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2014年，學者張新穎出版了《沈從文的后半生》，重新發現了一個沈從文。四年之后，正如大家期待的那樣，《沈從文的前半生》出版了。先后半生，再前半生，張新穎“倒著”寫完了沈從文的一生，重點就是他生命中兩次確立自我的過程。用兩本書五十多萬字的篇幅寫一個人，足見沈從文在張新穎心中的位置。

在張新穎的筆下，我讀到了四個沈從文：一個勇敢的人，一個勤奮的人，一個感恩的人，一個建立了清晰的自我認知（包含文學觀和生命觀）并知道自己局限的人。

一

沈從文后半生的轉業文物研究，被后來者描述為一個文學天才的中途退場。文物研究界收獲了一位“業余”的研究者，日后釋放出了渾厚的光。在《沈從文的后半生》中，張新穎書寫了他所看到的沈從文的身份變化，以及這種變化的內在支撐，即第二次確立的自我。張新穎寫出了對沈從文后半生重新選擇的體貼和理解，“死去活來”2的沈從文最終是一個時間勝利的故事。

在《沈從文的前半生》中，張新穎完整地理解了沈從文，找到了沈從文建立第一次自我的來路。通過沈從文，張新穎也在確立他自己的文學觀，乃至對如何生活都有著清晰的認知。在材料的使用上，敘述所能到達的位置，與寫作者心中的期望位置不謀而合。沈從文是張新穎的擺渡船。與其說張新穎寫了一部非典型的沈從文傳，不如講通過沈從文，張新穎在講述他心目中理想的文學觀念、作家該有的樣子，以及與時局社會相處的一種方式。這種理想不是功利的，而是立于文學本身的決定，是站在更長遠的時間長河中的期望和理解。用E.M. 福斯特的話講，經過價值衡量過的生活，才是真正的價值生活，而不僅僅是時間生活。在張新穎看來，沈從文的生活就時刻處于自我價值的衡量之中。

張新穎寫到，兜兜轉轉之后，20多歲的沈從文在陳渠珍處做書記，地方軍中陋習頗多，總部書記處大大小小有64個書記，就有48盞煙燈，絕大部分人都習慣了抽鴉片。沈從文不想就此混下去了，下定決心去北京闖一闖。

盡管向更遠處走去，向一個生疏的世界走去，把自己生命押上去，賭一注看看，看看我自己來支配一下自己，比讓命運來處置得更合理一點呢還是更糟糕一點？若好，一切有辦法，一切今天不能解決的明天可望解決，那我贏了；若不好，向一個陌生的地方跑去，我終于有一時節肚子癟癟的倒在人家空房下陰溝邊，那我輸了。3

張新穎把沈從文的這段話摘了出來，就顯出很多意味來。在去湘西軍閥陳渠珍那里做事前，沈從文去過了不少地方，所謂見慣了殺人的生活。掙脫命運的安排，將自己拋出去，把生命押上去，去追求一份未知的可能，不能不感嘆沈從文的勇敢。敢與命運賭一次，可見沈從文性格中的堅韌和血性。后來的生活證明，沈從文的確輸過一陣子，吃飯、住宿和工作都曾是問題。把生命押上去，斷掉回頭路，往更遠的地方走，走著走著就走出了一條屬于沈從文自己的路。

這種勇氣從何而來？張新穎摘出了《從文自傳》中的文字，在陳渠珍身邊做事，沈從文讀舊畫，看古器，翻《四庫提要》，“對于這個民族在一段長長的年分中，用一片顏色，一把線，一塊青銅或一堆泥土，以及一組文字，加上自己生命作成的種種藝術，皆得了一個初步普遍的認識”4。他對領會人類智慧光輝產生了深切的興趣。在沈從文而言這就是自我教育。

沈從文初到北京時，流連在琉璃廠和前門大街的古書店、古董店、古畫店以及舊紙古墨文具店，所接受到的知識和積累的見識，在未來的確點亮了他的后半生。我更愿意理解為沈從文的價值趣味和審美意識得以熏陶和啟開。古舊是時間的禮物，漫長的歷史長河鐘情于哪些東西呢？怎樣的文學和藝術才能獲得歷史時間的青睞？沈從文呼吸著這些古舊玩意的氣味，大抵早已點燃了自身觀念的引線。那與時間有關，與淘洗有關，與一個物件的遺世而獨立有關。一種跨越具體時局，與更長的時間立在一起的文學觀在沈從文的心里滋長，長成了大樹。

