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事實上，從本質論的角度看，今天我們處理城市經驗，歸根到底是在處理身份問題。如何認知城市，意味著我們如何在現代性的氛圍中認知自己。

近年來，關于小說中的城市經驗問題，大家談得比較少。這并不意味著我們所處的城市已經定型，該談的問題已經談透，或者是，在文學中暫時窮盡了某一階段城市經驗的各種可能性。事實上，針對文學文本與城市文本的共生關系，譬如當文學給予城市以想象性的現實的同時，城市的變化反過來也促進文學文本的轉變等，人們在很早以前就達成了共識。特別是到了今天，城市化進程既作為目標又作為趨勢，正在以驚人的體量、速度和深度，對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施以影響，人們的生活方式、思維方式乃至情感體驗方式，都在這樣的巨變下發生著根本性位移。但眼下的情況卻是，屬于文學的城市敘事空間并沒有因此而相應擴大，城市經驗話題的熱度依舊在持續降溫。

降溫的原因大概可以歸結為這樣幾個方面。

一是城市問題的復雜性。很長一段時間，我們在討論文學文本中的城市經驗問題時，常常被城市研究的洪流席卷，即將文學經驗的探討與作為社會學的、政治經濟學的、史學的、人類學的城市研究等同起來，與這些學科之間的交叉博弈關系等同起來，把文學中的城市與現實中的城市看作是同一個層面的問題，甚至用一種“投射——反應”的簡單邏輯來研判現象問題。而就城市研究本身而言，目前的種種路徑，與其說表明了城市研究的可能性，不如說表明了城市研究的不可能性——城市是如此之復雜和多面，以至于一種觀點、一篇論文或者一本書，根本無法將城市的奧秘窮盡（汪民安）。因此，文學中城市經驗的面貌，便容易在這簡單地做等和重重復雜化的過程中，變得模糊不清起來。

二是理論資源有待更新。目前關于城市經驗的文學呈現，尚未形成新的、更加有效的言說體系，既有框架下形式各異的“復述”，往往帶來經驗的嵌套，令整個討論原地踏步，甚至雜亂無章。自巴黎、倫敦出現，現代意義上的大都市便與新的人類想象、新的人類經驗建立起十分密切的聯結，當人們談論起與城市有關的話題，總是難逃以現代性為依托的好奇、興奮、震驚等一系列抒情史詩般的體驗籠罩，直至今天，這類由西美爾、波德萊爾、本雅明等人創造的關于城市經驗的“前理解”仍在延續。這是外來的眼光。在本土，我們同樣有自己的一套辦法，一套評價新感覺派、張愛玲或者老舍小說描摹上海摩登和舊京余韻的辦法。這套辦法在以作為景觀的城市、作為風物的城市為敘述對象的小說面前依然有效，它為言說者提供了明確的追溯對象，并在追溯過程中賦予言說本身以時間的縱深感。但老辦法總會遇到新問題。艾略特在《荒原》里曾經發問，當陌生人問起：“這座城市的意義何在？你們擁擠在一起，是否因為你們彼此相愛？”你將如何回答？“我們大家居住在一起，是為了相互從對方那里撈取錢財”？現在看來，類似的情感體驗和思維方式早已時過境遷。而那些帶有鮮明地域特征的評價策略進入到普泛的城市經驗寫作中時，也難免會失去自由延展的能力，甚至無法妥帖地作用于新的上海敘事、北京敘事等。

三是城市文本類型相對固化。粗略清點一下我們已經擁有的共時性的城市文學資源。從形式上看，一個顯著的“門類”是前文提到的以鮮明的城市景觀、人文風物深刻作用于文本的文學敘述。在這一類寫作中，城市的首要角色并非普遍意義上的現代性審美對象，而是以獨立的個體形式存在，例如王安憶筆下的上海、王朔筆下的北京、范小青筆下的蘇州等，“是”且“只是”上海、北京、蘇州，它們既不作為某一類城市的代表，也不是城市這一抽象概念的具象物；是個例，而非典型。這也是為什么在不得不歸類的時候，我們寧愿選擇將這類文本首先放在“地域性寫作”的框架里，而非“城市寫作”。另外一類，也是體量更為龐大的一個類別，是具體的、細節化的城市表達。這類寫作以城市的日常生活形態支持文本敘述和人物倫理，其重點在于當中的事與人，絕大部分時候，城市僅僅是光圈背后的模糊底色，較少看到顯在的城市美學醞釀其中。

