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對吳貽弓而言，電影就是一個夢。

中國電影導演的代際劃分里，“第四代”是那樣獨特。他們生在新中國成立前，長在紅旗下，是新中國培養起來的一代藝術家。歲月厚重，怎樣的能量才能穿透時間，支撐“第四代”的作品至今釋放著長久的生命力？

2012年，已與中國電影、上海電影相伴了60余載的吳貽弓獲頒中國電影導演協會終身成就獎。回想那一幕，他的感言里藏著答案：“有人說我是理想主義者，片子里到處流露出理想的色彩。我以前常說，金色的童年、玫瑰色的少年，青春年華總不會輕易忘記，常常在創作過程中表現出來。我們是與共和國一起成長的一代人，那個年代留給我們的理想、信心、誠摯的追求、生活價值取向、浪漫主義色彩等等，總不肯在心里泯滅。”

自1948年隨父母遷來上海，吳貽弓的生命就與這座孕育了中國電影的城市緊緊相連。他和親人們一同迎來上海解放的喜訊，在上海的許多影院里確定了一生的擇業方向，又在大學畢業后承繼了海派電影的文化氣息。

“我覺得，一個人，只要認真地去做一件他認為有意義的事，做成了，就什么都有了。”

【人物檔案】

吳貽弓，祖籍浙江杭州，1938年生于重慶，1960年畢業于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同年回滬工作。先后出任上海電影制片廠廠長、上海市電影局黨委書記兼局長等，參與創辦了上海國際電影節。獲“新時期全國影視十佳電影導演”“國家有突出貢獻電影藝術家”等稱號。還曾任中國文聯副主席、中國電影家協會主席、上海電影家協會主席等。中共第十四屆、十五屆中央候補委員。主要電影作品有：《我們的小花貓》《巴山夜雨》《城南舊事》《姐姐》《闕里人家》等。其中《巴山夜雨》獲首屆中國電影金雞獎最佳故事片等獎，《城南舊事》獲第二屆馬尼拉國際電影節最佳故事片金鷹獎等國內外獎項。

無論經歷多少身份最珍視的是“導演”

吳貽弓的電影開蒙來得比同輩人更早。父親就是他電影路的啟蒙人。有兩點可佐證：父親喜愛文藝，抗戰勝利后他常帶家人去看電影；父親的授業恩師包括李叔同，這讓吳貽弓“有種莫名的自豪感”，以至于后來他在《城南舊事》中用了那首《送別》。

上海剛解放那會兒，平安、美琪、金門、新華、大光明、國泰、大上海和卡爾登影院都留下了少年吳貽弓的足跡。時間久了，他萌生自己制作電影的奇想。他找來硬紙盒，在盒底挖個小洞，后面安上手電筒，上下各裝一根細鐵絲，一臺原始放映機便成了。再收集些父親煙盒外層的玻璃紙，將它們首尾連接，用毛筆畫出故事，“膠片”也有了。每每晚飯后，父親問“今晚演什么”，小吳貽弓便搬出他的家什，關了燈，把“膠片”卷在細鐵絲的軸上逐格拉去，手電的光把那“寫意”影像投到墻上。至于聲音，由吳貽弓現場配置。

如今已是耄耋老人，可那段天真時光其實呼應了長久以來的堅持，“所有稱呼里，導演是我最看重的一個”。

1960年，吳貽弓從北影畢業后進了當時的上海海燕電影制片廠。起初五六年，他給大導演們當助理，沈浮、孫瑜、鄭君里、魯韌、徐韜、吳永剛……幾乎跟遍了所有知名藝術家，他努力從大師們風格各異的藝術錦囊里汲取養分，兼收并蓄，時刻準備著。

許多次午夜夢回，他設想了未來自己影片的模樣：“應該是一條緩慢的小溪，潺潺細流，怨而不怒。有一片葉子飄零到水面上，順著流水慢慢地往下淌，碰到突出的樹樁或堆積的水草，葉子被擋住了，但水流又把它帶向前去，又碰到一個小小的旋渦，葉子在水面上打起轉來，終于又淌了下去……”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他第一次獨立執導筒，短片《我們的小花貓》于次年獲頒文化部優秀青年創作獎。1980年，在吳永剛總導演的提攜下，吳貽弓完成了他第一部長片——《巴山夜雨》。詩意的故事里有霧，有人性，有迷惘，也有光芒。它是兩天兩夜，卻也濃縮了一段特殊歲月。吳永剛總導演大膽放手，用抒情去點染冷峻的吳貽弓就這樣站到了中國影史的前臺。

