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樣的中國文學海外受歡迎 中國文學海外傳播普查
文學一事,從小處著眼,可以是修身養性的消遣愛好、立身成名的個人事業;從大處來看,又如古人所言,可為“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中華文明泱泱千載,文學始終是一輪高遠的明月,標志著中國文化的卓越成就。如今,全球經濟貿易互聯共通,文明交流日漸深入,中國文學作品也順應“共同”趨勢,以全新的姿態走向了世界。
近日,《中國文學海外發展報告(2018)》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作為“中國文化‘走出去’研究報告”叢書的分冊之一,《中國文學海外研究報告(2018)》是一次關于中國文學在海外發展情況的最新“普查”,來自北京師范大學、北京外國語大學等國內高校近20位專家學者組成了調研團隊,對2015年至2016年度中國文學在不同國家的譯介、傳播、接受等情況進行動態跟蹤調研,調查范圍橫跨歐亞、兼及北美,深入研究了中國文學在美國、英國、俄羅斯、法國、意大利、西班牙、印度等國家的發展現狀。
本冊《報告》主編、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姚建彬關注中國文學海外傳播十余年,這次為期兩年的調研,讓他看到了中國文學海外傳播的三大最新動向:其一,中國文學海外發展的地域疆界版圖有了明顯的拓展;其二,海外讀者正日漸積極而主動地追蹤中國當代文學的發展軌跡;其三,互聯網已經成為海外讀者追蹤中國當代文學熱點的重要平臺與手段。本期“書鄉人物”專訪姚建彬教授,深入探討他對中國文學海外發展的敏銳觀察……
一本雜志開啟的旅程
“我以前出國的時候,總會下意識地在機場書店尋找中國文學的‘影子’,這多少有一點‘職業病’。可惜的是,我發現中國文學作品在海外書店的可見度很一般,即使有擺放,也是在比較不起眼的位置。”十多年前,姚建彬曾赴英國劍橋大學英語學院做訪問學者,后又多次至新加坡等地講學。作為一名比較文學領域的學者,他不無遺憾地發現,當時外國讀者能接觸到中國文學作品并不多,也因此對當代中國文化缺乏了解。
中國文學的海外傳播,一開始并不是以學術課題的方式進入到姚建彬的視野中,而僅僅是一種出于興趣的個人觀察。真正讓他開始“正視”這一問題的,是一本雜志的誕生——《今日中國文學》(CHINESE LITERATURE TODAY)。2010年,在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與俄克拉荷馬大學友好合作的背景下,主持創辦了第一本在美國正式出版、以介紹中國當代文學最新狀況為目的的英文刊物《今日中國文學》。這本雜志是由國家漢辦資助、由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承擔的“中國文學海外傳播工程”的重要組成部分,該項目的另兩項主要工作是翻譯出版“今日中國文學”英譯叢書,以及在中、美兩國召開學術研討會或論壇。在“中國文學海外傳播工程”實施過程中,姚建彬承擔了重要的行政協調任務。
如今,《今日中國文學》已經出到了第14期。“這本雜志由中、美兩國編輯部共同組稿編輯,主編與最終定稿由北京師范大學負責。目前,這本雜志已經實現了盈利,說明它已經有了不錯的影響力。”姚建彬自豪地說。在他看來,兼顧學術性、前沿性與可讀性,是《今日中國文學》成功的秘密,“這本雜志不是純粹的學術刊物,而是給所有對中國文學有興趣的外國讀者看的。”雜志每期都會有“特色作家”(Featured Author)及“杰出學者”(Featured Scholar)欄目,同時也關注中國當代藝術及電影等文化議題,為海外讀者提供了一個了解當代中國的文化窗口。
