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批評的變異

當下的文學正處于一個復雜的轉型期，當下的批評同樣處于一個困難的變革期，重建批評的規范性和學術性任重道遠。在這樣的背景下，深入反思批評的內在問題，強化文學評論的“批評性”，就是一個十分重要的“使命”了。

不管是文學評論的“唱盛”、“唱衰”，或“捧”或“罵”，都涉及到一個文學的核心問題：即對當前文學以及1990年代以來文學的判斷與評價問題。絕對的“興盛說”和“衰退說”，“捧殺論”與“棒殺論”，其實都是不科學的。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新時期文學，被稱為當代文學史上的高峰期、黃金期，這里不去贅述。1990年代之后的多元化時期文學，已歷近三十年時間。這一時段的文學比前一時段的文學，要更復雜、混沌、多變；更難以辨析、把握、評價。客觀地講，作品數量龐大，題材領域宏闊，文學類型增多，藝術品位提升，作家隊伍擴張，其繁盛景象是空前的。這自然是要肯定、總結的。但在急劇發展中卻充溢著泡沫，在自由的探索中掩蓋著思想和藝術上的盲目。文學還能不能更宏觀、深入地把握和表現現實、歷史乃至未來；還能不能更有力、切實地引領時代和民眾的精神前行；還能不能創造出更豐富、新穎的藝術形式和手法來？這是需要思考的。

中國文學正處于新舊交替、融合創新的轉型時期，問題與危機在所難免。如評論家孟繁華說：“一個令人悲觀又無可回避的問題是，包括長篇小說在內的敘事文學的確式微了。……新的長篇小說可能還會大量生產，但當我們再談論這一文體的時候，它還能被多少人所認知，顯然已經是個問題。”他從長篇小說的處境看到了敘事文學的衰微，看到了市場化社會文學的邊緣化地位。作家格非則說：“接下來文學的走勢，我覺得可能就是，若干年當中，大家都很平庸。寫出了一些好的作品，這些作品可能都比較重要，但沒人會關注。一直要等到一個偉大的作家出現，他可能會重新喚起讀者們對于文學的熱情。比如說像馬爾克斯這樣的作家的出現，他一下子在整個世界上又掀起一個巨大的潮流，出現了一個天才的作家，大家開始重新來讀，把拉丁美洲的這些東西帶出來。我覺得這可能是將來的一個變化。”我以為，對1990年代以來的文學，有了客觀理性的認識，我們的文學評論才不會滑向絕對肯定和否定的極端地步；才能準確把握文學發展中的問題與危機，進而作出批評性、建設性的闡述和評論來。

文學批評貴在“批評”

文學評論已成為人文學科中的重要學科，它包括文學理論、文學史、文學批評三個分支學科。理論來自實踐，從而又引導實踐，從文學批評到文學史、文學理論，是一個循環往返的過程。在這個循環系統中，文學批評處于基礎性地位。它是具體的、鮮活的、變動的、本源的。要做文學批評，須有豐厚的文學理論修養，還要諳熟當下的文學狀況。惟有豐富、扎實的文學批評實踐，才會有新穎、強健的文學理論形態。正如韋勒克所說：“批評是概念上的認識，或以這樣的認識為其目的。它的終極目的，必然是有關文學的系統知識，是文學理論。”而當下的文學評論學科，卻存在著分化和無序狀態。文學理論距離文學批評十分遙遠，還在舊有的理論框架和觀念中左沖右突；文學批評漠視文學理論。幾十年來文學理論鮮有大的突破和發展，與文學批評的“野蠻生長”密切相關。正如於可訓指出的：“當今文藝批評存在著許多異化現象，甚至出現了某種程度的深層意識的異化，應該是可以成立的。當然，這個過程是逐漸發生的，經歷了由克服政治性的異化到出現市場化的異化的復雜變化。”

這里有必要對文學批評的概念和內涵做一些梳理和辨析。“批評”一詞按照辭典的解釋，有評論、評判、評點、評注，指出缺點、錯誤并提出意見等多重意思。而在西文中，“批評”一詞來源于古希臘文“判斷”（krinein）。在中西文化中，“批評”的本意都是判斷、評論、批評。美國文學理論家艾布拉姆斯指出：“理論批評是在普遍原則基礎上提出的明確的文學理論，并確立了一套用于鑒別和分析文學作品的術語、區分和分類的依據，以及用于評價文學作品及其作者的標準（原則，或規范）。”這里強調了文學批評的理論性、標準性。中國當代文學理論家王元驤說道：“所謂文學批評，也就是指人們根據一定的審美觀念和趣味標準，對于文學現象，特別是文學作品從理性的高度所進行的分析和評判，是對文學欣賞所得的感受和體驗的一種理性上的把握和說明。”他突出了文學批評的審美體驗和理性把握。文學批評的本質、功能，就是對文學現象和作家作品的闡釋、判斷、評論，以及肯定、褒揚、批評、指正等等。而其中，判斷、批評是重心、主旨。