面對上述情況，我們一方面可以說，今天的城市書寫擁有多個向度上頗具淵源且依舊鮮活的生長點，另一方面也可以說，對于城市經驗本身（就關涉城市經驗的某些根本性問題而言），我們直面書寫的觀念和能力還有待考驗。因此，即便是秉持著深刻的共識，意識到還有大量的商討空間，面對艾略特式的提問，無論是從寫作實踐還是從理論評論上，我們仍然未能給出與正在經歷的深刻變化相匹配的，比“當然不是”更進一步的應答。

那么，我所期待的城市經驗究竟是怎樣的？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它需要提煉沒有先天缺陷的城市，需要我們拋掉“影響的焦慮”和既有成見。

一直以來，鄉村作為巨大的幽靈般的他者，始終懸浮在人們關于城市經驗的重重討論之中。在一些時候，甚至會出現這樣的錯覺，城市并不擁有自身真正的主體性，它只是鄉村故事和鄉村問題延伸出的一條不夠光明的尾巴。鄉村在城市敘述中占據巨大份額自有其歷史原因，從某種意義上看，它是整個中國社會現代化進程在現當代文學中的投影，同時，也是滋養當代文學走到今天的重要資源。但也正因如此，反而容易引發一些關于城市經驗在認識論和方法論上的誤區。

一個首要誤區是他者對主體的擠壓。我們都知道，他者有助于觸發經驗，但不能最終完成經驗。可惜的是，具體到寫作中，這一原則常常被充分實踐前半段，而遺忘后半段。這直接導致鄉村的他者地位被過度強調，同時阻礙了城市經驗的自我體認和現代意義上城市經驗主體的生成。于是，城市經驗話題下城市經驗的弱勢地位出現了，一種觀念上的對照也出現了，詞語們自動分成兩隊，古典、純凈、自然、健康、家園、故鄉等站到了鄉村那一邊（即便是挽歌也能夠詩意地棲居），陌生、緊張、陰郁、邊緣、不安定、無可皈依等劃歸到城市的領地里。

實踐上的誤區也隨之而來，一個較為明顯的表現是，鄉村倫理和鄉村思維大量出現在城市寫作當中。無論是以城市為審美對象或敘述客體，還是著意于描繪生存于其中的人們的情狀，城市倫理、城市思維與現代經驗的密切連接均出現明顯斷裂，“農業屬性”天然接管并持續接管著城市書寫的支配性邏輯，從“本體”的意義上打量和思考城市本身的空間遲遲未能建立。具體到文本中，人物的“進城”狀態一直在進行。即便已長久地扎根于城市，他們的言談舉止、思維方式仍舊可以看做是鄉土社會行為方式的某種變體。大部分時候，有關城市的觀感僅依托物質景觀來呈現，獨屬于城市的文化景觀和精神狀態是缺席的，而攜帶有人類文明發展進程特質的普泛意義上的現代城市經驗更是稀缺。由此，城市書寫往往最終演變為：物質景觀＋為鄉村倫理所浸透的具體的市民生活＋想象性還鄉。如若忽略掉城市的背景，閱讀者完全可以在閱讀途中自如地運用前現代經驗來獲悉作者意圖和故事結局。

另外一個表現是，一種有失偏頗的城市經驗的美學規定性正在逐漸成型。這種偏頗很大程度上源自人們的過度情緒化。受二元對立思維模式影響，在已有的城市經驗表達里，時常可以感受到一種情感認同上的離心傾向——無論和身處其中的城市發生多么密切的關聯，都無法將其作為起點，并從中獲得歸屬感，城市永遠外在于我，而我對于一切都不信任，都有疏離感。類似的心理隔閡使得粗糙的城市描寫一再出現：頹廢、浮華，無盡的欲望、不假思索的判斷、形式覆蓋內容的異化和人，等等。在這樣的文本中，小說家如同盧卡契所形容的那樣，退化成生活在小說的想象的形式中的人，城市被反復符號化、概念化，讀者的獵奇心理也進一步促成了城市經驗想象模式的固化。

這當然是一種可理解的狀態。對于許多作家來說，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尚未真正開始之前，他們就已經在鄉村經驗之上成功建立起了自己的敘事和審美世界，并通過相應的敘事和審美方式，深刻作用于文學環境，深刻影響隨后的寫作者。這種拼插交融的狀態是必然的，后續的規范甚至失范也都是應當被記錄的。

