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內容提要：梁斌創作于1970 年代的小說《翻身記事》以獨特的人物塑造和敘事節奏，顯示出在主流小說創作模式框架內的藝術技巧探索，營造了濃郁的時代鄉村氛圍。小說體現出的 “平民性”同帶有精英性政治色彩的文藝政策不是簡單粗暴的“反抗”，而是融合。透過對作家自身的文化資源的分析，可以見出作家對民間社會的強烈體認以及寫作技巧和資源對民間元素的倚重。作家借助深切的平民立場，通過回首十七年和堅持自我，試圖努力彌合“文革”同“十七年”之間的裂隙，其藝術和思想價值在今天仍有重要啟示意義。

關鍵詞：梁斌 《翻身記事》 平民立場 1970年代小說

自1957年梁斌的第一部長篇小說《紅旗譜》問世后，他就躋身于“十七年”階段最受矚目的一線大作家行列，其代表作《紅旗譜》被譽為紅色經典中里程碑式的作品，也是中國青年出版社“三紅一創”的金字招牌之一。后來創作的兩部長篇及其他作品在藝術水準和社會影響上均未超越《紅旗譜》，加之“文革”期間受到批判、新時期社會思潮轉型，梁斌再未能重現往日輝煌。即使在“地下小說”被越捧越高的時候，其處于類似狀態創作的第四部長篇《翻身記事》（寫于1974—1976年，1978年1月出版）依然沉睡在歷史的底砂之中。其實，這部作品無論是寫作時間或是具體的寫作策略，都應該引起足夠的重視。

一 緩步徐行的技術探索

梁斌的《紅旗譜》，最廣受贊譽的莫過于楔子中朱老鞏的血性砸鐘。然而這種成為標簽且操作熟練的暴力美學在經歷了更加激烈的政治斗爭后的創作中被擱置，代之以截然相反的起筆：“《翻身記事》的開篇沿用中國古典小說傳統的靜態描寫法，采用心理刻畫的方式細致交待核心人物縣游擊大隊長周大鐘的內心矛盾。”1其實不只是靜態描寫，字字體現出作者更大膽的嘗試：“大會開完，人們散盡的時候，縣大隊隊長周大鐘才慢搭搭走出會場。”這是整部小說第一句，時間是“大會開完”，至于大會如何緊張激烈，作者不說；環境是“人們散盡”，至于散會時如何熙熙攘攘錯雜交談，作家也不說。一切熱鬧過去，人物才若有所思地“慢搭搭”登場。這種設計，難以置信這正是七十年代小說。作者有意避開了開會和散會這樣塑造典型人物的典型環境，看似非常不利于主要英雄人物的迅速樹立，甚至即使是被回避的開會和散會，也與1970 年代主流小說開篇上演“動作戲”2的喜好大異其趣。

小說不是沒有急性子人物，區委副書記、后來擔任官渡口村土改隊副隊長的李蔚多次嫌棄領導周大鐘處事不果決，他的性格特征更接近一般意義上的“文革”小說人物，但即便是他出場時也未心急火燎，只不過周大鐘顯得更舒緩：“一個字一個字慢慢說著，又低下頭擦槍”“周大鐘對他慢搭搭地，一個字一個字說著”“別看是個莊家老粗，多咱說起話來總是慢條斯理兒，絕不張開大嘴卷人”，可以說周大鐘這個人物的“典型性格”就是“慢搭搭”，對此敘述者專門解釋說：“周大鐘自幼是這個脾氣……慢慢悠悠，靦靦腆腆。想干的事情一定干成，不想干的事情，說什么也不干。工作起來總是穩穩當當地向前拱，你甭結記他邁錯一只腳。外號叫‘生鐵牛’。”3這種穩當性格即使在大講路線斗爭的時代，面對副手李蔚多次正面言語沖擊也依然不為所動，“慢搭搭”地勸說或權衡著，穩定局面，這種溫吞的性格在“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的時代氛圍下顯得格外引人注目。有趣的是，真正急躁的李蔚某種意義上反倒是作為小說中需要被改造的人物來處理的，因為擔心地主聽到土改隊進村開展工作的風聲破壞生產資料和剝削物證，一心督促周大鐘暗中迅速推進，看到后者的“慢搭搭”自然急火攻心，甚至爭吵。