張新穎對沈從文的文學觀深有研究，總結為“沈從文傳統”。他曾寫過一篇文章，名字叫《中國當代文學中沈從文傳統的回響——〈活著〉〈秦腔〉〈天香〉和這個傳統的不同部分的對話》，獲得了第六屆魯迅文學獎。文章大開大合，將沈從文關于文學和物質文化的觀念，上升到“沈從文傳統”來做討論，并以此為源流分析當代作家作品。在時間軸上完成了沈從文影響的辨認。什么是沈從文傳統？在對余華《活著》的解讀中，張新穎提到了，普通人在沈從文的筆下，不是落后愚昧的需要教育和啟蒙的人，而是呈現著自然自在的生活和人性的。簡而言之，就是如何看待現實中的人，以及如何講述他們的命運。賈平凹的《秦腔》則回應沈從文的日常鄉村敘事。王安憶的《天香》在物的通觀方面與沈從文的物質文化研究形成回應。敬重普通的生命，經受鄉村生活衰變的命運，接通歷史之物的美學，便是沈從文傳統的題中之義。沈從文傳統，當然也不是始自于沈從文，而是接續。在當代文學中，沈從文傳統是一種象征，也是一種自守，對寫作者是有要求的。

二

沈從文是一個見過最艱難歲月的人。

在一無所有的情況下，能從湘西來闖北京，他內心的強大和渴求超乎想象，對生活的熱望驅使著他去賭一注。說到底，沈從文深切地熱愛著生活，以及生活中的朋友，期望從中獲得回應。現實情況是艱難的，迫在眉睫的謀生問題，無法正式求學的窘境，新文學運動的刺激，加上在北大旁聽的經歷，沈從文決定開始寫作。

細看沈從文寫作的起點，更像是一個倉促的決定。我們能發現他幾乎是空白的，得先從新式標點符號學起，繼而學習新文學的語言，然而沈從文的勤奮正在改變這些。根據《沈從文的前半生》的統計，1925年，沈從文發表了作品60 余篇，從年齡來看，生于1902年的他，時年23歲；1926年，發表作品70余篇，24 歲；1927年發表作品40余篇，也就是25 歲。這三年是沈從文的習作時期，發表170多篇作品，平均每年50多篇，每個月四五篇，還不算其余沒發表的習作、日記、書信和各種筆記，可見他超乎常人的刻苦和努力。客觀地說，這三年的創作有硬寫的痕跡，質量參差不齊，談不上成熟。在不知道如何變得更好的時候，沒有別的辦法，只有忍受所有的焦慮，持續寫下去，從迷茫中寫出來。就像沈從文所言：青年學生相信天才，告訴他們沒有天才，只是忍耐。這句話多么熟悉，就像當年福樓拜告誡莫泊桑的話：所謂才華，就是緩慢的耐心。

準備期的練習，是一個人成長的必由之路。對于大多數人而言，這個過程極其漫長，可能要到很大年紀才可能翻越過去。當我們看著許多寫作者流連于青春而不舍得踏出時，殊不知青春是用來體驗和告別的。如果青春久久不能離去，如果沉溺其中的人總是無法確立自己，無法清楚要奔去的方向，那這種告別就會變得漫長，成長永遠不可能真正地實現。藕斷絲連未必是好事，代價就是不成熟。憂傷的一直憂傷，迷茫的始終迷茫，幼稚的依然幼稚，唯有告別，甚至是強制自我告別，才可能迎來新的生機。告別的前提，是確立了自我認知，知道何為好的，何為經得起歷史淘洗的，方能舍棄身邊的現在，執著地向前。成熟的自我確立不僅僅是文學的，更多的是生活的，是整個生命的，應對各種各樣的挫折、困難和意外，乃至痛苦、毀滅以及重生。一個人的苦難經歷不會白白承受，前提就是在困難中得以清醒地形成自我認知。唯有這樣，才可能獲得內心真正的安寧。安寧就是寵辱不驚。

