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文藝觀潮·創(chuàng)作無愧于新時代的詩歌】

文運與國運相牽，文情與國情相連。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文聯(lián)十大、中國作協(xié)九大開幕式上的講話中指出：“改革開放近40年來，我們黨領導人民所進行的奮斗，推動我國社會發(fā)生了全方位變革，這在中華民族發(fā)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人類發(fā)展史上也是絕無僅有的。面對這種史詩般的變化，我們有責任寫出中華民族新史詩。”面對震古爍今、翻天覆地的史詩性變化，把握時代脈動，深入現(xiàn)實生活，扎根人民群眾，創(chuàng)新寫作方式，以飽滿的熱情、昂揚的氣魄創(chuàng)作中華民族“新史詩”，是詩人光榮的使命和不可推卸的責任。

眾所周知，史詩作為人類早期的精神產(chǎn)品，是指經(jīng)集體編撰而成，反映人類童年時期的英雄傳說或歷史事件的古代敘事長詩。根據(jù)描寫對象，大體可分為創(chuàng)世史詩和英雄史詩兩大類，前者又稱神話史詩，充滿幻想和神奇色彩，比如巴比倫的《吉爾伽美什》，印度的《摩訶婆羅多》《羅摩衍那》等；后者專門講述英雄人物的事跡，比如《伊里亞特》《奧德賽》等。史詩因為背景宏闊、人物眾多、時間跨度大，且吸收了民間文學的營養(yǎng)，不僅成為認識一個民族的百科全書，也是一個民族精神標本的展覽館。遺憾的是，迄今為止，史詩的定義和界定標準都是西方提供的，按照西方一些現(xiàn)代學者的觀點來說，中國是沒有史詩的。英國學者波拉就武斷地指出，中國充其量只有“前英雄詩”或“哀歌”；美國學者海濤華則認為，在中國文學中可以看到歐洲文學中除了史詩之外的所有重要文類。這種說法既缺乏依據(jù)，也不符合中國的文學實踐。事實上，自中國第一部詩歌集《詩經(jīng)》以來，中國就建立了在文體和觀念上與西方史詩迥然不同的史詩范式。也就是說，中國的史詩描寫的主角不是個人而是人民，題材不是神話而是現(xiàn)實，其在內涵上是一種建立在歷史事件、人物、場景基礎之上，弘揚一個國家或民族主體文化和精神的文學樣式。這意味著，中國的史詩不是創(chuàng)世史詩、英雄史詩，而是文明史詩、現(xiàn)實主義史詩，頌唱的是人民群眾和他們展現(xiàn)出來的集體英雄主義和文化精神。

“五四”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后，不少詩人進行史詩創(chuàng)作，但其數(shù)量既不能和普通詩相提并論，質量上更無法與時代精神的浩瀚星空相匹配。也就是說，這些“史詩”僅限于篇幅的“長”，尚缺少精神的“重”，在文體和思想高度上并未實現(xiàn)對《詩經(jīng)》、杜甫詩實質意義的超越。詩人李少君曾說：“詩人總是成為感知時代的先鋒，詩歌總是成為時代的號角和第一聲春雷。”孔穎達的《毛詩正義》說：“詩人覽一國之事以為己心。”既然新時代為中國詩歌提供了新的機遇，賦予了新的使命，詩人就應該秉持歷史責任感和時代使命感，創(chuàng)作更多體現(xiàn)中華文化精髓、反映中國人審美追求、傳播當代中國價值觀念、符合世界進步潮流的新史詩。那么，當代詩人在新史詩創(chuàng)作實踐中，應該堅持什么原則呢？

一是堅持民族性，詩人要做民族詩人。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靈魂。毛澤東在談及文化的民族性時說：“這種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是民族的。它是反對帝國主義壓迫、主張中華民族的尊嚴和獨立的。它是我們這個民族的，帶有我們民族的特性。”具體到史詩創(chuàng)作，按民俗學家鐘敬文的觀點：“一部民族史詩，往往就是該民族在特定時期的一部形象化的歷史。”也就是說，史詩是民族精神的結晶，是人類在特定時代創(chuàng)造的高不可及的藝術范本，是特定歷史時代的產(chǎn)物，每一部史詩都是具體歷史的和具體民族的。這意味著，史詩是建立在民族文化之上的一種能夠提升和強化民族精神和國家認同的“宏大敘事”。吉狄馬加的《我，雪豹……》就是立足彝族“小傳統(tǒng)”、面向中華“大傳統(tǒng)”抒發(fā)個人情懷的、具有史詩氣質的典范之作。民族既是史詩創(chuàng)作的“對象”，也是史詩激勵的目標。當代詩人的史詩創(chuàng)作，必須堅持本土的、民族的精神特質，堅定用文藝振奮民族精神的價值取向，在具體實踐中立足本土，洋為中用，古為今用，通過史詩體認民族精神氣魄，彰顯民族美學精神，發(fā)出詩歌的民族聲音，使自己的作品成為激勵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不斷前行的精神力量。