在主要英雄人物和待改造人物之間的是（非主要）英雄人物或其他正面人物，性格的激烈程度一如公開出版小說的梯次排列，并且也是反向設置。周大鐘的“慢搭搭”受到李蔚的急躁沖突時，前者的其他“幫手”4如土改隊的馮文光和貧農團的朱老嗡、王振山，以及待改造的劉登華、劉冬等都先后與人發生過爭執，即使是成天笑吟吟的聞小玉，最初見到周大鐘的“慢搭搭”也略感不慣地開玩笑。大概只有與周共享“主要英雄人物”5的王二合沒有投入激烈的爭執，但因其直爽性格多次吐露真言，“慢搭搭”成為周大鐘獨一無二的身份標簽。

“慢搭搭”的不僅是中心主人公的性格，也不僅是“大會開完，人們散盡的時候”這樣的敘述語調，更鮮明地體現在小說的敘事節奏上。作為一部土改小說，全書共37節，第1節周大鐘組建土改隊下鄉，第19節才召開貧雇農大會選舉出了最高執行機構貧農團主席團，發動土改的準備階段恰好占據了一半篇幅，此間多次出現蒙太奇閃回，講述各正面人物的前史（以抗戰經歷居多）。第21節情節突轉，地主劉作謙、李福云暗地里轉移財產，但由于是秘密行為未引起土改隊和貧農團的警覺，前后敘述仍然波瀾不驚。到了第24節由于毫無征兆的聞小玉夜路遭遇飛刀襲擊，氛圍驟然緊張，領導團體決定對地主實施抓捕；第25節領導團體又決定提前土改日程；第26節搜查砂鍋子李保忠，抓捕三地主。剛緊張了三節，接下來又是狂歡式的抄家環節，直至第31節李慶新夜走官渡口村報信重新令氣氛緊張起來，經過第32節因春耕問題引發的路線沖突，最后五節的敘述又回歸了輕松的步調。誠然正反雙方懸殊的力量對比構成了七十年代小說的一般特征6，但反面人物的負隅頑抗垂死掙扎和待改造人物無意中的推波助瀾為虎作倀，以及隨之帶來的一定長度強度的激烈對峙仍必不可少，如此方能證明當時的主流意識形態“斗爭哲學”的合理合法性。《翻身記事》宏觀順應、細處調整的做法，讓“慢搭搭”的敘事節奏顯示了“慢搭搭”的周大鐘的存在感。雖然作者也從文本中跳出來直接發表議論，但更多是通過這樣一種敘事方式和人物塑造的配合，完成對鞏固主人公行為方式正確性的論證，從而以別具一格的方式完成“主要英雄人物”的地位確立。可見，作者沒有直接反抗“三突出”的七十年代文藝理論，而是以倒置的技巧構造了順序的人物結構：“慢搭搭”的主要英雄人物、偶或急躁的英雄人物或正面人物、頻繁激烈的待改造人物、私下憤怒狠毒卻不敢張揚的反面人物，從而實現了七十年代文藝框架下的可喜探索。

作者的這種獨特安排，一方面與時代環境相關。人們普遍印象中標準的“極端政治”只存在于1966—1968 年兩年間，到了1969年“人民共和國回到了它在文化大革命前的起點，政治權利恢復了三年前的狀態，……黨恢復了其至高無上的地位”7。進入1970年代，基本不再有較大規模的政治運動，生活趨于平靜。大環境如此，梁斌被下放的漢沽農場小環境也是一片空寂。其次，這種慢對應的是深層的自信、淡然的革命樂觀主義，寫于1928年的《西江月?井岡山》有“敵軍圍困萬千重，我自巋然不動”之句，1956年的《水調歌頭?游泳》則道“不管風吹浪打，勝似閑庭信步”，可以說《翻身記事》“慢搭搭”的內外構造是在按照革命文學的邏輯進行藝術化的探索。此外，周大鐘沉穩、內斂、倔強、堅定的性格正是不聽勸告、執意進行突破教條的創作嘗試的梁斌本人的寫照，小說因而成為作者自況8、抒發心聲的靈魂之作。同時，也是作家寫作趨于成熟之后的自信體現。