今天回望沈從文的寫作來路，已經無須強調沈從文的傳奇性、敏銳和天賦，卻要重新審視他的這份努力和忍耐。一定程度上，這比所謂的才華要更加重要。沈從文持續不斷地練習，經受連續的失敗，繼而不斷提升自己，哪怕為此背負“多產作家”的名號也在所不惜。沈從文過去所有的生活經驗全部被調動起來，關于“下等人”的敘述成為他的創作主題。日漸清晰的文學觀念，也得以慢慢形成。好的文學作品應該“使其他人感到一種幽美的情緒，悲憫的情緒，以及幫助別人發現那超乎普通注意以外的一種生活的味道”5。文學觀的形成不是在談論中完成的，而是在持續不斷的寫作練習中獲得的。

一個不過20幾歲的青年人，從“硬寫”開始，從不懂到懂得，從習作到成熟作品，在持續不斷的練習中，留給后人一個如此勤奮的形象。

三

1931 年和1932 年，在張新穎的理解中，這兩年對沈從文特別重要。1931 年，沈從文的父親在家鄉病逝，徐志摩意外去世，胡也頻被國民黨秘密殺害，還有其他的朋友也遭遇不測。經歷了一連串的變故，張新穎認為沈從文不知不覺發生了變化，不再沉溺于惡劣的心緒而不可自拔，不再那么自我感傷，不再那么自憐，脫掉了青年時期的緊張而脆弱的浮表外皮，堅強沉實的本性愈發清晰，人顯得開闊健朗起來。1932 年，年僅30 歲的沈從文完成了《從文自傳》。名曰自傳，實則是一份經過省察的成長記錄。正是因為年輕，沈從文才尤為真誠，直面自己過往的經驗的來路。更重要的是，這份自傳展示了沈從文的文學觀從模糊感知、漸漸清晰到最終建立的過程。張新穎認為，因為這份自傳，沈從文得以沿著自己生命的來路去追索，在這個過程中重新發現了自我區別于他人的地方，找到和確立了自我，這才是過去的經驗和歷程有意義的地方。不斷面對自己，省察自己，最終認識自己。三十而立，沈從文正式完成了人生中這一至關重要的步驟。

在遭遇精神困頓的時期，沈從文通過寫作整理自己、消化壓抑，也辨析何為好的文學，何為美的感受，是那“一剎那間被美麗所照耀，所征服，所教育是也。‘如中毒，如受電，當之者必喑啞萎悴，動彈不得，失其所信所守。’”這種美又是什么？沈從文這樣解釋，“這種美或由上帝造物之手所產生，一片銅，一塊石頭，一把線，一組聲音，其物雖小，可以見世界之大，并見世界之全”6。這種美代表一種最高的德性。沈從文的精神圖像得以完成。張新穎從歷史材料中剪輯捕捉，重新敘述，不僅使之煥發光芒，而且有助于我們理解后半生的沈從文何以從古文物的研究中找到精神支撐，那不是一時的策略，而是素來已有的知念。那些瓶瓶罐罐和服飾，不就是一片銅、一塊石頭和一把線么。1934 年《邊城》的發表。張新穎說，這意味著沈從文的文學生涯正式進入了詩性的創作，純粹的詩，與生活不相粘附的詩。一種優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文學與現實生活的距離由此得以恒定。或許這就是沈從文期望的成熟的作品。

作為作家的沈從文是清醒的，作為朋友的沈從文是熱忱的，面對師友，他又是一個感恩的“鄉下人”。早年為營救朋友胡也頻奔波不停，寫文章為丁玲呼吁許久，成名之后對青年朋友也是關心有加。對當年幫助他的胡適、徐志摩、林徽因、郁達夫等師友，沈從文都銘記于心，常在文章中提及，感恩之情漾于字底。得知徐志摩罹難，沈從文連夜搭夜車趕赴出事地濟南，去吊唁摯友。50年后，1981 年，沈從文還能歷歷在目地重述當年往吊遇難遺骸的不堪情形，足見埋在心底不曾變化。在他的心目中，“相熟不過五六年的志摩先生，對我工作的鼓勵和贊賞所產生的深刻作用，再無一個別的師友能夠代替”7。對遭受友人的誤解和指責，沈從文也隱忍于心，無意進行辯解。