文學史的實踐證明，那些真正有建樹的批評家，大都具有執著的批評精神，譬如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胡風、李健吾、唐弢、李長之等。古今中外的眾多文學理論大家，從他們的理論和實踐出發，提出了文學批評重在“批評性”的鮮明觀念。俄國19世紀文學史上的“別車杜”，他們不僅創建了革命民主主義美學，同時投身當時的文學潮流，及時批評作家作品，推動俄羅斯的批判現實主義文學創造了一個輝煌時代。別林斯基說：“我們還要說，確定作品的美學上的優劣程度，應該是批評家的第一步工作。”車爾尼雪夫斯基說：“批評如果要名副其實成為批評，它就應該更嚴格些，更認真些。”杜勃羅留波夫說：“批評應當是永久的藝術法則對個別作品的應用，應當像鏡子一般，使作者的優點和缺點呈現出來，指示他正確的道路，又向讀者指出應當贊美和不應當贊美的地方。”他們主張全面地評判作家作品，用更嚴苛的尺度，指出批評對象的缺點、問題。中國的現代批評家同樣強調文學評論的“批評性”特質。既是作家又是批評家的魯迅，他的話是我們耳熟能詳的：“批評必須壞處說壞，好處說好，才于作者有益。”他反對批評的“罵殺”，更反對批評的“捧殺”，說：“批評的失了威力，由于‘亂’，甚而至于‘亂’到和事實相反，這底細一被大家看出，那效果有時也就相反了。所以現在被罵殺的少，被捧殺的卻多。”現代文學史上另一位批評大家李長之，認為“批評是反奴性的”，“批評是從理性來的，理性高于一切。所以真正批評家，大都無所顧忌，無所屈服，理性之是者是之，理性之非者非之。”他所謂的理性，就是文學批評的理論性和學術性，這是文學批評的剛性特征。

有論者說：批評家要更多關注當下文學的進步與成就，作家作品的優點和創新。這說法并沒有錯。但強調過頭，就有違批評規則。真正的批評主張全面觀照文學，突出建設性批評。面對當下批評的庸俗化、圈子化、功利化，主張強化“批評”，重建批評規則，也許才能打破批評困局。

在“對話”中“建構”

強調文學評論的“批評性”，并不意味著批評家可以任性地使用批評“特權”，高高在上、口出狂言，棒打評論對象。而是要倡導批評家與評論對象之間，構成一種真誠的“對話”和“建構”關系。我們并不一概反對表揚式批評和罵人式批評，但必須有道理、有分寸，做得過頭往往事與愿違。而“對話”批評，要求批評家與作家作品之間，形成雙主體關系，在反復、深入的交流之中，得出科學的判斷與結論。它既不溢美，也不隱惡，既注重肯定，更突出批評，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文學批評。

“對話”批評不是批評方法、批評原則，而是一種批評立場、批評方式。各種批評流派、方法，都可以使用“對話”批評方式。它流行在西方各國的文學批評界，也運用在中國文學批評中。但中國文學“對話”批評顯得有些薄弱，只有那些學者型的批評家才喜歡運用。對話批評是20世紀二三十年代，在蘇聯批評家巴赫金的理論和批評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一種批評模式或方式，加達默爾、哈貝馬斯、托多羅夫等一批西方評論家逐漸完善和深化了“對話”批評理論。它不像英美新批評、女性主義批評、接受美學批評等形成自己的批評流派，在自己的領地深挖廣掘，而是一種具有獨特的理論張力和有效的批評實踐的批評模式，在眾多的批評領地生根開花。托多羅夫在他的代表作《批評的批評》一書中，深刻地批評了那種頌揚式批評：“只有在批評家與作家觀點完全一致的時候，對話批評才不可能進行，在這種情況下，任何爭議也不會發生，對話被贊頌所取代。”他認為批評家與作家之間：“對話批評不是談論作品而是面對作品談，或者說，與作品一起談，它拒絕排除兩個對立聲音中的任何一個。被批評的作品不是應起‘元語言’作用的物，而是批評家所遇到的話語，被批評的作家是‘你’而不是‘他’，是我們與之探討人類價值問題的對話者。”

“對話”批評有兩個要點。一是對批評對象的認識、判斷，是在復雜的“對話”過程中產生的。批評家面對作家作品和文學現象等，多數情況下只是發生在批評家與文學文本之間，作家只是一種想象的存在。批評家在細讀作品的感受、認識、評判等一系列過程中，構成了與作家思想、情感以及觀念等的交流、矛盾、融合等審美活動，最終獲得了對批評對象的準確、深刻的認知。二是對話批評是一種深入的、剖析的批評方式。它力求在深廣的交流中，把握對象的“整體性”面貌，同時把握對象的“矛盾性”內涵，進而給出作家作品應有的歷史位置、文學價值、藝術特征，乃至思想局限、藝術不足等。作家作品的優勢劣勢、長處短處等，是全面的、辯證的指出的，因此對作家、讀者更具有啟發性和建設性。如批評家李建軍近期的兩篇長篇作家論：《有助于善，方成其美——論托爾斯泰的藝術理念與文學批評》《當代作家的精神困境與思想局限——以陳忠實為例進行考察》，對兩位現實主義作家，進行了宏觀而精深的觀照、剖析，既肯定了他們對歷史、現實的出色思考與表現，又揭示了他們在思想和藝術上的矛盾和局限，是兩篇批評力作，具有鮮明的“對話”批評特征。而在當下某些批評家的文章中，我們往往看到的是，要么“我注六經”、文本中充滿了批評家主觀的想象和評判；要么“六經注我”、文本中作家淺層的思想情感完全取代了批評家主體的感受與判斷。我們需要認真研習、借鑒“對話”批評理論，改變我們的批評理念與方法。

文學批評有著廣闊的舞臺。在文學思潮、流派及現象領域，要深入探索、精準把握，確實呈現出當下文學的特征、脈動和走向來。這方面的開拓格外需要加強。在作家作品研究領域，要變革研究方法和方式，汲取“對話”批評理論的思想與經驗，使作家作品研究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在文學評論的批評領域，要努力學習西方文學理論和中國文學理論，逐步建構一種現代的、民族的文學理論和批評。特別要反思、改變當下文學批評的亂象和俗氣、戾氣，促進文學批評的良性發展。文學批評的健康、興旺生長，才能為文學史、文學理論奠定沃土良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