二 精英寫作的平民性堅持

走過狂熱時期，1970年代的中國從城市到鄉村裹挾在一片靜默之中，《翻身記事》的“慢搭搭”保存了珍貴的時代氛圍標本，作者“心手諧一”的狀態表明他與當時的民間世界氣息相合。

梁斌出于農村心系農民，創作目的指向的是普通勞動者，一切以他們的標準規范創作，他所考慮的從來不只是小說內在的技巧：“小說在寫作時，每章有一萬字至一萬七千字。為了便于農民的閱讀，我把它改成六七千字一章。我感到短小精悍的形式，適合農民群眾的要求。”9相比長度，對農民閱讀來說更重要的應該是語言：“我也曾想避免方言土語，但字行之間缺少了它們，總覺得不夠味。”10有海外學者研究認為：“隨著延安解放區的奠定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在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工農兵’方向的引導下，強調文學語言的大眾化、口語化，算是給方言留下了一塊保留地，也為方言土語在文學中找到了存身的依據。然而，一個更為明顯的事實是，‘方言突遇在中國共產黨領導而掌舵的中國現代化過程中，未能占有中心地位。’”11 “凈化”方言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出于推廣普通話的總體考慮，在這一總體指示下，十七年小說的方言色彩當然不能過于顯著，而方言的弱化令其并不能有力地支撐風俗的獨特性。這一情況到了更加追求潔化敘述的七十年代，方言無疑仍然穩定保持著“域外之地”特質。

作為“十七年”的典范作家，梁斌對這一問題是有自覺意識的，不但在1958 年有所自警，1979年在致他人的信中也說：“你能用群眾的語言寫文章，很好。不足之處，用土語時要注意，不要用太狹窄的語言，有的群眾（遠處）不懂。”12這體現出他是一個尊重多元文化的人，由此反觀他對六七十年代中某些比較激進的方向不滿（《壯志未酬老不休》）可以看出是自然流露；其次他對文學是懷有神圣情感，并堅信跨文化區域流傳，這是寫作精英性的體現；更重要的是對方言使用的約束，而且這種約束除了來自統一規范，也仍有民間傳播的考慮。

這種語言態度也反映在《翻身記事》中，一方面方言出現的頻率不低，尤其是人物對話，敘述語言中也有些許；另一方面又有所注意，基本不會影響閱讀效果，不出現與普通話差異很大的詞匯。更有意味的是羅慧，這個北京大學文學系的學生“說話口齒很是伶俐，滿口北京官話”，也就是當地人心中的普通話，因為有知識和城市工作經驗，也經過了一些歷練，不同于那個年代普通知識分子形象，“并不嬌氣，顯得挺老練”，受到包括周大鐘在內的每個人的尊重和喜歡，也是縣里派到官渡口村六人土改隊中的一員，足見地位之重，無疑屬于正面人物行列，但這么唯一一個受過高等教育、有城市經驗、說普通話的角色是一位年輕女性，體現出潛意識層面“普通話”的配角屬性。

土改隊僅有的兩名女性的性格同中有異，聞小玉雖然只是中學學歷，但出身農村又打過游擊，陽光積極又活潑爽朗，羅慧是整部小說中的最高學歷者，陽光積極卻略顯羞澀靦腆。兩人一同去村里調查走訪，未能及時辨認出偽裝后的富農，周大鐘得知情況后對羅慧開玩笑：“讀書人，一出北京城看見一大片麥苗，就說：‘喲！小韭菜多嫩生呀，包餃子多好吃呢！’咳！光見過豬肉，還沒見過豬走哩！同志！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呀！……對于富農，你了解富農思想是可以的，你去跟他了解貧農思想，不是對牛彈琴！”類似的玩笑話小說中很多，令這部產生于“文革”期間的作品顯得妙趣橫生。周大鐘沒有取笑同去的農村姑娘聞小玉，而是拿城里來的羅慧逗開心，而且模仿時用方言轉換普通話表達，不能不說深含著關于“語言”等級的潛臺詞。羅慧對此“滿臉緋紅”，循環著“他說的好有道理，我竟無言以對”的心理活動，但此時聞小玉的女漢子性格按耐不住替姐妹辯護，潑辣地反駁自己的直接領導：“那！你何不早說，光來叫我們碰了一鼻子灰。還咬文嚼字，掰瓜摟籽兒說呢！”（第7節）“普通話”無力反駁“方言”，只有“俗諺”才能與“方言”展開對峙，似乎在用民間因素挑戰統一化的話語霸權，不過梁斌巧妙拆除了笑中攻擊性的色彩，通過周大鐘和聞小玉之間又一段不帶方言語感的調笑，以及羅慧隱約方言化的私下建議，破解了語言方式與人物形象之間的對應關系。作者努力讓方言僅僅作為民間世界的路標，而不攜帶過多政治含義，這同新時期尤其新世紀如閻連科等作家有顯著的不同之處。