這勇敢的、勤奮的、感恩的和在困頓中建立自我認知的沈從文，是張新穎的敘述給我的啟示。張新穎還特別提到，沈從文身上日漸清晰起來的自我和關于美的認知，不只關于文學，還關乎生活，關于與時局的相處，也即關于一個人的生命態度。與政治運動保持距離，不是后來才有的事，早在西南聯大時，沈從文就形成了與政治和時局如此保持距離的觀念。

四

沈從文需要忍耐的，還有不期而至的情感。不言不語，并不意味著沒有發生過。譴責在時過境遷之后也沒有意義。張新穎沒有回避，對這段重燃于昆明的“愛情故事”進行了別有新意的敘述。饒有意味的是，張新穎對故事的時間順序甚為用心。

“從文有戀愛故事”8，朱自清的這則日記，寫于1939年10月23 日。按常理推，戀愛故事的開始，應該在日記時間之前。沈從文到昆明是1938年4月，這段時間的沈從文獨自一人，張兆和和孩子還在北京。戀愛故事的另一主角高韻秀（即高青子），1939年6月經沈從文推薦到西南聯大圖書館工作。沈從文對這段故事的處理是怎樣的？當朱自清寫下這則日記的時候，是沈從文深陷這段情感的關口，大抵也是情感處于勃發的時期。撇去愛而不能的痛苦、煎熬和無望，再去詳述戀愛故事是怎么發生的也了無意義，只說如何謀得結束的出路，張新穎細細寫了張兆和來昆明這一件事情。

1939年8月，沈從文幾次寫信給張兆和，讓她來昆明，一家人團聚。張兆和一開始興致不大，也有客觀的難度，孩子還小，交通不便，旅途艱辛，故遲遲未能動身。對張兆和久久不起身來昆明，當時沈從文顯然有些情緒。在沈從文和張兆和往來的書信中, 有一封頗為特殊的信。他寫了一封信給四歲的兒子。兒子才四歲，哪里看得懂，自然是寫給張兆和看的。信中寫道：“你姆媽七月卅一來信，還問我事情，等回信，我真不大高興，不再回她信……我希望你姆媽體諒我一些，不要再為什么事等我回信。且希望帶你和小弟弟來，不要怕這樣那樣。”9這個細節可見沈從文心里的不痛快，幾乎是迫不及待地哀求張兆和來昆明，不然不至于寫一封信給孩子。1938 年9 月底，張兆和帶著兩個孩子和沈從文的胞妹岳蔭，還有大小行李31 件，從天津動身，先坐船，再換火車，舟車勞頓，一個月后，11 月4 日抵達昆明。根據后來施蟄存等人的回憶，一家人重聚，很是開心。

如何理解沈從文三番五次請張兆和來昆明？ 1939年8月的“哀求”，是否可以理解為沈從文的一次自救？畢竟故事的另外一個人高青子在這一次相遇中幾乎是沉默的。忠于和背叛在這件事上沒有那么涇渭分明。一來沈從文長期的情感輸出。關于沈從文追求張兆和的故事多矣，他遭遇的冷遇和不回應同樣多矣，以至于張兆和同意和沈從文結婚，看似死纏爛打來的結果。從戀愛的濃烈到婚姻的日常，沈從文沒有不平衡和失落是不可能的。二來時局動蕩，妻兒不在身邊，脆弱的生命隨時遭遇風吹雨打，心中總不免棲棲遑遑。三來這個時間段，真是巧，時局不安，妻兒不在，前途迷茫，情緒低沉，高青子碰巧也在昆明。曾經與高青子的情感被再次點燃，但是這次相遇在沈從文的描述中是一次“有節制的瘋狂”。沈從文在信中所言的“希望你姆媽體諒我一些”，是指些什么呢？是作家幽深的內心世界，還是壓抑的情感，抑或是時不時抬頭的為夫為父的責任？結果是在沈從文一籌莫展的時刻，張兆和終于來了，拖家帶口的，給了他一劑安慰和解脫。這樣的“戀愛”，即便張兆和不聲不響，沈從文也知道，是難言未來的，高青子又何嘗不知！

