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若干年前，王德威曾為李歐梵編過一本《現代性的追求》，傳播甚廣，從此以后，“現代性”與中國現代文學緊緊勾連，成為論說中國現代文學最重要的維度之一；后來我也曾為李老師編過一本《中國現代文學與文化十講》，試圖呈現他在中國現代文學與文化研究方面的不同面向；這次有機會再為李老師選編文選，編入了近年新作及少量舊作，仍然不避重復，冠以《現代性的想象：從晚清到當下》之名，實在是想彰顯李歐梵一以貫之的“現代性”的內在理路和復雜意涵。

1970年代末，李歐梵受命為《劍橋中國史》撰寫關于“現代文學”的內容，提出“追求現代性”的觀念。這一概念，原本用來指涉1895年以來直至1927年間，中國文壇的總體取向，考察一個世代里面文人知識分子如何苦心孤詣地介入歷史和現實，寫出他們的富強與民主之夢。這里所說的“現代性”的內涵，遠比今天我們所玩弄的各色“現代”理論，以及經此表現出來的對技巧或立意“新潮”、“前衛”的迷戀，來得沉重。在中文的語境里，“現代”和“現實”固然總也包含一絲對立的意味，但究其極，兩者的牽連是何其緊密。我們今天習慣于為“現代性”加上種種前綴和修辭，如“性別”“翻譯”“另類”等等，以表明其多變的面向，可是殊不知，我們視為陳舊的“現實主義”或曰“寫實主義”，才是李歐梵發展他“現代觀”的重要資源。

晚清流行“耳聞目睹”式的寫作，過去的意見，多指認這樣的“寫實”不出對社會黑幕的揭示和再現，但李歐梵卻從莫雷蒂的“史詩”理念里汲取靈感，認為“現實世界”或可以翻轉為“世界現實”。晚清小說漸積而變，不僅借鏡師法外國小說，而且更直接成為世界知識環流中的重要一環。“翻譯”自然是個中推手。李歐梵既關心林紓、包天笑、惲鐵樵這樣的譯者在處理具體文學文本上的作為，同時也在意這些譯作所形塑、召喚的新的文學類型，乃至由此類型所模塑的情感結構在一個轉變時代里的價值和作用。清季小說以道德上的艱難抉擇為重要的表現內容，而女子又是個中的主角，這樣的模式，也許還帶有傳統閨怨的假面，但更大的因緣恐怕是維多利亞小說對女性道德世界和家庭生活的呈現。“情生驛動”，由此可見一斑。

晚清社會和思想的另一大現實，對李歐梵來說，或許是由科幻，或曰科學、理想小說這一文類來鑄就的。全新的題材，以及科學背后所負載的啟蒙、救亡的觀念，自然是研究者所不能忘卻的。但是，科學小說，同其他一切的西洋文學一樣，其來有自，衍生它的語境里面充斥各種野蠻、殖民的意識，同樣形成一種現實。面對這種現實，晚清的譯者如何做出他們的改造，以及這樣的改造又如何與時俱變，才是李歐梵念茲在茲的問題。在討論《夢游二十一世紀》時，他和日本學者就特別注意到荷蘭小說如何穿梭在中、日、英不同的語境和歷史時段里，勾勒出那段有趣而多變的文本世界之旅。在這個意義上，“世界文學”作為一個復數，或許首先是指同一文本含有的不同文化形態的翻譯？

科學小說所提供的思考界面，如果再做延伸，不妨還是回到現實本身。現代科技帶來物質條件的更新，而更新的物質條件，又反過頭來為小說的發展，乃至廣義的文學現實，提供了現代的支撐。在李歐梵這里，“想象的共同體”和“公共領域”，便是兩個最重要的見證。報刊雜志所構筑起來的文化空間，使得各種聲音有了對話、交流的可能。尤其是身處不同時空中的人們，借助文字及其物質形態，而得以建立一種基于“想象風貌”的一體意識，并在這個人為的時空中，呼喚立國、建國的沖動，見證“物”之價值。

報刊小說的流行，必然是在聲光化電的城市里面進行的。五四知識人固然對鄉村世界抱有執念，但是，令這種執念可以落足的，歸根結蒂還是都市空間及其文化環境。面對鄉土世界，無論是哀憐，抑或頹廢，這樣的情緒，都因為有了都市的對照或容受，方能成其大。頹廢者，不僅意味著節奏上斷裂和脫節，同時，也是對此斷裂的持續迷戀，甚至唯美化再現。表面看來，新感覺派追新逐異、放浪無形，讓“頹廢”變成一種“惡趣味”，但是，李歐梵卻要指正，這樣的頹廢里面，恰恰有一個鄉村世界漸行漸遠的倒影，于是詭異的、恐怖的世界在諸如施蟄存的作品中魂兮歸來、徘徊不已。換言之，這種“非家”的意識，毋寧不是由頹廢所發出的一種反思。

當人人縱論現實主義如何直抵人心，寫出社會亂象之際，李歐梵祭出浪漫主義的法典，認為“大我”的有志一同之下，不妨仍有個體生命的氣息；而在左翼文學試圖清算資本主義的種種，并以精神上的無上追求來鼓動民氣的浪潮里，李歐梵看出，物質環境及其要素從來都不能從這種功能性的論述中被輕易排除，因而有必要重畫一幅充滿新文化史意味的物質地圖。他從歷史入文學，由微觀微物查考現代，每每以游動的、邊緣的姿態出擊，勾畫出現代中國“怪誕”“著魅”的心靈圖譜和歷史現實，指出現實的形象是何其多變，而現代的意涵其來路又何其多元。這種不愿立定一尊而標舉主流的做法，顯示了他對人文主義傳統無盡的追索和思考。

在李歐梵看來，無論是現代，還是后現代，人文素養從來不止于對聽說讀寫能力的指認，而是我們對各種各樣的聲音、現實的同情和尊重，懂得用知識和理性來思考人之為人的問題。他提出以“偶合”的觀念來重新理解歷史，以及歷史進程中“人”的所在。他將“時間倫理”的問題提上臺面，鼓勵我們用更為開放的思路來思考古今的“接枝”、中外的“對位”，乃至所有概念范疇的“變奏”。一言以蔽之，“現代性的追求”，不是要求一個根本、一個現實，而是各式各樣的“現實”“時代”和“屬性”的交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