當然，梁斌小說有很強的時代特色，不然不會成為“十七年”旗幟性作家，比如為了將朱老忠塑造成為“更完美的英雄形象”，修改時去掉了他的火爆脾氣，變得沉穩多謀，但民間精神氣質不會就此喪失，張飛式的人物性格出現在了另一個英雄人物張嘉慶身上。到了批判“封資修”、破“四舊”的六七十年代，《翻身記事》不改底色，組建土改隊，周大鐘拉來了李蔚、馮文光、李喬、羅慧、聞小玉，正是“五虎將”模式；民兵班各個都有綽號，如“鉆天楊”李二虎、“賽關公”王老磣、“爬山虎”李開泰、“出水龍王”劉黑寸、“夢里金剛”王牛牛、“彈打飛鷹”王演中，除了待改造的普通李保忠用的是小名“砂鍋子”，其余的別稱都同外貌、絕技相一致。六七十年代對“階級斗爭”敘述的重要性和緊迫性的關注在《翻身記事》中也有體現，不過小說奇特之處在于，抓捕難度不是體現在地主的狡猾與狠毒，而是自幼習武的李福云打了赤膊挫敗了王演中，接著向李開泰挑戰，作者用了相當長的篇幅、以非常地道的語言細致描述了武俠小說中才會出現的場景，于是階級斗爭變成了街頭比武，令人拍案稱奇。但李開泰也并不能獨力克敵，正巧王二合上場，這位與周大鐘共享主要英雄人物光環的村支書兼貧農團主席曾與李福云過招，實力遠在后者之上，李福云正要運勢，受到斜刺里柏老槐兩篙連敲，之后在王二合的氣勢面前敗下陣束手就擒。決勝關頭王二合與柏老槐身上用力，嘴上說的則是政治話語，這到底是民間的尚勇斗狠，還是政治的階級斗爭對抓捕起了決定性作用？作者不說，引發讀者聯想，正是其高明之處。如果說“民間”對于決策者來說是一塊不能沒有、又不好安置的雞肋，那么對梁斌來說，這正是其秉性自然，能夠很好地同文藝政策相融合。他所做的，不是簡單粗暴的“反抗”，而是精心雕琢既有規范下的實踐活動。

三 主流與民間創作機制的調和者

因為對民間社會的強烈體認，梁斌不但在情感上、寫作技巧和資源上偏向民間元素，更重要的是影響到其看待歷史和現實政治的方式。縱觀梁斌的創作，他從來都不只是一個簡單的擁護追隨者，而是一個矛盾復雜體。一方面他一直傾心創造社、太陽社以降的浪漫主義思潮，充滿了斗志和力量，另一方面受傳統思維影響，他又是一個崇尚經驗和資歷的人。《紅旗譜》的中心角色不是受到賈湘農指點的“第三代”嚴運濤、嚴江濤，而是擁有豐富人生閱歷和斗爭磨礪的朱老忠，即使是更年輕的嚴江濤也不是血氣方剛、行事沖動的一般意義上的青年形象：“我在《紅旗譜》里，寫江濤比運濤更為沉默寡言，做事更慎重，這是不難理解的。老奶奶暴死，運濤入獄，許多不幸的事一連串地來了，給了他很大的刺激，花錢讀書已經是不容易，家庭經濟困難，也對他有影響，逐漸形成他穩練慎重的性格。”13《翻身記事》如出一轍，主要英雄人物是中年干部周大鐘和王二合，無論在土改隊或是貧農團主席團，中年老年所占比例都超過了革命生力軍青年。在青年占主導甚至全部正面人物的七十年代文學序列中，梁斌的這種創作顯得尤為特殊，不但是對“十七年”傳統的回收，即使在“十七年”階段也可稱為一己特色。

