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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論語》的早期版本情況，我們今天可以通過班固的《漢書·藝文志》大致有所了解。

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說，“《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于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

《論語》在戰國初期成書之后，經歷了秦始皇時代的“焚書坑儒”，隨著西漢王朝的勃興，《論語》的傳承進入了新的階段。這一時期，《論語》以口頭傳授的方式分為兩支，根據師承流傳的源流，名為《齊論語》和《魯論語》，也就是來自齊地儒師解說的齊版《論語》和魯地儒師解說的魯版《論語》。此外，還有所謂的《古論語》，這個本子長期隱匿于孔子故宅的夾壁中，漢武帝時期才得以問世，并逐步為世人所知。其中，魯人傳授的《魯論語》有20篇，齊人傳授的《齊論語》有22篇，從孔子故宅夾壁中發現的《古論語》則為21篇。

西漢末年，張禹被舉薦擔任太子（后來的漢成帝）的老師，講授《論語》。由于當時的版本篇章與解說各異，張禹以自己本來師承研讀的《魯論語》為基礎，兼采《齊論語》，擇善而從，形成了統一的版本《張侯論》。這個本子為世人所重。東漢著名的學者鄭玄就是以《張侯論》為底本，參考《齊論語》、《古論語》，為之作注。到魏何晏撰成《論語集解》，《論語》的版本基本定型，也就是我們今天能夠看到的樣子。

到了唐代，《論語》和《周易》《尚書》等諸多經典一道，在開成二年（公元837年）被刊刻在巨大的青石之上，這就是著名的《開成石經》。它們立于長安城的國子監內，成為當時知識分子必讀書，同時也是讀經者抄錄校對的標準版本。

宋代以后，有關《論語》的注釋本中，朱熹的《四書集注》是不能不提到的。雖然從今天的眼光來看，朱熹的《四書集注》與后出的研究型著作相比，有不夠嚴謹之處，但它在儒家傳統文化中的深遠影響和科舉歷史上的主流地位，卻是無法忽視的。

清代劉寶楠所撰的《論語正義》，注釋詳備，并充分吸收了清代考據學的成果，是現代以前學術界公認最好的《論語》注本。今人研究《論語》，它仍然是必備的參考書之一。劉寶楠家學淵源深厚，曾主講廣陵書院。有趣的是，劉寶楠最初的治學興趣是在《詩經》和《周禮》之上。后來他和其他幾位當時的知名學者相約，每人各自專治一經，結果他打開自己抽選的題目一看，卻是《論語》。

《論語集釋》是中華書局“新編諸子集成”中的一種，撰者程樹德。本書博采古今，引用書目達680種，全書140萬言，為《論語》研究者提供了自漢到清的詳盡資料。值得一提的是，該書于抗日戰爭時期、作者困病之中撰成，難能可貴，稱得上是一部“憂患之書”。

《論語譯注》，楊伯峻著，全篇今注今譯，注釋簡明，詳略得當，譯文平實，是一個頗便閱讀的《論語》普及讀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