1981年末，吳貽弓拿到了一沓復印件，是寶島臺灣作家林海音的小說《城南舊事》。他一頁頁地讀，深深地被感動。剛從《巴山夜雨》走出來的他，再次走進歷史——重現一個寶島臺灣作家眼中1920年代的北京。小說十來萬字，吳貽弓只選了小英子六歲到九歲的經歷，完全讓孩子的感受來觸動觀眾。電影的成功是眾所周知的。影片從馬尼拉國際電影節載譽歸來后，在國內賣出115個拷貝，相當于收進80多萬元票房，在1980年代蔚為可觀。

細致入微的風物、綿長的意蘊、悠悠彌漫開的情感，“家”“童年”“往事”，《巴山夜雨》和《城南舊事》里，這些意象無形又有形。看《巴山夜雨》，銀幕上的航船從蒙蒙煙雨中穿越峽江駛往黎明，觀眾總會一致沉入“何當共剪西窗燭，卻話巴山夜雨時”的意境。《城南舊事》里，當鏡頭穿過月洞門游弋于老舊的院墻和窗格上尋蹤往事，人們不禁想起童年里夏天的風、田間的路、小伙伴的光腳丫。而當小英子在天真齊唱的驪歌中兀自陷入沉思，一個孩子心靈成長的微妙變化穿過極簡的鏡頭，在觀眾心里蕩出漣漪，言有盡意無窮。

這便是吳貽弓電影最別致的特征了，他不那么注重傳統的戲劇沖突，更偏愛用視聽語言層層暈染出人物的內心世界。在被評論家們稱為“散文詩”的吳貽弓電影里，觀眾們總能獲得這樣的直覺反應——道是尋常，卻有萬千心事涌上來。

但在導演心里，自己不應拘于“抒情散文詩”。他拍《姐姐》，用全新的影像語言表達意念和情感；他拍《流亡大學》，鼓蕩抗日壯歌的激情；他給《少爺的磨難》當總導演，與張建亞一起以喜劇諷刺金錢；他在《闕里人家》《月隨人歸》里注入對家庭倫理的深入思考；動畫電影《寶蓮燈》、電視劇《走出凱旋門》、音樂劇《日出》等都有他的參與。

吳貽弓說：“成功是重要的。但在每一次成功后，又往往會感到新的茫然。因為再一次向成功發起新的沖刺時，需要的不僅是努力，更是勇氣。”

盡力而為的過程中幫別人做幾件“嫁衣”

很多時候，才華與責任既相隨又無法兩全。

1984年，吳貽弓獲悉自己被任命為上海市電影局副局長。那會兒，人在外景地的他不會想到，未來等著他去履新的還有一長串職務。再后來，有個問題跟隨他很久。“行政工作占據了大部分時間，創作自然少了，后悔嗎？”

他答：“要說一點不后悔，那是假的。但轉念想，后悔有什么用？事情總要有人去做。組織安排，我就盡力而為。想想在這過程中多少幫人做成了幾件嫁衣，也能得到些許安慰。”

最大的那件“嫁衣”，非上海國際電影節莫屬。1993年創辦第一屆，1995年第二屆時即被國際制片人協會認可為國際A類，到如今開幕在即的第22屆，上海國際電影節已成為國外了解中國電影文化、中國觀眾觀看世界的重要窗口。如同人之長成必然經歷蹣跚學步，上海國際電影節的發端何嘗不是一條磕磕絆絆的小路。

上世紀80年代后期，中國電影進入第三次創作高潮。謝晉的《芙蓉鎮》、吳貽弓的《城南舊事》等片獲得國內外各類電影節獎項。同時，電影產業快速發展，每年全國生產影片逾百部，電影制片廠超過十家。吳貽弓覺得，無論從藝術還是市場的角度，中國電影都需要一個與之相匹配的國際電影節。“當時亞洲已有三四個國際電影節，東京、馬尼拉等，我們如果沒有的話，有點不太像樣。”更關鍵的，他認為由上海來創辦國際電影節，水到渠成、責無旁貸，“因為這里是中國電影的發祥地”。