梁斌的文學啟蒙最重要的部分是現代文學浪漫主義思潮，推尊郭沫若、蔣光慈為代表的作家，崇尚“神會”“自然流露”等理論概括，因此其創作中規約的部分少、自發的成分多。對青年的態度則貫穿著傳統思維的紅線：“過去的莊稼人有一句老話，叫做‘英雄出在年少’，是青少年能做大事業的意思。比如幾出京戲里的周瑜，都沒有帶胡子；又如《羅成叫官》里的羅成，也不帶胡子。說明他們是青年，武功都很好。”對青年的推重莫過“五四”時期，從梁啟超《少年中國說》到陳獨秀《敬告青年》、李大釗《“少年中國”的“少年命運”》、高一涵《共和國家與青年之自覺》等等，以及借鑒外國創作的本土浪漫派。但梁斌引征的資源仍然是泥土中散發出來的千年經驗，他還說：“青年人生活經驗少，只憑走馬看花，寫出的東西，也許會是單薄的。”14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作家更關注的方向。

一如郭沫若，梁斌對早年的創作是不滿意的：“我的第一篇小說《夜之交流》是洋味的，連語言都是洋味，因為那時候讀的外國文學多。我費了很大的勁，才轉到‘土’上來。”15作家對此的解釋是當時“還不懂得‘深入生活’”，又受到五四新文學和翻譯文學的影響，“寫出的東西不新鮮、不活潑”16。“五四”對作家不是正面價值，而是延緩創作成熟的阻礙。這也可以解釋梁斌身上很少有精英寫作者那種“啟蒙”氣息，正是思想中強烈的平民性抵制了“五四”知識精英的俯視性，后者對青年的追捧也就隨之被壓抑。

毫無疑問，梁斌是毛澤東革命實踐及其思想體系的擁躉者，但他加入共產黨的革命陣營，不僅是出于對理論的學習，更不是追隨“左翼”的“時尚”浪潮。事實上，在理論方面梁斌并沒有他在創作方面那般出色，比如《紅旗譜》中馮登龍與嚴江濤辯論“國家主義”和“共產主義”，明顯作者自己并不能將二者細密地做出區分，至于“二師學潮”在“文革”中被批判為“歌頌王明路線”當然是上綱上線的過度闡釋，但仔細推敲個中細節也能理解這種附會的緣由。正是由于他是一個對路線不很敏感的純粹的藝術家，我相信他說“我根本沒有想過要從路線斗爭的角度去表現和塑造人物”17時的真誠，原因就在于他身上根深蒂固的平民性產生的一定程度上對政治精英話語的疏離效應。

通過對平民性和民間資源的深度體認，梁斌已經建立了潛在的主體性，毛澤東的理論則激活、顯現并強化了其主體意識：“因為中國農民自古以來就有著勤勞、儉樸、勇敢、善良的崇高品質，幾千年來，在中國革命的歷史上，涌現了許多有勇有謀的農民英雄，我認為對中國農民英雄的典型的塑造，應該越完善越好，越理想越好。中國共產黨依靠了偉大的中國農民階級這個強大的同盟軍，……也就能戰勝統治階級和日本帝國主義。”18 “毛主席叫我們用群眾語言來寫東西，這是很有道理的。”19這足見梁斌是以鄉土的平民性去體察精英政治的指導，表面上是在迎合主流政治，其實是在迎合主流政治中契合內心原初思維的部分，簡單說是在表達自己，從而強化自身的歷史主體身份。