在組織、協調“中國文學海外傳播工程”相關工作的過程中,姚建彬逐漸將“中國文學在海外”視作一個極具前景的學術課題。2012年起,姚建彬受聘擔任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國文化走出去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參與“中國文化走出去”項目。2017年5月,姚建彬受該中心聘請,擔任“中國文學走出去年度報告”首席專家,組織學界同仁共同開展《中國文學海外發展報告》的調研、編寫工作。“為了能夠更全面地展現中國文學在不同國家的接受現狀,我決定以公開招募的形式來尋找各個領域的學者,這樣能夠更好地發揮他們的研究專長。”最終,在學界同仁的積極響應下,姚建彬組織了近20位專家學者參與到項目中,這些學者分別對印度、日本、韓國、俄羅斯、埃及、西班牙、法國、德國、荷蘭等國家有深入研究,其中謝玉冰(Charassri Jiraphas)更是泰國籍學者。招募不同領域的研究專家,能夠解決語言文字、文化背景等方面的隔閡,使得學術研究真正“跟上”中國文學在海外發展的步伐。
十多年過去,姚建彬已經能欣喜地看到,中國文學在海外的影響版圖越來越大,展現的面貌也越來越多樣,“這背后的因素有很多,而中國地位的崛起自然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類型文學受歡迎,科幻成為“新名片”
近年來,姚建彬尤為關注中國文學在海外傳播的一個新趨勢,那就是越來越受到讀者歡迎的類型文學。相較于更為復雜深刻的純文學作品,推理、諜戰、武俠、言情等類型文學作品更容易為一般讀者所理解和接受,加之熱門影視劇(如《延禧攻略》等)的助推,中國類型文學實際上已經突破了漢學家的圈層,觸及到了更廣大的海外讀者群體。
提及類型文學,就不得不說一說那場著名的“麥旋風”。在“中國文學海外傳播工程”啟動、《今日中國文學》誕生的2010年,來自英國的漢學家米歐敏(Olivia Milburn)來上海參觀世博會,在機場書店閑逛時,她無意間看到了麥家的《解密》。由于她的爺爺曾在二戰時做過秘密情報工作,精通漢語的米歐敏便將這本書買了下來,譯出一部分給爺爺看。后來,她的譯稿被朋友推薦給了企鵝出版公司,2014年英譯本出版,“麥旋風”由此席卷了海外出版市場。西班牙的行星出版公司(El Grupo Planeta)為西班牙語版的《解密》舉行了浩大的造勢活動,在18條公交線路上投放了廣告、專門派團隊來中國拍攝宣傳片,而《解密》也在百余家書店里占據了中心位置。
另一個中國類型文學的“旋風級”案例,就是引爆中國科幻熱潮的《三體》系列。姚建彬赴美國波士頓塔夫茨大學孔子學院擔任中方院長時,曾到波士頓公共圖書館(該館是美國最大的城市公共圖書館)等多家圖書館調研,發現多家圖書館內藏有多冊《三體》,可見讀者的借閱需求之大。《三體》英譯本面世后,在1年之內就銷售了3.5萬冊,“僅從銷量說,這個成績是中國純文學作品外語譯本難以企及的。”姚建彬坦言。在《三體》的帶動下,科幻文學已經成為了中國文學的“新名片”,韓松、郝景芳、劉宇坤、陳楸帆等科幻作家走進了廣大海外科幻愛好者的視野,夏笳還在國際學術期刊《自然》(Nature)上發表了英文作品。
在韓國、泰國、越南等亞洲國家,基于中國古代歷史背景的網絡小說十分受歡迎,尤其被改編為熱門影視劇的作品,如《步步驚心》《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延禧攻略》等。姚建彬注意到,此類網絡文學作品的譯介和傳播,很多時候是海外讀者“自發追蹤”的結果,他們會成立相關的閱讀小組,關注中國網絡文學的最新進展,有時也會自發組織翻譯(類似于影視劇民間字幕組的工作形式)。這種“主動拿來”的傳播方式,其效果是最為可觀的。
“類型文學的需求量大,容易獲得認同,由此產生的傳播效應也大。”在姚建彬看來,類型文學的流行能夠帶動關注,使得不熟悉中國文化的讀者能夠快速了解中國,從而讓中國文學走出漢學家的圈子,與純文學在海外的傳播形成互補。
純文學傳播更需“把關人”
