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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過考察五四作家的教育經歷，發掘他們在讀書求學時期所讀的書籍、修過的課程，以理清他們知識的來源、種類、不同時期對其知識結構形成的影響，從知識學的角度探討五四一代作家“雙重智慧”形成的原因。啟蒙教育階段，五四作家的知識結構主要由中國傳統文化知識構成單一的一維；進入國內新式學校之后他們才開始有西方現代知識的一維，他們開始接觸現代自然科學技術課程、外國文學藝術、外國語等新知識，繼續學習傳統文化知識，主動接受新思想；國外留學教育中，他們深入學習外國語與自然科學知識，大量閱讀優秀的中外文學作品，熱心翻譯工作。通過三個教育階段的知識積淀，最終為其文學藝術上的融貫古今、會通中西奠定了扎實的基礎。

關鍵詞：五四作家；“雙重智慧”；知識學；讀書；教育

許祖華教授曾將梁實秋的魅力精辟地概括為“雙重智慧”[1]，在詳細考察了五四新文學開拓者的讀書活動、教育經歷之后，我們會發現五四作家同樣擁有“雙重智慧”，即他們既有中國傳統文化的積淀，又深受西方現代文化的影響。他們是最后一批接受封建傳統私塾教育的學生，又是較早接受西方現代知識教育的青年。讀書求學時期古與今、中與西異質文化的有機融合，讓他們擁有了創造新文學的主體條件——“雙重知識結構”，更賦予了他們現代性、民族性的品格。

五四作家的“雙重智慧”是在啟蒙教育、國內新式學校教育、國外留學教育下逐漸形成的。他們攝取的知識，從來源上看既有書本知識也有實踐知識，從學科上看既有自然科學知識又有人文科學知識，從國別上看既有中國知識也有外國知識，從性質上來說則既有傳統知識也有現代知識，顯示出了五四作家知識的多樣性特征。同時，不同階段五四作家攝取了不同類型的知識，他們始終沒有停止閱讀和學習，顯示了知識的動態性特征。

一、啟蒙教育

五四作家的啟蒙教育包括三個方面，一是來自家庭的教導熏陶，二是私塾的嚴格訓練，三是自由閱讀和社會實踐。來自家庭的教導熏陶主要是長輩的言傳身教，也包括仆人們講故事，促使他們對讀書、求知產生最初的欲望。在私塾里接受的教育是舊式的，系統地學習四書五經等儒家經典。如果說私塾求學是被動學習，那么自由閱讀和社會實踐則是一種主動求知學習，顯示了他們最早的審美傾向。這三個方面對五四作家知識結構的形成有著不同的影響，家庭的教導和社會實踐使他們親近民間文學藝術，私塾教育使他們擁有封建正統的儒家經典知識，自由閱讀則是吸取野史、雜說、小說、白話等非正統的知識。所以，啟蒙教育階段，五四作家的知識結構雖然只有中國傳統文學單一的一維，但是他們并沒有被封建的倫理道德知識所束縛，既保持著對民間文學藝術的熱情，也閱讀了許多反封建的小說，對今后民間文藝、白話小說的旨趣有深遠影響。