“節制”二字，不言而喻。“瘋狂”二字，難言其隱。必須得承認沈從文情感的真實，也得承認他對情感的壓抑和控制。情感之所以兇猛，在于不是人想不讓它發生就不發生的，道德的訓令常常在事中和事后。后人已經無法想象，1934 年，沈從文告訴張兆和他與高青子交往時的情景，張兆和像所有的平常人一樣，在失望和憤懣中回了老家。“偶然”出現了，既是偶然，那就難言長久。后來的故事也就這樣了。張新穎寫張兆和來昆明的旅途，多么細心，什么時間動身，帶了多少行禮，途經哪些地方，在哪些旅館歇腳，還不忘引述張兆和的自述，說這次為期一個月的搬家路途，她自己都覺得是一份功勛，有指揮若定的氣度。對沈從文而言，這既是一次家庭的團聚，也是“戀愛故事”的一種克制，都是忍耐的結果。從張新穎所引述的文字，不難看出他對沈從文此時的心境有著體貼，對張兆和有著敬重，當然對從未開口的高青子也有著同情。這一起“戀愛故事”來得快，去得也堅決。恁是時間流逝，發生的就發生了，人不在，事還在，如今我們再回頭看，不免感嘆，都是命運中人。

1939年6月入職，到1941年2月離職，高青子在昆明待了兩年左右時間。1941年7月，沈從文為此寫過一篇小說《看虹錄》，1943年3月改就，發表于同年7月《新文學》第一卷。小說講述一個“作家”男子夜訪情人，兩人在溫言良語中，向彼此獻上了身體。今日重看這篇小說，因為知道了故事的原委，體味很不一樣。從小說技巧而言，心理欲念的鋪寫，對話的想象，身體欲望的曲筆，都很有現代小說的特質。倒是小說里頭有一句話抓住了我的眼睛，或許有著更深的意思。“我在寫青鳳，《聊齋》上那個青鳳，要她在我筆下復活。”10這一句初看平常，不過引用了聊齋里的人物而已。不妨稍作考究，《青鳳》是個怎樣的故事？據《聊齋志異》之“青鳳”篇，一個青年耿去病在老宅，夜遇狐仙一家，愛上了狐仙女子青鳳，沖破阻撓，得成姻緣。這個故事常被理解為，沖破禮教的戀愛自由。殊不知，遇見狐仙時，耿去病已有妻室，青鳳嫁給他做的是妾。青鳳的身份有兩層，一是愛人，二是妾。在《看虹錄》里，小說中人“作家”說要讓青鳳在他筆下復活，復活什么呢？是指如火的愛得以延續，還是現實的困境如同聊齋的歡喜結局一樣得以解決？小說中的“作家”愛上了別的女人，現實中的沈從文愛上了高青子。在蒲松齡的筆下，青鳳的結局，的確是做了妾，但并不違背當時的社會道德，至少妻子對丈夫納妾少有否決權。時代不同，這樣的“復活”在沈從文的筆下復活已是奢望，何況在現實的生活中。

身處新舊時代的更迭之際，沈從文是一個現代作家，他骨子里當然也有舊時文人的觀念，兩者既相融，也相斗。這與他的教育過程有關系，也與他的生命經驗有關，更與時代觀念的演變相關。在民國時期，有“復活青鳳”的念頭也屬正常，現代婚姻制度與傳統婚配觀念依舊在交鋒。沈從文的痛苦在于克制，他選擇了原有的家庭，就辜負了高青子。選擇高青子，就傷害了張兆和。無論做哪一種選擇，對另一方都是傷害，沈從文都將經受折磨。新的社會風習要求他必須做出一個選擇，現實中不可能再有聊齋里“青鳳”的圓滿。此等艱難在一個內心善良的人那里，非常人所能想象。從沈從文的痛苦和他所幻想的“青鳳復活”中，所折射的還是沈從文的天真和善良，他無法做出拋妻棄子的事情。陳寅恪先生在《元白詩箋證稿》中說：

縱覽史乘，凡士大夫階級之轉移升降，往往與道德標準及社會風習之變遷有關。當其新舊蛻嬗之間際，常呈一紛紜綜錯之情態，即新道德標準與舊道德標準，新社會風習與舊社會風習并存雜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斯誠亦事實之無可如何者。雖然，值此道德標準社會風習紛亂變易之時，此轉移升降之士大夫階級之人，有賢不肖拙巧之分別，而其賢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終于消滅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則多享受歡樂，往往富貴榮顯，身泰名遂。11