但這并不是一種可持續的狀態。從宏觀上看，在中國，城市脫胎于傳統的農業文明，其基因承襲決定了很長一段時間我們的城市化進程都將處于一種“中間狀態”、過渡狀態，但與此同時，我們也應當看到，整體而言，“中間狀態”、過渡狀態終究要完結，城市化進程的指向和標的已經越來越明晰，我們的城市發展和社會發展，正越來越深刻地參與到整個人類文明的發展進程中。這種帶有普遍性的人類視界和人類眼光，需要有相應的文學藝術形式來呈現。眼下，已有的城市經驗書寫還遠遠不能滿足這樣的要求，甚至同其他藝術門類相比，文學也已經被遠遠甩在了后面。具體到閱讀和接受層面，以及那些缺乏鄉村經驗的讀者身上（這樣的讀者群正在急劇擴大），在目前接觸到的“主流”城市經驗書寫中，這類人群的主觀感受被大概率懸置了，經驗交換渠道被大面積封阻了。在文學閱讀中，他們變成了一群沒有退路的人，沒有自身起點的人。那么，在這些鄉村經驗匱乏的“城市土著”看來，沒有鄉村，是不是就意味著沒有故鄉、沒有古典遺產、沒有精神的棲居地了？答案當然是否定的。而城市，那個一再被“嫌棄”的普遍意義上的城市，恰恰就是他們的故鄉、古典、精神、內在認可和歸屬感的出生地。

事實上，從本質論的角度看，今天我們處理城市經驗，歸根到底是在處理身份問題。如何認知城市，意味著我們如何在現代性的氛圍中認知自己。城市經驗的難度，從某種意義上說，體現的正是自我體認的難度。因此，我們當前迫切需要的是文學語境中沒有附加先天缺陷的城市，脫離了次生屬性的城市，遠離符號化、自為自主的城市。只有在同這樣的城市的互動中，寫作者才能放下游離者外來者的眼光，重拾主體性身份，成為真正的城市經驗主體，進而思考如何在“舊我”之中孕育“新我”，從“舊我”之中剝離“新我”，并獲得自由和獨立。

其次，它需要具備整體性的志向。

80年前，茅盾先生在談到鄉土文學時，曾經表示：“關于‘鄉土文學’，我以為單有了特殊的風土人情的描寫，只不過像看一幅異域圖畫，雖能引起我們的驚異，然而給我們的，只是好奇心的饜足。因此在特殊的風土人情而外，應當還有普遍性的與我們共同的對于命運的掙扎。一個只具有游歷家的眼光的作者，往往只能給我們以前者；必須是一個具有一定的世界觀與人生觀的作者方能把后者作為主要的一點而給予我們。”這一判斷，放在今天的城市書寫中依然有效。

所謂的整體性志向，指的正是這種“普遍性的與我們共同的對于命運的掙扎”。同時，也可以看作是對降溫原因三的一種回應。它期待寫作者在處理城市經驗時，能夠將城市看做一個有機的整體，妥善處理好普遍性與具體性之間的關系。這其中，既包括與具體的城市的關系，也包括與具體的城市日常生活的關系。期待在這兩種已經相當成熟的寫作模式之外，能夠看到新的城市書寫空間，越過“城市志”和諸多生活細節，看到為共同命運所標識的恒常的人類情感，在新的語境下的樣貌和舉動。

最后，它需要遠離寓言。

這其實是一個需要進一步思索的要求。一方面，它希望日后的城市經驗書寫，遠離僅僅在形式上的向大師致敬的寓言，包括為慣性所驅使的荒誕、隱喻等等。畢竟波西米亞人和摩登時代的上海都距離當下太過遙遠，反復書寫上樹的男爵，只會暴露我們智性上的懶惰和貧乏，并且，并非人人都有讓荒謬之事確鑿無疑的本事。但另一方面，清點那些已有的、能夠打動我的、符合前兩條原則的城市文本可以看到，科幻式的時空懸置受到了寫作者們的偏愛，雖然這些作品的動人之處與一眼望去的“非現實”外殼并無太大關聯。遠離寓言與選擇非現實的文本表達方式之間相互矛盾嗎？如不矛盾，是不是至少意味著從寫作者的角度出發，選擇那些同當下現實有所間隔的形式，相對來說更有助于表達心目中的城市經驗？我們需要探索新的城市寓言嗎？現實主義的表達方式在現代性的城市經驗面前，存在比較劣勢和美學困境嗎？類似的疑問還有很多。

雖然深知自己的偏執與苛刻，并深知其艱難，但我還是一廂情愿地，對更貼合上述原則的文本保有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