首先，家庭教育是五四作家最早接觸的啟蒙教育，除了長輩（特別是父母）給予孩子基本的文字、語言訓練之外，家庭教育主要給孩子提供民間文學知識，長輩們對五四作家教育問題的重視、對他們買書讀書的支持，直接影響了他們讀書求知的興趣和后來文藝創作的方向。講民間故事、神話傳說是最簡單最常見的知識教育方式，幼年時魯迅的母親魯瑞給他講民間故事、繼祖母教他猜謎、保姆長媽媽給他講洪秀全的故事，魯迅因此聽了《義妖傳》《白蛇傳》《貓是虎的師父》等許多民間故事，郁達夫的侍婢也給他講了許多故事，像《牛郎織女》《白蛇傳》《哪吒鬧海》《田螺姑娘》《孫悟空三打白骨精》等，朱自清的母親搜羅了許多小說故事、名人傳記講給他聽。民間故事因其通俗性和故事的傳奇性，往往更能引起知識水平有限的兒童們的興趣，進而對文學產生興趣，使五四作家初步領略中國民間文學藝術的魅力。除了講故事以外，長輩重視五四作家教育問題的態度，也會影響他們攝取知識的熱情，即便家庭經濟拮據，郁達夫的母親陸氏仍然抵押全部家業送他讀書，胡適的母親希望胡適不僅會背四書五經，更能懂得所讀經書的意思，所以特意囑托私塾先生為他“講書”，胡適也稱“我的恩師就是我的慈母”[2]，她們的態度指引了五四作家熱愛讀書的方向。長輩們十分支持五四作家買書讀書，魯迅的母親支持他買書，周作人的祖父獎勵他看小說，他親切地稱祖父為“教會我讀書的老師”[3]，郭沫若的長兄教他讀段玉裁的《群經音韻譜》，抄寫《說文》部首，使郭沫若從小就接受音韻、文字方面的訓練。長輩們誘發了五四作家文藝創作的興趣，魯迅對美術的熱愛最早可以追溯到他收集的第一本畫圖，那是長輩送給他的《二十四孝圖》，他很喜歡，卻也有自己的見解，不喜歡里面老萊娛親和郭巨埋兒的故事，郭沫若的母親杜氏從小教他念詩，所以他說“我們兄弟姐妹們底家庭教育全是受我母親之賜。……假使我也算得個詩人，那這個遺傳分子確也是從我母親來的了”[4]。來自家庭的文學熏陶，讓五四作家從牙牙學語開始就與知識發生了聯系，產生了最原始的求知沖動，他們最早攝取的主要是民間文學知識，通過家庭直接或潛移默化的影響，培養了閱讀興趣和閱讀習慣。真正系統地、嚴格地接受知識教育，是從進入私塾讀書開始的。

其次，私塾教育是五四作家啟蒙教育階段接受的最正規、最嚴格的舊式教育。舊時代的大戶人家十分注重文化教育，許多都辦有自己的私塾，到了讀書年紀孩子們就會被送進去讀幾年書。即便是條件相對困難的家庭，如郁達夫，其母也會想方設法籌措資金送孩子進私塾讀書。私塾的設置并不是單純地為了求知，而是為了應試科考，所以學習的知識主要局限在四書五經等封建正統的儒家經典中，包括蒙學讀物、經史典籍、古文詩詞等；“不求甚解”，先生并不講解經書的意思，只是要求學童死記硬背，體罰比較常見；上課形式以背書、練毛筆字、對對子等為主。他們進私塾最初讀的蒙學讀物有《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詩》《增廣賢文》《幼學瓊林》《神童詩》等，目的主要是學習認字，郭沫若在“綏山館”、葉圣陶在張承臚的書塾、郁達夫在羅氏私塾就背誦了這些啟蒙讀物。胡適因為進學堂以前就認得將近千字，所以沒有再讀這些蒙學讀物，他讀的第一本書是父親編的教他做人之道的四言韻文《學為人詩》，魯迅的開蒙讀物也比較特殊，是歷史讀物《鑒略》，他們顯示出了更高的學習天賦。開蒙識字以后，就進入系統學習經史典籍、古文詩詞等儒家經典的階段，包括《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周易》《尚書》《詩經》《禮記》《春秋》，還有《鑒略》《古文觀止》等，魯迅、周作人、胡適、郭沫若、葉圣陶等他們都在私塾里學習背誦了這些經書。對于這段私塾讀書的經歷，五四作家褒貶不一，郁達夫認為“這一種讀書背書時搖擺身體的作用與快樂，大約是沒有在從前的中國書塾里讀過書的人所永不能了解的”[5]，他十分享受讀書的樂趣，葉圣陶卻覺得私塾先生要求背誦的書籍“是壓在肩背上的沉重的負擔”[6]，周作人更稱“以前所讀之經于我毫無益處”[7]，可見他對這段生活的深惡痛絕。不可否認，私塾求學讓五四作家比較全面地接受了中國傳統文化知識的教育，對系統地學習中國古代典籍、訓練語文的基本功有幫助，這是迄今我們的教育都望塵莫及的。但是，由于私塾教育教授的知識主要局限在舊的文化教育中，最終成為阻礙五四作家接觸新知識、新思想的“囚牢”，尤其是封建正統的私塾教育向學童灌輸的儒家綱常倫理思想，是有違人性的，一味沉迷故紙堆也會讓他們對國家現實狀況漠然無知，死記硬背的填鴨式教育，單調乏味的私塾生活，壓抑了孩子們的天性。國家動蕩、時代變遷的近代，如果只依照私塾的模式教學，最終只會導致學生知識陳舊、思維僵化、與時代相脫離。