1992年，辦“我們自己的國際電影節”正式提上日程。決心已下，但沒錢，沒人，沒經驗。身為行政領導，吳貽弓當仁不讓地為申辦奔波，為經費苦惱，為邀請嘉賓反復游說，為替“金爵獎”起個響亮的名字而絞盡腦汁。為省錢，他們出差住招待所；缺人手，他就把秦怡等幾位老電影人一起拉來當志愿者，幫忙招待各方來賓；國內前無來者，他就跑到德國，跟著同行上上下下地考察柏林電影節，直到“摸透每個部門如何運作”；臨近正式辦節，他和許多工作人員干脆在新建成的上海影城席地而臥。

許多事因陋就簡地辦，但有一樣，吳貽弓和謝晉很一致，都不“將就”——他們堅持評委一定要響當當、夠分量。“評委會決定著一個電影節的風格、品位、影響力。一開始沒名氣，人家不愿意來，但我們請來首屈一指的大導演，許多人立刻刮目相看。上海國際電影節的名氣、地位，就一點點累積起來了。”按現在的說法，頭幾屆上海國際電影節評委會陣容，亮出了謝晉和吳貽弓等中國電影人在世界范圍內的朋友圈。赫克托·巴本科、卡倫·沙赫納扎洛夫、大島渚、奧利弗·斯通、降旗康男、保羅·考克思，這些國際上叫得響的名字，裝點了“門面”，也從起點便奠定了一個電影節的胸懷和視角。

1993年10月，全無經驗可借鑒的上海國際電影節在吳貽弓等人的努力和引領下問世。開幕那天，當索菲亞·羅蘭、奧利弗·斯通、大島渚、羅伯特·懷斯、中野良子、張曼玉、張藝謀、鞏俐等全球頂級影人云集上海，為這場盛會殫精竭慮的人們欣慰：幾代中國電影人的夢想終于開了花，未來會有更多中國影人得益于這個年輕的平臺。而落幕之夜，吳貽弓站在燈光漸暗的舞臺上，熱淚盈眶。

數據顯示，1993年首屆上海國際電影節有20多個國家和地區報名參加。2019年，報名影片已達3964部，來自112個國家和地區。

第15屆上海國際電影節，組委會向吳貽弓頒發華語電影終身成就獎。手捧獎杯，激動和幸福當然有之，但更多透著一以貫之的溫和謙遜。“我特別激動，電影就是一個夢，它包羅萬象、五花八門、絢麗多彩、應有盡有。電影最大的好處就是不拒絕任何人，不論你是誰，都可以獲得應有的快樂。但我是不是真的有終身成就，還需留待后人評說。”吳貽弓說。千方百計在作品中投射“共和國情結”

《城南舊事》導演闡述里一段文字很特別：“‘祖國’的含義是什么？我不一定能講得清楚。她既抽象又具體。抽象可以到無垠博大，具體可以到極其細微。有位詩人說：祖國就是他故鄉門前的那條小河；而當我在意大利正苦于那里盛筵上的生肉、生火腿、生香腸，突然在我們使館的食堂里喝到一碗極普通的大米粥的時候，似乎祖國的含義全在這一碗稠稠的、熱騰騰的、又帶著不盡甜意的粥里了。”

1938年12月，吳貽弓生于重慶。喜報輾轉傳到已淪陷的老家杭州，闔家歡喜。大伯父給他起了名——“貽”為收藏，“弓”指代兵器，“刀槍入庫，天下太平”，生而便與“國”血肉相連。少年時代的一則家規，又給了吳貽弓關于“祖國”的一重感性認知：每年除夕吃過年夜飯，吳家都會全體出動去看一場國產電影，“無論那天排映國產片的影院離家多遠，也絕不就近觀看西片”。

1983年1月9日，吳貽弓隨中國電影代表團帶著《城南舊事》參加第二屆馬尼拉國際電影節。經一周角逐，這部中國電影脫穎而出，奪得了最高獎——最佳故事片金鷹獎。那一回，他深深體會到“祖國”兩字的分量。

作為改革開放后第一次摘得國際大獎的中國影片，《城南舊事》的征途并不平坦。彼時，馬尼拉國際電影節號稱亞洲第一，參賽國家眾多。以當時中國電影的標準來研判，《城南舊事》的53萬元成本稱得上大制作了，它幾乎是同時段上影平均拍片成本的2.5倍。但在馬尼拉，這部作品竟是所有參賽片里耗資最低的一部，與投資額倒數第二的影片相比，也僅是其三分之一。“單就這點來說，我并不介意。因為在我們國家，可以用極低的成本拍出相當于人家好幾倍成本的影片來。”吳貽弓回憶，他真正擔心的，是美國等參賽方的“經濟壓力”，用錢砸出營銷陣仗，這是《城南舊事》不可比的。