這種強悍的平民本位心理影響下的毛主義者身份往往既是最堅定的，也是不堅定的，一旦精英理論偏離內心，便會引起本能的警覺，而不是追隨。《翻身記事》作為運用了七十年代小說技巧的七十年代時期小說，必然地寫到路線斗爭，但作者筆下的路線斗爭別有一番風貌：“李蔚的基本思想：第一他不同意訪貧問苦發動群眾，第二他宣傳秘密進村，秘密串聯。”關鍵在于李蔚認為公開聯合村干部這個“爛攤子”發動群眾會被蒙蔽，周大鐘針鋒相對地回絕：“我覺得搞群眾運動沒有什么可神秘的，工作隊偷著進村，秘密扎根串聯，把干了多年革命的老黨員老干部一腳踢開，大家考慮考慮，這么弄法合乎毛澤東思想嗎？”20周大鐘和李蔚在縣委的支持者分別是景士昌和盧政委，斗爭的焦點是對群眾運動和舊干部的態度，周大鐘堅定不移地站在捍衛舊干部革命性的立場上，主張群眾運動必須有干部領導，李蔚則堅持群眾運動的“純凈化”，認為“舊干部已經和地主階級有千絲萬縷的關系”。小說將周大鐘確立為第一主角，并且同“舊干部”村支書王二合分享著“主要英雄人物”的崇高地位，二人不但是親密無間的工作搭檔，還因曾一起做工有深厚的歷史淵源。李蔚卻被安排成待改造人物，根本無法撼動“周大鐘-王二合”組合建立的政治脈絡和人物情節結構。尤其考慮到周大鐘多少帶有作者自況的意味于其中，小說所要表達的思想立場鮮明無疑。

一方面確認貧雇農是土地改革的基本力量，另一方面鼓勵中農參加；一方面各類人物均多次提及“毛話語”（但不是作為固化的意識形態象征“毛語錄”），另一方面頻繁強調黨組織的重要作用和拆解既有黨政組織的危害性，這是梁斌試圖努力彌合“七十年代”同“十七年”之間裂隙的措施。作家有意識地將“文革”的“路線斗爭”剝離出一般意義上的“階級斗爭”，一方面通過將路線斗爭中的激進派設置為“問題人物”，而革命干部和革命群眾形成牢固的英雄人物聯盟，從而弱化“路線斗爭”，強調原初意義上的“階級斗爭”；另一方面通過將對立面的地主（剝削）階級滑稽化，造成反面人物不堪一擊的局面，從而既符合七十年代小說的定制模式，也在客觀上削弱了“階級敵人”危害的可能性。另外，作者鄭重其事地在開篇就介紹了周大鐘游擊隊長的身份。農民軍人作為主要英雄人物，也體現出作者對七十年代波及軍隊的斗爭21的不認可，而對軍人的看重一如周大鐘的拿耬能手身份所暗示的，仍是因為農民底色的平民立場的堅持：“在黨的領導下，偉大的農民階級，為民族民主革命事業建立了功勛：……我們軍隊的革命戰士大部分來自農民。”22從“慢搭搭”的人物性格和敘述節奏來看，梁斌尤其是處于中后期創作階段的梁斌基本是一個敦厚平和的人，可以說作家本人也是慢節奏、和為貴的鄉土民間世界的人格化表征。

梁斌具有強健的平民身份主體性，當革命主張與步調與此相符，他就會決絕地投身革命；但當政策與之發生分裂甚至抵觸，這種主體性會自動帶領作家脫軌，以超然和建設的目光打量現實世界，并修復理想世界。一直不變的，是作家浪漫主義的理想情懷和勃勃斗志，正如作家所言：“我的人生觀與藝術觀，沒有所謂‘再覺醒’，我是六十年一貫制。我的思想和藝術觀，沒有經過所謂‘變法’。”23 從《翻身記事》的書寫策略中可見一斑。抵御外辱時沒有放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路線斗爭時也不懷疑黨組織的革命性。

梁斌的平民性，帶有自身特點和五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的敘述特征，不同于一般意義上學術界定義的“民間”；梁斌的“文革”小說，兼具五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和古典三重技巧模式；梁斌的隱蔽創作，不同于七十年代地下小說強烈的精英性和小資情調，而是土得掉渣。梁斌的“七十年代的地下民間”，具有獨一無二的藝術品格。不妨大膽設想，如果梁斌作品一如既往受到深切關注，歷史或許會避免很多彎路，大概這也正是《翻身記事》這類獨特七十年代小說的真正價值。