再次，雖然私塾先生不允許學童看《四書》《五經》以外的雜書、閑書，但五四作家并不只是被動地讀經，并沒有完全被封建正統的教育所束縛，他們還會通過自由閱讀和社會實踐的方式主動學習擴充知識，既讓五四作家得到通俗小說、白話、古文等方面的訓練，也使他們更加親近民間文藝，培養了新的文學藝術趣味。自由閱讀和社會實踐使五四作家接觸了許多中國古代通俗小說，魯迅、周作人、胡適等閱讀了《西游記》《水滸傳》《三國演義》《紅樓夢》《儒林外史》《聊齋志異》等古典小說，胡適還閱讀了《薛仁貴征東》《薛丁山征西》《五虎平西》《粉妝樓》等通俗小說，葉圣陶在與父親聽“說書”的過程中積累了許多才子佳人、歷史英雄、江湖好漢的故事，聽的“小書”有《珍珠塔》《描金鳳》《三笑》《文武香球》，“大書”有《三國志》《水滸》《英烈》《金臺傳》等，使他們在不知不覺中得到了白話文的訓練，對其后白話文的提倡和創作有幫助。通過社會實踐，胡適得到了古文方面的訓練，他常常給本家姐妹講《聊齋志異》《鳳仙》《蓮香》《張鴻漸》《江城》等古文故事，使他更加了解古文的文理章法，所以在十四歲就能作出很像樣的古文來。五四作家在民間生活中感受到了民間文藝的樂趣，與下層民眾建立起了最樸素的情感，魯迅愛看“五猖會”、社戲等迎神賽會，這些美好的記憶都以文學的形式出現在了魯迅的作品中。五四作家新的文學藝術趣味也是在自由閱讀中生發的，魯迅、周作人抄錄了許多描寫植物、動物、昆蟲的書籍，如《茶經》《五木經》《耒耜經》《釋蟲小記》《釋草小記》《南方草木狀》等，與大自然保持著天然的親近。魯迅對繪畫有著特別的喜愛，買了《毛詩品物圖考》《芥子園畫傳》《古今名人畫譜》《海上名人畫譜》《百鳥圖說》《百壽圖說》等畫書，課余喜歡描畫，描《蕩寇志》《西游記》等的繡像，這一愛好伴隨魯迅一生，譯介、創作了許多美術文論，在美術方面取得了很高的造詣。自由閱讀和社會實踐使五四作家在封建正統的私塾教育之外，又獲得了關于小說、白話、民間文藝等方面的知識，培養了新的審美趣味，潛意識里也逐漸產生反封建、叛逆的思想。

啟蒙教育階段是五四作家系統地、專門地學習中國古代文學知識的階段，既有正統的古代詩文儒家經典知識，也有非正統的小說、白話等知識，領略了民間文學藝術的魅力。通過家庭教導、私塾教育、自由閱讀與社會實踐，使五四作家從小就受到了很好的閱讀訓練，養成了良好的閱讀習慣，奠定了扎實的中國傳統文學基礎，成為日后他們親近或疏離中國傳統文學的源頭。