沈從文的這份天真和善良，即陳寅恪所言的賢和拙。撫今追昔，這段話真是精妙至極，其開闊在于將人之群分，置放于新舊社會交替的時機，君子和老實人，感受痛苦和分裂。小人和滑頭，識時務而進，不經焦灼，不辨是非，隨時擁抱新的規則。

不言大義，僅指情感的處理，沈從文和胡蘭成就是兩個截然不同的對照。沈從文誠實面對自己情感的變化，老老實實，不知所措，還曾跑去告訴林徽因尋求幫助。胡蘭成則選擇了，愛一個，棄一個，再愛，再棄，一路享受歡樂，真如陳寅恪說的那樣，富貴榮顯，身泰名遂。用陳寅恪評元稹的話形容他一樣熨帖：“抑更推言之，微之之貶江陵，實由忤觸權貴閹宦。及其淪謫既久，忽爾變節，乃竟干諛近幸，致身通顯。則其仕宦，亦與婚姻同一無節操之守。惟窺時趨勢，以取利自肥耳。”12 何止元稹，豈止胡蘭成，窺時趨勢者多矣，取利自肥者多矣。賢者、拙者如沈從文，一生都在經受痛苦和消化痛苦中度過，動心是他無法控制的，能給予他精神支撐的，也就是前半生的文學和后半生的文物。

亂世出英雄，也出梟雄。出君子，也出滑頭。相比梟雄和滑頭對新社會的從容適應，君子和英雄就要艱難得多。在沈從文身上，“青鳳”看似一個情感問題，說到底，還是新舊社會風習的并存雜用下，一個人的自處選擇。常人遭遇一次新舊更迭已是艱難，沈從文這批文人遭逢了兩次道德標準和社會風習的變遷。一次是現代文學時期，一次是新中國成立之后，都是新舊交替蛻嬗的間際。對沈從文的痛苦和焦灼，今人想要“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也”，體察其人其心，大抵是難以做到的。理解不了的，并不意味著就是錯的。在沒有足夠的證據證明對方是錯的時，更好的辦法是選擇相信他。如此試圖理解沈從文的“戀愛故事”，其實就是一個人和他所處時代的關系。任何人都成于他的時代，也受制于他的時代。至于為什么人與人的品質如此不同，“有賢不肖拙巧之分別”，大概是命運的設計。

五

張新穎寫沈從文的日常生活，特別是他在西南聯大的那段生活，多么耐心，一筆一筆寫日常，有窘迫，有艱難，又有希望。將日常生活、寫作、教書和家庭生活全部揉在一起，在那樣戰爭、流離等種種聚攏起來的獨特時空內，張新穎的筆穩如磐石，不多引申，不多生闡發，隱然間有一種希望在，又似帶著一些隱憂。

通過《沈從文的后半生》和《沈從文的前半生》這兩本書，可讀懂沈從文，也可讀懂張新穎，這大概是最理想的寫作，也是理想的生活。

注釋：

1應王國平先生約稿，本文部分內容首刊于《光明日報》（2018 年09 月25 日），原題為：懷著耐心，一筆一筆地寫日常——張新穎的沈從文傳記書寫及其他。刊發之后，添加了一半內容。

2“死去活來”當然只是一個表述。沈從文1949年的確有過自殺的嘗試，被救過來后回到了人群中，才有后來的從事文物研究工作。沈從文的寫作生涯“死”了，新的身份又“活”過來了。

3 6張新穎：《沈從文的前半生》，上海三聯書店2018 年版，第41、237—238 頁。

4 張新穎：《沈從文的前半生》，上海三聯書店2018 年版，第39 頁。張新穎提醒，關于沈從文和陳渠珍的精神聯系，參閱芳菲《沿著無愁河到鳳凰》，中信出版集團2015 年版，第1—53 頁。

5 沈從文：《南行雜記》，《沈從文全集（修訂本）》（第十一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9 年版，第84 頁。

7 沈從文：《友情》，《沈從文全集（修訂本）》（第十二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9 年版，第264 頁。

8 見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十卷），江蘇教育出版社1987 年版，第55 頁。

9 見張新穎《沈從文的前半生》，上海三聯書店2018 年版，第228 頁。原文見《沈從文全集》（第十八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 年版，第324 頁。

10 沈從文：《看虹錄》，《沈從文全集（修訂本）》（第十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9 年版，第342 頁。

11 12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 年版，第85、92 頁。

[作者單位：上海文藝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