[本文為天津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課題“ 天津1970年代文學研究”（TJZW13-017）、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項目“1970 年代小說研究”（13YJC751031）階段性成果，天津社會科學院青年課題研究成果]

注釋：

1王之望、閆立飛主編《天津文學史》（第四卷），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 年版，第683 頁。

2比如出版于1974 年的《較量》，開篇是“主要英雄人物”江海濤將陷入坑中的卡車移出，并解決了生產過程中遇到的鋼絲潤滑這一難題。鮮明的“動作”場面不但能突出主人公的天生神力，實現英雄人物的神性內質，也是戲劇化的“亮相”的直接影響結果，畢竟樣板戲的“資歷”和政治地位在全部文藝類型中占據統治地位。

3梁斌：《梁斌文集》（第四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年版，第27 頁。以下選文均出于此。

4根據王一川的研究，七十年代文藝中的主人公與“十七年”文學一個顯著的不同是“成長”過程的摒棄和“成長”過程中“代父”角色的消失。見其《中國現代卡里斯馬典型——二十世紀小說人物的修辭論闡釋》，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158 頁。

5這是《翻身記事》突破七十年代文學模式的地方。肖敏通過對《海島女民兵》的研究指出：“與‘三突出’美學原則相背離的是，作者設置了多個英雄人物。”根據小說改編的電影《海霞》也因類似原因受到批判：“被文化部職責是‘英雄人物陪襯次要人物’。”見其《20世紀70年代小說研究——“文化大革命”小說形態及其延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 年版，第113—114 頁。“陪襯”說更多是強調問題嚴重性以增進批判的理據，確切地說是主要英雄人物的并置或這一“主要”身份的流動性。王二合始終沒有搶去周大鐘的核心地位，但后者一直竭力維持前者作為自己合作者的領導者身份。

6 即階級敵人的“個體性”和“外來性”，用以“襯托主要英雄人物的高大”。見肖敏《20世紀70年代小說研究——“文化大革命”小說形態及其延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71 頁。

7 [美] 莫里斯?邁斯納：《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后——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杜蒲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5 年版，第345、327 頁。

8 梁斌曾有豐富的土改經驗：“一九四七年，我參加了冀中區博野十二村土改試點，做北淹村的土改隊長、支部書記。……一九四八年，我南下新區工作，在襄陽地委做宣傳部長。帶土改隊下鄉，做了劉爺廟土改試點。”見《我的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19 年第3 期52深入生活》，《梁斌文集》（第七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年版，第63 頁。

9 13 18梁斌：《漫談〈紅旗譜〉的創作》，《梁斌文集》（第六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88、283、280、247 頁。

10 梁斌：《我怎樣創作了〈紅旗譜〉》，《梁斌文集》（第六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年版，第259 頁。

11坂井洋史：《致張新穎談文學語言和現代文學的困境》，轉引自，董正宇著：《方言視域中的文學湘軍：現代湘籍作家“泛方言寫作”現象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 年版，第9 頁。

12梁斌：《要寫出社會主義一代新人——給王繼民的信》，《梁斌文集》（第六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年版，第233 頁。

14 梁斌：《祝〈青年文學〉創刊》，《梁斌文集》（第六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年版，第246—247 頁。

15 梁斌：《我的文學觀——致友人書》，《梁斌文集》（第七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年版，第70 頁。

16梁斌：《我的深入生活》，《梁斌文集》（第七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年版，第63 頁。以及《談創作準備》，《梁斌文集》（第六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年版，第296 頁。

17梁斌：《〈播火記〉再版后記》，《梁斌文集》（第六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年版，第308 頁。

19梁斌：《生活?寫作?語言》，《梁斌文集》（第六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年版，第242 頁。

20梁斌：《翻身記事》，《梁斌文集》（第四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年版，第83 頁。

21因為1971 年“林彪事件”，軍隊系統進行了較大范圍人員調整，涉及軍委總部、國防科委、各大軍區、作戰部隊、軍事院校等單位。

22梁斌：《致武漢讀者》，《梁斌文集》（第六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年版，第230 頁。23梁斌：《我的深入生活》，《梁斌文集》（第七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年版，第67 頁。

[作者單位：天津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