二、國內新式學校教育

在進入國內新式學校接受教育以后，五四作家的知識結構才開始擁有西方現代知識（西方現代自然科學知識和西方人文知識）的一維。清朝末年，當皇帝和孔夫子還是百姓心中的絕對真理時，國內新式學校的出現，西方現代科學與人文課程的設置，給知識界、思想界送來了新鮮的空氣，青年學子迎來了走出私塾的第一道曙光。他們開始學習西方現代的科學技術與文化知識，從傳統儒家綱常倫理道德的枷鎖中掙脫出來。外國語的掌握，成為他們打開西方世界的鑰匙。他們閱讀了大量的中外文學作品，進一步提高了文學的修養。有的五四作家并沒有去國外留學，在國內新式學校接觸的西方文化就成為影響他們思想、創作的重要契機，如葉圣陶。下面具體從四個方面論述國內新式學校教育對五四作家的影響。

首先是現代自然科學技術課程的開設，新的課程把學生從死讀古書的舊式書齋里解放出來，使五四作家的知識結構增加了自然科學知識的一維，知識結構更加全面、合理，彌補了中國傳統教育在自然科學知識上的缺失。陳獨秀在求是書院學習天文學、造船學、算學和測繪學等，魯迅所在的礦務鐵路學堂開設的課程有礦物學、地質學、熔煉學、化學、物理、測算學、繪圖學等，周作人就讀的江南水師學堂開設有數學、物理、化學、駕駛、管輪等，胡適在梅溪學堂學習算學，在澄衷學堂學習物理、化學、博物、圖畫等科目，葉圣陶就讀的長元吳公立高等小學開設了地理、博物、體育等新課程，學校還組織學生遠足，郁達夫在富陽縣立高等小學堂學習算學、地理、圖畫、體操等新科目。自然科學技術課程的學習，使五四作家系統地學習了數學、物理、化學、地理等新知識，開始培養科學的思維，所以在新文化運動中“科學”直接成為了五四作家高舉的大纛之一。

其次是初步學習了外國語，西方文藝知識的接觸，使五四作家擁有的人文知識不僅僅只有中國文學知識，也有外國文學知識，開始擁有世界性的眼光。英語是許多五四作家學習的一門外國語，陳獨秀在求是書院、周作人在江南水師學堂、胡適在梅溪學堂、葉圣陶在蘇州公立中學、郁達夫在富陽縣立高等小學堂、朱自清在在安徽旅揚公學高等小學都學習了英語，陳獨秀在求是書院還學習了法文、魯迅在礦路學堂學了德語，外國語的初步學習既讓他們對外國文學作品的閱讀產生了興趣，也為之后出國留學做了語言上的準備。五四作家閱讀了許多外國文學作品，對他們的思想和創作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嚴復、林紓、梁啟超翻譯的外國文學作品是五四作家的熱心讀物，通過嚴復翻譯的《天演論》五四作家接受了物競天擇的觀點，通過閱讀盧梭、孟德斯鳩、達爾文等的著作，五四作家接受了外國文學宣傳民主、自由、平等的思想。此外，周作人十分喜歡倫敦紐恩士公司發行的插畫本《天方夜談》，“假如沒有它，大概出了學堂，我也把那些洋文書一股腦兒的丟掉了吧”[8]。郭沫若在成都高等學校理科讀書時，匡伯倫的英文教科書《二十世紀讀本》中美國詩人朗費洛的英文詩《箭與歌》，使郭沫若 “悟到了詩歌的真實的精神”[9]，開始了詩歌的“覺醒期”。可見，因為外國文學知識的融入，五四作家的思想、創作都受到了很深的影響。

