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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人向我誦杜甫《不見》詩：“不見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敏捷詩千首，飄零酒一杯。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然后下問道：“杜甫說李白‘佯狂’，莫非李白平素的狂態是假的？且老杜于太白，向無間言，那該如何理解這里的‘佯狂’呢？”我思考之后，感覺這個問題難以一二言作答，似乎撰成小文以奉對友人比較好。

“狂”字，《說文》解釋為“狾犬也”，今天說狂犬、瘋狗。段玉裁注云：“假借之為人病之稱。”所以古人云“狂”，多以為是瘋癲之疾。《逍遙游》中接輿講藐姑射山神人的故事，肩吾“以是狂而不信也”，即以為接輿講的是瘋話。而讓梁任公誦之墮淚的“公無渡河，公竟渡河。墮河而死，其奈公何”之詩，也源自“有一白首狂夫，被發提壺，亂流而渡，其妻隨而止之，不及，遂墮河而死”。（崔豹《古今注》）直到魯迅先生作《狂人日記》，仍是為一瘋人寫真。大概因為瘋者必傻，唐代孔穎達疏釋《詩》《書》，以及慧琳作《一切經音義》，又多以“愚”訓“狂”。

查閱古今學者對杜詩的注釋，此處或者不出注，或者承襲宋代趙次公的注：“箕子避紂而被發佯狂。唐新史載，白以永王璘之累，長流夜郎。會赦，還潯陽，坐事下獄。”又解釋第三句云：“潯陽之獄，蓋亦眾人欲殺之證。”箕子大約是書上記錄的第一個佯狂的人。他的故事，《論語》《天問》《史記》都有提及，漢人文章，也屢屢引之，都說箕子“被發佯狂”。把頭發披散開來的“佯狂”，正是裝瘋賣傻之義。所以杜公是講李白因先后遭逢流放和獄事，不得不假裝癲狂，以求全身保命，故云“可哀”。（太白天才，人所共知，這時再扮傻，自是八月十五看花燈——晚矣，故只能裝瘋。）

裝瘋須畢肖，方為全身良方。明初名詩人袁凱，辭了朱元璋的官，每日把面粉做成狗矢狀，暗置街衢，當眾撿拾大嚼，這才免于追究。（戴冠《濯纓亭筆記》）其他不能降志辱身的文士，無論在官的還是辭官的，都不得其死，唯獨袁凱螻蟻一命，茍全于盛世。后來寧王欲反，唐伯虎思從府中逃歸，沿襲故智，陽狂自處，至發露下體，這才被放歸。（張萱《西園聞見錄》）非得把自己搞成“吃屎狗”、“露陰癖”才能免難，佯狂至此，再無一絲半點尊嚴可言。李白真有過“裝瘋”的舉動嗎？史無明文。多半他拉不下臉面，吃不得屎，脫不得衣，所以終究一不免于流放，再不免于牢獄。佯狂堪哀，卻不能徹底地瘋了，瘋到被遺忘，依然遭人憎惡與折磨，所失萬千，所得幾何？人生到此，情何以堪，更何況是千年一遇的天才。

《不見》一詩，自當依據趙注為正解。此外，似乎還可以別作一解。這一別解雖非本義，但未嘗不能從現實和詩中引申而出。蓋“狂”字很早就有了進取、放蕩、傲慢的引申義。孔子屢言“吾黨之小子狂簡”（《論語·公冶長》）、“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論語·子路》）后人云狂傲、狂放、疏狂、輕狂，莫不由此而來。后一句，梁代皇侃《論語義疏》引東晉江熙的解釋說：“狂者知進而不知退，知取而不知與，狷者急狹，能有所不為，皆不中道也。然率其天真，不為偽也。季世澆薄，言與實違，背心以惡，時飾詐以夸物，是以錄狂狷之一法也。”李白平日之狂，半出天性，在己本是天真自然，鄉愿之輩卻不能理解，便覺得是“佯狂”。

有天才，生命力強盛的人，往往像春天里瘋長的野草，很是讓喜歡整飭有序的園丁惱火。假如這天才還有遠大的理想，有高尚的品格，那就更加不幸了。他稱心而行，一言一動，無不光彩四射、磊落皎潔，可是下至蜩與學鳩，上到鴟鸮，以己度人，便會以“滿腹機械”目之。（葉方恒形容顧炎武語。）《笑傲江湖》里面，天下英雄先是相信令狐沖結交匪類、玩弄女尼，后來又以為他竊取《辟邪劍譜》。金庸先生于世情可謂透徹。當然，這并不是什么稀罕道理。“木秀于林，風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眾必非之。”這是西晉李康《運命論》中的名言。又東晉虞預《會稽典錄》，載文種遣吏謁奉范蠡，該吏回報說：“范蠡本國狂人，生有此病。”文種笑曰：“吾聞士有賢俊之姿，必有佯狂之譏。內懷獨見之明，外有不知之毀。”（張守節《史記正義》引）

李白醉不上船，讓高力士脫靴、磨墨，風流如仙，可高力士會不會對玄宗說，這是佯狂自高、矯飾取譽？玄宗容不下寫“不才明主棄”的孟浩然，自然也容不下“佯狂”的李白。天子不容，順理成章，便是世人欲殺。

前文云太白之狂，半出天性，另一半恐怕便是應激于世事之狂。世中沉濁，世人昏惡，會刺激得狂人愈加狂傲。魯迅先生在著名的演講《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中說，阮籍、嵇康之徒，覺得曹操、司馬懿們借禮教之名殺人，“褻黷了禮教，不平之極，無計可施，激而變成不談禮教，不信禮教，甚至于反對禮教。——但其實不過是態度，至于他們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禮教，當作寶貝，比曹操司馬懿們要迂執得多。”于是一天天狂起來，甚至狂成了魏晉風度的宗師。錢鍾書先生在《管錐編》中進一步區分了嵇、阮。他說阮籍尚是“避世之狂”，不過借以免禍；而嵇康卻是“忤世之狂，故以招禍”。“狂狷、狂傲，稱心而言，率性而行，如梵志之翻著襪然，寧刺人眼，且適己腳。既‘直性狹中，多所不堪’，而又‘有好盡之累’，‘不喜俗人’，‘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安望世之能見容而人之不相仇乎？”

若挪魯迅、錢鍾書的分析以解杜詩，那么“佯狂”是世人對李白的品目，“可哀”是杜公對太白的同情。人世容不下真正的天才，以至人人欲殺，而憐才者不過“乾坤一腐儒”，千載下讀來，仍然令人酸楚淚落。而不論本義與別解，詩人“獨憐才”的胸懷，都那么動人。每次沉郁中讀杜甫的詩，都像經過嚴冬與春天重逢，這就是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