中國純文學作品的海外傳播起步比類型文學要早得多,而2012年莫言獲諾貝爾文學獎后,中國文學更獲得了廣泛的國際關注。
近年來,除了中國當代小說在“莫言熱”的帶領下越走越好,中國當代詩歌在海外的傳播情況也頗為喜人,吉狄馬加、歐陽江河、王家新、楊煉等詩人的作品相繼被譯成多種語言,在數十個國家或地區發行。在兒童文學領域,曹文軒的作品被譯成十余種外語在海外出版,并于2016年4月獲“國際安徒生獎”,填補了中國兒童文學作品在海外市場的空白。
盡管近年來純文學在海外的聲勢漸大,姚建彬坦言,推動純文學作品“走出去”的難度,實際上比類型文學要高得多。這其中最大的障礙,就是文化背景的差異:“像日本、韓國這樣處于‘儒家文化圈’的國家,由于有著同中國相似的文化背景,會更容易理解接受中國的純文學作品。而在其他國家,普通讀者很難理解中國文學作品的內涵。”文化背景的隔閡,一方面導致海外普通讀者難以接近中國文學,另一方面也容易引起異見和誤讀。在漢學根基較為深厚的歐洲國家如法國、德國,學界始終有一批人對于中國文學保持關注,但即便是在這個有限的漢學圈子內,學者及評論家對于中國文學的作品也可能有截然不同的看法。以研究中國文學為己任的漢學家尚且對作品褒貶不一,普通讀者就更難真正進入到中國文學獨特的藝術世界了。
姚建彬以為,正是這些實際的困難,促使著他這樣的學者加入到“中國文學‘走出去’”的隊伍中。“中國純文學作品之所以能克服困難‘走出去’,必須要感謝那些‘超級讀者’——也就是身兼翻譯、研究、批評等多重身份的學者。”
純文學作品的傳播,對翻譯者、讀者以及其他參與到譯介過程中的人,都有著極高的要求。“在中國文學的海外傳播過程中,高校實際上起到了‘把關人’的作用,這也是北師大文學院多年來積極推進國內外學者、作家及譯者之間交流的原因。”
姚建彬認為,這個“把關”并不是說單方面決定譯介哪些作品、如何推廣,而是在充分了解傳入國讀者需求的前提下,為中國文學走出國門提供更好的路線方案。“我們要了解海外市場的需求,但不能一味迎合外國讀者所好,在保證推廣效果的同時,更要將中國文學最好的面貌展現出來。”
展望:走出去需要“雙向互動”
研究過往經驗,是為了更好地走向未來。姚建彬認為,中國文學走出去的基礎是漢語和中國文化的推廣,如今,隨著中國國際地位的提升、孔子學院在全球的良好發展以及中外互譯工程的成功開展,必然會有越來越多的外國友人喜歡中國、了解中國,從而積極主動地擁抱中國文學。
具體而言,純文學的傳播是一個“慢熱”過程,需要學院與民間共生,保證長期持續、深度而有效的雙向交流,例如定期舉辦中外文學交流活動,讓國內外的學者、作者乃至讀者形成思想交鋒,從而實現“海外主動拿來,中國主動送出”的雙向互動。
至于近年來勢頭良好的類型文學,其影響效應大、他者認同感強,能夠在更大范圍內帶動普通讀者對中國文學的關注,幫助中國文學“出(漢學)圈”。因此,姚建彬認為應當要鼓勵類型文學作品的譯介,使之與純文學作品在海外的傳播與接受形成互補,從而擴大中國文學的海外讀者范圍。不過,他也指出,類型文學的生產方式是工業化的,需要保證作品質量和可持續的產量,這也是一個挑戰。
最終,中國文學“走出去”的基礎仍是翻譯。姚建彬認為,在譯介中國文學作品時,還是要選擇傳入國的母語譯者,因為母語譯者更能把握當地讀者的閱讀習慣和審美需求。要照顧其他國家讀者的體驗,就難免會涉及譯作準確性及風格的問題,這就需要翻譯家與作者溝通協商,互相體諒——在這方面,美國譯者葛浩文與莫言的合作堪稱范本。此外,姚建彬也認為應當重視“推廣”這一環節,尤其是專業版權代理人的培養。“一位優秀的版權代理人,需要有豐富的信息來源、交際能力,至少熟練掌握一門外語,還要有一定的文學敏感性和市場判斷力,實際上是要求非常高的職業。”姚建彬認為,目前國內許多作者還沒有意識到這一工作的價值,優秀的版權代理人能夠減輕作者負擔,將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文學創作中,長遠來看必然有助于中國文學在海外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