再次是中國傳統文化知識的深入學習，影響了他們后來的文學創作與審美趣味。魯迅在礦路學堂的漢語課上學習《左傳》《小學集注》，讀書范圍依舊十分廣泛，包括《百鳥圖說》《百獸圖說》《芥子園全集》《閱微草堂筆記》《解學士詩》《狀元閣執筆法》等多種，課余也喜歡讀小說，已經幾乎能背誦《紅樓夢》；胡適在澄衷學堂了解了除四書五經之外中國的學術思想、學術史，進入中國公學以后因病回家，看了清末桐城派散文家吳汝綸選的古文讀本，不講對仗，形式自由，比小時候讀的律詩還感興趣，背誦了《木蘭辭》《飲馬長城窟行》《古詩十九首》等，一直到陶淵明、杜甫，發現了新世界，自己也學著做起詩來；郭沫若所在的樂山高等小學舊課程如國文、講經、地方掌故很充實，陳濟民講授的國文及文法、易曙輝講授的鄉土掌故、帥平均講授的《禮記·王制》與今文《尚書》使他很感興趣，[10]讀了《史記》，喜歡《項羽本紀》《伯夷列傳》《屈原列傳》，在嘉定府中學對黃經華講授的《春秋》很感興趣，愛讀古籍，喜歡莊子、列子的書籍；郁達夫在富陽縣立高等小學堂的教科書有《十三經注疏》、《御批通鑒輯覽》，讀前四史和唐詩古文，系統閱讀了《史記》《漢書》《后漢書》《三國志》和唐宋古文，畢業時學堂獎勵的《吳梅村詩集》更增加了他對古典文學的興趣，在杭州府中學堂以讀書為樂趣，《滄浪詩話》《白香詞譜》的詩詞理論指導了他以后的創作，《花月痕》《西湖佳話》讓他愈發想創作小說，還讀了《西湖佳話》《西廂記》《白香詞譜》《唐宋詩文醇》等小說詩文集，也讀了《庚子拳匪始末記》等歷史書籍。中國傳統文化知識以其博大精深始終吸引著五四作家的關注，在國內新式學校的學習，使他們閱讀了更多的中國古代文學典籍，激發了五四作家詩歌或小說的創作興趣。

最后五四作家與傳統私塾里的讀書人最大的不同還在于，他們不再是“兩耳不聞窗外事”，而是關心時事、關切國家民族的命運，愛看各種記錄時事的報紙，主動接受新思想，眼光從古代轉向現代，吸取當下的新知識，追趕時代的新潮流。陳獨秀就讀的求是書院提供《時務報》《知新報》等新書報；魯迅所在的礦路學堂設有專門的閱報處，《時務報》《國聞報》《譯學匯編》等，他也讀了許多流行的、宣傳新思想的書，《中日紀事》《日本新政考》《科學叢書》《仁學》等；周作人在江南水師學堂看了《新民叢報》《新小說》《自由書》《現世界大勢論》《滅國新法論》《中國魂》《清議報通論》《飲冰室自由書》等；胡適閱讀了《新民叢報》《明治維新三十年史》《革命軍》，和梁啟超的著作、宣傳反清革命的書；《民報》《民立報》《民鐸報》是葉圣陶熱心的讀物。這些宣傳新思想的書籍、報刊撕下了清政府虛偽的面具，讓他們對中國的國情有了更清晰的了解，所以在反對封建專制統治的思想上更加堅定。

有學者說：“中國的新文學，并非傳統的舊文學的自然延續，而是在異質的西方文化催生下開始的一種創新”[11]，異質的西方文化的催生最初就是在國內新式學校里發生的。國內新式學校教育讓五四作家開始接觸西學、新學，從被動讀經轉向主動接受新學，了解西方文明，掌握西方現代科學知識和文學知識。西方現代科學知識和西方人文知識的融入，使五四作家的知識結構發生了質的改變，從單維轉向多維，知識結構逐漸走向完整、全面與合理。中學與西學、舊學與新學他們通通都吸收，沒有發生明顯的排斥、抵牾。

三、國外留學教育

在國內新式學校中，五四作家初步接觸了西方的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知識，因為時代的便利和自身求知的欲望，許多五四作家選擇出國留學，直接進入西方文明中，尋求新知識，當然，從知識類型上來說，國外留學教育并沒有使五四作家接觸新的知識，而是在外國語、自然科學知識、人文知識等方面深入積累。他們繼續深入學習外國語言，選修自然科學類課程，閱讀中外文學作品尤其是外國文學作品，從事優秀作品的譯介活動，宣傳西方的民主、科學等思想。