二是堅持時代性，詩人要做時代詩人。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藝，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精神。馬克思指出：“我們判斷這樣一個變革時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識為根據(jù)；相反，這個意識必須從物質生活的矛盾中，從社會生產(chǎn)力和生產(chǎn)關系之間的現(xiàn)存沖突去解釋。”列寧強調：“在分析任何一個社會問題時，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絕對要求，就是要把問題提到一定的歷史范圍之內；此外，如果談到某一國家，那就要估計到在同一歷史時代這個國家不同于其他各國的具體特點。”偉大作家都把時代作為問題的實質，把問題作為時代的中心，讓與時俱進占據(jù)真理與道義的制高點。時代是文藝的靈魂，文藝是時代的先聲，詩歌特別是史詩更應因時而興，乘勢而變。如果說郭沫若面對的時代主題是啟蒙，艾青、賀敬之面對的是救亡、解放，李瑛面對的是建設，今天我們面對的則是發(fā)展。詩人有幸生活在這樣一個日新月異的時代，火熱的社會實踐、恢宏的時代旋律是史詩的底色。如果說史詩是一種文化認同，這種認同不僅是對我們當下時代的認同，也是對國家和民族未來的認同，更是通過和新時代偉大歷史進程同頻共振，將人民在文化和精神層面團結起來。因此，史詩創(chuàng)作必須反映時代、觀照時代，立足解決時代問題、回應時代課題，把當代中國發(fā)展進步和當代中國人精彩生活表達好，把中國精神、中國價值、中國力量吟詠好。

三是堅持人民性，詩人要做人民詩人。人民性是馬克思主義最鮮明的品格，馬克思在《1844年經(jīng)濟學哲學手稿》中提出要關注“各國人民未來的生活”，在《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中提出關注“建筑在這個基礎上的整個社會結構，以及與之相聯(lián)系的人民權力”。社會主義文藝是人民的文藝，關注人民的生活、感受人民的喜悲、傳遞人民的心聲、描繪人民的夢想，是中國氣派的文藝的核心法則，正如魯迅所說：“文藝是國民精神所發(fā)的火光，同時也是引導國民精神的前途的燈火。”朱自清說：“‘人民性’也是一種道。”史詩既需要把人民作為創(chuàng)作的源泉，也需要把人民作為服務的源頭，一個詩人只有和人民同呼吸、共命運，與人民生活在一個價值層面上、一個精神共同體中，才能創(chuàng)作出群眾喜聞樂見、接地氣的作品，才能稱得上“人民詩人”。史詩的人民性不是別的，就是人民的實踐、群眾的聲音，比如梁平的《重慶書》是近年來頌唱現(xiàn)實主義的長篇佳作。一部作品好不好，能不能站得住腳，不是某個人或某個小圈子說了算的。馬克思說：“人民歷來是作家‘夠資格’和‘不夠資格’的唯一評判者。”只有堅持為人民寫作，我們的史詩才會有尊嚴，才會得到人民的承認。

必須重申一個老觀念，文學作為一種社會意識形態(tài)，既來源于社會生活，也是作家對社會生活能動反映的產(chǎn)物。高爾基說過，文學就是人學。這意味著，文學是一種誨人的精神武器，她一旦掌握了廣大讀者，就會在社會生活中產(chǎn)生重大的作用。在自媒體時代，詩歌在迎來繁榮的同時，也產(chǎn)生了很多負面的東西。詩人梁平認為：“當前的不少詩歌作品，一味地玩技巧、玩概念、玩語言、玩獵奇，津津有味，樂此不疲，看不見批評。這個現(xiàn)狀由來已久。所謂‘詩歌熱’，更多是在詩歌圈子里熱火朝天，各種分享，各種詩歌活動，各種冠以世界、全球、桂冠的評獎猶如萬花筒似的在旋轉，光怪陸離，泥沙俱下，良莠不分。”詩歌特別是史詩，是“立人”“塑造人”重要的精神工具，肩負著“培根鑄魂”的重任，且不說《詩經(jīng)》、杜甫“三吏三別”這種中國文學史上彪炳千秋的作品，即便檢視西方文學史，歌德的《浮士德》、但丁的《神曲》，尤其是荷馬史詩，都屬于培育國民素質的作品范疇。因此，詩人必須用明德引領風尚，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統(tǒng)攝個體創(chuàng)作，用鮮明民族特點和個性的優(yōu)秀作品達成“詩的共識”，進而實現(xiàn)社會共識、文化共識。

扎根民族，立足時代，面向人民，拿出積淀著中華民族最深層的精神追求，代表著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的優(yōu)秀作品，是史詩創(chuàng)作必然取向，也是主體自覺、文化自信在一個人民詩人創(chuàng)作上的應有體現(xiàn)。毫無疑問，一旦詩人對當下“史詩般的實踐”有正確的體驗和認知，激發(fā)出創(chuàng)作史詩的雄心，個人強烈的歷史意識無疑會和不朽的“家國天下”精神共鳴共振，亦即為時代寫作（立功）、為人民寫作（立德）和為個人寫作（立言）就會完美地統(tǒng)一。而詩人通過“大國寫作”或“大時代寫作”，也會由“小我”升華為“大我”，由個體詩人轉變?yōu)槿嗣裨娙恕?/p>

（作者：李瑾，系青年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