但事實證明，經濟大棒并不奏效。和所有參賽片一樣，《城南舊事》在電影節原定只放映兩場：一場供評委和觀眾同時觀看，另一場全部面向普通觀眾。意料之外情理之中，馬尼拉當地華僑蜂擁而至，爭相觀看這部“來自祖國”的電影。人，絡繹不絕地來，組委會不得不加映一場。影院門前，等候的觀眾排成了長龍。中國代表團帶去的2000份資料，早在第一場放映前就被一搶而空。最后一場，連場內過道都擠滿了人。吳貽弓留心一看，發現擠在過道上的幾乎都是記者和電影節工作人員，“他們被前兩場觀眾的高漲熱情所感染，擠出時間，撂下工作，爭著來看個究竟”。一個來自中國的故事打動了所有人，不僅在華僑心里深深留痕，也觸到了各國評委、記者的心底柔軟處。一時間，“來自中國的影片出乎意料地使馬尼拉升溫”的報道壓倒了一切，使得先前一些國家的宣傳攻勢全都黯然失色。

1983年1月16日，隱隱的期盼成為現實。頒獎典禮當晚，中國電影代表團全體成員步入會場。走在隊伍最前列的，是一名高擎五星紅旗的菲律賓總統衛隊士兵。行進在國旗之下，除了“自豪”，吳貽弓再也想不出第二個更適合的詞來描述心情。“我做夢也沒有想到，作為一名電影導演，能得到這么大的榮譽。最重要的是，這榮譽是和我的祖國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回到上海，他寫下：“‘祖國’是什么？祖國不就是你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可以依靠的堅強后盾么？”

1992年伊始，吳貽弓前往曲阜拍攝《闕里人家》。那幾年出國熱讓吳貽弓不停思考：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在當代都市生活的潮流下將如何傳承。他理解一些人的選擇，但絕不能接受另一些人對自己民族的否定。“我認為生活中有人抱怨自己的遭遇、抱怨貧窮都可以理解，但抱怨自己是黑眼睛黃皮膚，這一點我不能贊同。一個人如果連這點都否掉，那就完了。”正因為此，人們從《闕里人家》品出如是意味：闕外千重浪，闕里一家人。

去年秋冬，吳貽弓80周歲之際，上海市文聯匯編、上海戲劇學院教授石川撰寫的“海上談藝錄”吳貽弓專冊《流年未肯付東流》出版。書中輯錄了一位電影人與一位電影學者的對談，讓人動容的不止于其間流淌的電影理想，更是一股深植于家國情懷的綿綿之力。回顧自己的創作心境，吳貽弓用了“共和國情結”五個字。他們這一代人在時間的長河里曾歷起伏、分流，但他說——“歸根結底我們的內心情結還是很單純的‘共和國情結’，我們總把新中國看得很理想、很美好、很親切，并千方百計想把這種情結投射在銀幕作品中”。

記者手記

天真長存

說來有些意外，無意間把少年“領”進電影門的父親，卻在1956年吳貽弓準備報考北京電影學院時，明白地持反對態度。是他自己的堅持外加母親暗中支持，他才走上了一生之路。

父親為何反對，直到老人家過世，他們父子間都未再提那次分歧。只是在后來追憶時，母親告訴吳貽弓：“當年爸爸是怕你掉進一個大染缸里染黑了自己。”解開了30多年的謎團，吳貽弓并未松一口氣。相反，他“惴惴地反思，父親的擔心是否有道理”。

時間是最公允的。

時間看見初出茅廬的他扎扎實實地在劇組當“超級助理”；看見非常時期仍希望不墮“時刻準備著”；看見1980年代他與時間搶時間的夜以繼日；更看見他接續前輩的路，磨礪十年捧出了一部《上海電影志》……

有個細節可見一斑。關于《城南舊事》，吳貽弓至少寫過三個版本的導演手記。第一次成稿于1982年，即電影剛剛誕生時。此后，1990年代、2007年他又兩易其稿，增補的內容無不是他這些年對創作的反復思考、對藝術的更深沉體悟。可外人不了解的是，第一稿已相當工整完備，以致被許多電影學者稱為“論文”。

他猶記得沈浮導演當年與他說，“歲月流逝，但愿天真長存”。因為天真對于藝術乃是不朽的生命。耄耋之年，吳貽弓仍是天真的電影守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