出國留學的五四作家繼續深入學習外國語言，所學的外國語種類更加豐富。因為掌握了外國語，才能掌握開啟西方文化的鑰匙，才能更自由地根據自己的興趣愛好來挑選外國文學作品，也更能保證所讀作品的真實性，不受譯者翻譯水平的限制，從被動地接受他人的譯著轉向主動地選擇符合他們審美趣味的原典。如魯迅在弘文學院普通速成班學習了日語、在仙臺醫學專門學校選修德語課程、與周作人一起向孔特夫人學習俄語，周作人、郭沫若、郁達夫等留學日本也都努力學習日語，周作人在法政大學特別預科、立教大學更是僅僅學習語言而已，郭沫若在岡山第六高等學校學習德文等。

在專業的選擇上，由于許多五四作家最初都秉持著“實業救國”的思想，相信自然科學類專業比文科類專業更能為國家做一些切合實際的貢獻，所以他們大都曾以自然科學為專業，選修自然科學課程，這讓他們更深入地學習了西方現代的自然科學知識。魯迅、郭沫若、郁達夫等人學習的是醫學，胡適最初學習的是農學。魯迅在仙臺醫學專門學校學醫，學習了物理、化學、解剖學、骨學、血管學、神經學、組織學、生理學、倫理學等課程，郭沫若與郁達夫在東京第一高等學校預科學醫，為了不辜負兄長的期望胡適在美國康奈爾大學選讀農科，“果樹學”課程里的實習鍛煉了他的實踐能力。他們雖然都曾選修理工科專業，最后從事的職業和成就卻落在了文學上。在國外留學學習的自然科學知識，教給了他們另一種科學的、理性的思維，但并沒有真正讓他們從文學轉向理工科，這與他們成長以來接受的文學藝術熏陶和文學興趣有關。郭沫若就曾說：“在福岡足足住了四年零七個月的我，算把醫科大學弄畢業了”[12]，字里行間透露著四年多學醫的煎熬，因為郭沫若真正感興趣的并不是醫學，而是文學。所以對他們主體條件、知識結構的研究，不應該僅僅停留在對西方科學知識的關注上，科學的因素與人文的因素，二者不可偏廢。

五四作家在國外留學期間，對外國文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同時并未放棄對中國古代文學的學習，閱讀了大量的中外文學作品。周作人剛留學東京那年就購買了該萊的《英文學中之古典神話》、安特路朗《神話儀式與宗教》，受安特路朗人類學派神話理論影響很大，以后對希臘神話和神話學多有研究，以及晚年翻譯《希臘神話》、《希臘的神與英雄》，即是由此開始；胡適留學美國以來對英國文學很感興趣，還涉獵了德國文學、法國文學；郭沫若留學日本時喜歡讀泰戈爾的詩，也讀海涅、屠格涅夫的作品，受泰戈爾和海涅的影響創作了他最早的新詩《死的誘惑》，接觸了王陽明、斯賓諾莎的作品，醉心于泛神論思想，還讀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易卜生的作品，直接讀德文原文歌德的自敘傳《詩與真》、梅里克小說《向卜拉格旅行途上的穆查特》，讀美國詩人惠特曼的《草葉集》，豪放的自由詩鼓舞了郭沫若，《鳳凰涅槃》《晨安》《地球，我的母親！》《匪徒頌》等便是在惠特曼的影響下完成；郁達夫在名古屋第八高等學校留學時，喜歡讀歐美的文學書，閱讀了大量的西洋作品，尤其是小說，從杜兒葛納夫到托爾斯泰、到陀思妥耶夫斯基、高爾基、契訶夫，以及日本時興的“軟文學”，“共計所讀的俄、德、英、日、法的小說，總有一千部內外，后來進了東京的帝大，這讀小說之癖，也終于改不過來”[13]。學習外國文學的同時，五四作家也繼續學習中國文學。1908年周氏兄弟聽章太炎講學，講《說文解字》，學習語言、文字，使他們進一步了解中國古典文化的博大精深；胡適轉入哥倫比亞大學時，美國正刮排華之風，西方的漢學也還未到啟蒙階段，但夏德教授仍然鼓勵胡適以漢學為輔修，使胡適在留學期間沒有放棄中學和西學兩方面的涉獵；郁達夫在名古屋第八高等學校閱讀的雖然是外國文學作品，創作的卻主要是中國的古風詩歌，直到五四運動期間才從舊體詩轉向新文學。

