接納，就像四處漂泊的船只渴望駛入寧靜的港灣，比如原本從來不刮胡子和洗臉的羅恩，因為在人行道上“從事正經的職業”而被姑奶奶接納，從此一改邋遢形象，整潔體面；有的上過大學，有過穩定的工作，但像哈基姆這樣，為了追求“完整的人格”，寧愿在人行道上擺書攤，掙取并不豐厚卻還算自由的收入；有的雖撿拾垃圾為生，但以自食其力為榮……

鄧奈爾雖然努力尊重他們，但并沒有刻意美化人行道上的生存者。事實上，他們中雖不乏“正經的生意人”，也有一些人確實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一些問題，如吸食毒品，從事雞鳴狗盜勾當。他們懷有一種共同心理，即希望依托人行道，通過勞動，重燃生活的希望。

希望是重塑尊嚴的力量。在人行道生存群體的眼里，哪怕是乞討，那也是“一種誠實的謀生手段”。當他們與顧客討價還價時，流露出的是“一種強烈的驕傲和自尊”。雖然許多時候他們每天的營業額不過百來美元，但在他們眼里，這也是一門值得好好經營的生意。鄧奈爾調查時發現，也確實有人通過小本經營，漸漸付得起房租，告別了街頭露宿，實現了人生的小小跨越。

人行道既是城市的毛細血管，也是社會和經濟的神經末梢。在這里，鄧奈爾看到了“許多作用力的影響：有些是全球性的（去工業化），有些是全國性的（種族、階級與性別的分層），有些則是本地的（針對街頭小販的懲罰政策）”。這些“作用力”在人行道生存群體身上的投影，恰恰折射出人行道上的每一個人與社會均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在龐大的社會組織中，每個群體都不可或缺，人行道生存者也是社會的重要根基。正因如此，鄧奈爾堅信，社會福祉“將因為允許更多的人——而不是更少的人——參與非正式的經營活動而得到改善”。或者說，如果底層群體失去了最后賴以生存的空間，很難想象，有人能在絕望下重新燃起生活的希望。更不敢想象，當所有的上升通道均向他們關閉時，他們的未來將是什么？

值得注意的是，為了最大限度遠離警察的介入，避免惹上不必要的麻煩，這些人行道生存者形成了自我規范機制。這種約定成俗的內在秩序，本身也是他們爭取生存空間的內容之一。在鄧奈爾看來，“人行道生活至關重要，因為人行道能夠讓陌生人之間產生互助的感覺；如果陌生人想共同生活，這是必不可少的。”這種“必不可少”，顯然不只是物質上的有益補充，而是底層群體借助人行道這個小小的平臺，實現與其它群體的交流互動。這些交流雖然極為短暫，但至少從商業層面看是公平和平等的，這也是人行道生存者重塑自尊的重要源泉。

閱讀鄧奈爾描述的紐約人行道生存者，讓人不禁想起另一種景象。2010年初，日本NHK電視臺曾推出紀錄片《無緣社會-無緣死的沖擊》，描述了日本正步入“無緣社會”的可怕現狀：一是沒朋友，“無社緣”；二是和家庭關系疏離甚至崩壞，“無血緣”；三是與家鄉關系隔離斷絕，“無地緣”。“無緣社會”的出現，實際上是與社會的全方位切割。如果他們能像第六大道的這些人行道生存者一樣，可以保留一條與社會交流互動的紐帶，也許他們的生活之火不至熄滅。

人行道雖然算不上天堂，但在底層群體眼里，這里是他們賴以生息的“王國”。是守法還是違法，努力奮斗還是自甘墮落，有時只是隔著一張桌子的距離。跨過這一步，他們也許就有了生活的基本保障，就可以當一名守法公民，就可以以此為人生的起點。跨不過這一步，他們就可能淪落街頭，四處流浪，甚至走上犯罪的道路。

人行道空間，看似逼仄，但對有的人已經足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