積累的語言學習知識、閱讀的外國文學作品，直接促成了他們的翻譯活動，借以宣傳西方的新思想、新知識。魯迅留學期間翻譯了《物理新銓》《北極探險記》《造人術》等科學論文和《月界旅行》《地底旅行》等科學幻想小說，1906年從仙臺回東京后甚至棄醫從文，不再入學，而專門從事文藝譯介工作，他與周作人學習俄語也是為了翻譯文學作品；胡適留學時希望“執筆報國”，用譯介優秀的外國文學作品來激勵國人的愛國之心，他用白話翻譯法國都德的短篇小說《最后一課》、拜倫的《哀希臘歌》，宣揚愛國之情；郭沫若在1917年翻譯《泰戈爾詩選》，升入福岡九州帝國大學醫科后著手翻譯《海涅詩選》《浮士德》等。他們熱心翻譯也一直持續到了后來的工作中，成為他們文學創作的一部分。

五四作家在國外留學，直接進入西方世界中，學習外國的語言、文學、自然科學知識，感受西方的現代自然科學文明和文學藝術魅力。這段經歷不僅僅開闊了他們的視野，更為他們提供了新的思維、新的知識，也讓他們更加清楚了對文學、藝術的熱愛，促使他們學成歸國以后用文學的方式啟迪民眾，報效祖國。

綜上所述，啟蒙教育階段中國傳統文化知識的系統學習與民間文學藝術的熏陶，培養了五四作家對文學和閱讀的興趣，使中國傳統文化知識成為五四作家知識結構的一維。國內新式學校設立的新課程、新知識把五四作家從舊式私塾中解放出來，通過現代自然科學技術的學習，增加了知識結構中自然科學知識的一維；他們初步學習外國語言、接觸外國文藝作品，也并未停止對中國傳統文學的學習，中國文學知識和外國文學知識同時吸取；在新式學校學習的他們關心時事、主動接受新思想。國外留學讓他們親歷西方，感受現代文明，學習并掌握了多種外國語言，從自然科學專業最終轉向文學藝術的追尋，中國文學知識和外國文學知識他們仍舊同時涉獵，積極熱心翻譯事業。可見，五四作家的“雙重智慧”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不同階段的教育經歷中，通過大量的書籍閱讀、課程學習、社會實踐活動等逐漸形成的，從單一的中國傳統文化知識結構，到擁有現代自然科學知識與西方文藝知識，再到進一步的自然科學知識與人文知識的積累，知識結構漸趨完善、合理。

其實從近代開始，中國就有像章太炎、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等學兼中西的人物，他們的思想、作品對五四作家也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但比較而言近代作家知識結構的層次差異還是很大的，不像五四作家那樣具有群體性的學貫中西特征。時代不同，教育經歷的差異，造成了學兼中西是個體特征還是群體現象的差別。教育的變革，使五四一代人享受了具有探索性、又相對完整的中西文化教育。個人稟賦的主體條件加上時代教育的客觀環境，最終促成了五四作家“雙重智慧”的形成。

參考文獻：

[1]許祖華.雙重智慧：梁實秋的魅力[M].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4.

[2]胡適.胡適全集(第18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35.

[3]周作人.知堂回想錄[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75.

[4]田壽昌等.三葉集[M].上海：亞東圖書館，1920：111.

[5]郁達夫.郁達夫全集(第4卷)[M].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7：269.

[6]葉圣陶.葉圣陶集(第9卷)[M].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0：289.

[7]周作人.周作人散文全集(第4卷)[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768.

[8]周遐壽.魯迅小說里的人物[M].上海：上海出版公司，1954：321.

[9]郭沫若.沫若文集(第11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139.

[10]閆煥東.郭沫若自敘[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86：550.

[11]劉增人.葉圣陶傳[M].北京：東方出版社，2009：15.

[12]王繼權，童煒鋼.郭沫若年譜[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3：150.

[13]郁達夫.郁達夫全集（第10卷）[M].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7：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