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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原武漢大學沈祖棻教授的遺著《宋詞賞析》，沈祖芬教授的丈夫程千帆教授認為沈祖棻“這些文章以賞奇析疑為主，故此書以《宋詞賞析》為名”。同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還出版了加拿大華人學者葉嘉瑩教授的《迦陵論詞叢稿》，葉氏以西方現代意識流的觀念賞析吳文英的詞。自此，古典文學賞析方式在中國古代文學研究領域開始流行。1983年，上海辭書出版社先后出版了《唐詩鑒賞辭典》《唐宋詞鑒賞辭典》《宋詩鑒賞辭典》《元曲鑒賞辭典》等，在發行量上取得了巨大成功，嗣后，巴蜀書社出版了“中國古典文學賞析叢書”，其他各出版社亦不斷出版愛國詩詞、山水詩詞、愛情詩詞、元明清詞、傳奇小說、明清小說等各種賞析集和辭典，形成古典文學賞析熱潮，而且逐漸形成了賞析文章的規范。

新體賞析文，不同于傳統的評點式和感悟式的批評，也不同于近世的文學作品講解。賞析文的作者一般都是古典文學專家，對流行于當時的文學理論體系有較深入的理解，特別是對藝術的敏感。賞析文的對象是具有中等文化水平的廣大讀者，因此它必須是通俗的、文筆流暢而優美的完整小文，一般在千字左右，長者不超過兩千字，具有引人入勝的效果，適于受眾的審美趣味。

賞析文的重點在“賞”與“析”，特別強調通過對作品的語言、意象、修辭、藝術表現手法、結構、情節、形象、風格的具體分析，并概括出藝術的特征，繼而發掘作品思想的、社會的、文化的或文學史的意義。這是新時期以來古典文學界新創的通俗的古典文學作品解讀方式。

古典文學賞析以詩詞為主，因為詩詞是中國特有的精美民族文學樣式，雖然它們字面易識，但因其含蓄、凝練、意境深幽，表現手段獨特，尤其是許多作品未留下時地及情事的線索，正如蘇軾所說“名章俊語紛交衡，無人巧會當時情”，故難以索解，甚至有“詩無達詁”之論。然而我們可尋求文獻的記載，前人的解評，通過具體的分析而探索作品的意旨，進而鑒賞其古典的藝術，發現其深蘊的意義。作品的解讀是文學研究最基礎的工作，就詩詞而言，若要解讀傳統名篇的古典意義，必須進行非常艱苦細致的分析，絕非簡單的評點和感悟的批評可以解決。

某些作品在題目中留下了極模糊的時地線索，在賞析時必須說明具體創作的歷史背景。例如韓愈的《左遷至藍關示侄孫湘》，在解題時必須對“左遷”“藍關”“示”“侄孫湘”加以解說。其歷史背景是唐代元和十四年韓愈因上《論佛骨表》遭到貶謫而作。辛棄疾的《水龍吟·登建康賞心亭》在解題時必須對“建康”和“賞心亭”的地名進行解釋，由此而考知其創作的歷史背景。某些作品的創作對象和主旨是很難確定的，自來存在爭議，例如李商隱的《錦瑟》以詩的首兩字為題，實為無題詩，歷來認為它是政治詩、悼亡詩或愛情詩，但根據學者對李商隱戀情事跡的考證，可以認為它是愛情詩，而抒情對象是道女宋華陽姊妹，故情事極其纏綿而悲苦。

某些作品在文學史上自來推許為藝術的高標，但對其藝術之精微尚需具體分析。初唐詩人張若虛僅留下一首《春江花月夜》，聞一多先生以為它乃“詩中的詩，頂峰上的頂峰”。此詩雖用樂府舊題，卻別出新意，華美優雅，全詩寫春、江、花、月、夜，而以月為主，在月的照耀下，江水、沙灘、天空、原野、楓樹、花林、飛霜、白云、扁舟、樓臺、砧石、鴻雁，以及思婦、游子，組成完整的形象，將詩情畫意融為一體，不僅贊美自然的奇麗景色，更表達了人生的哲理。李白的《靜夜思》是五言絕句，僅二十字，前人認為它自然神妙，甚至“妙絕古今”。此詩簡短易懂，但它是怎樣妙絕的呢，這必須對每句加以賞解，突出其無理而妙，即在其看似違背常理與常情的描寫中，反復而深刻地表現了各種復雜的情感。李賀的《金銅仙人辭漢歌》是一篇充滿神奇想象、藝術風格獨特的奇作，其奇幻的意象、擬人化的手法、造語的冷峭、結構的錯落綿密，形成了諸美同臻的藝術精品，展現了詩人特具的鬼才。許多作品辭意幽微，我們需要通過對全篇細細尋繹才可能發現作品的意義。白居易的長篇敘事詩《琵琶行》敘述詩人貶謫九江，于船上聽長安故倡彈奏琵琶之事，由琵琶女自訴悲苦身世，而聯想到自己的遭遇，產生了深深的同情。我們對此篇的意義應從特定的歷史文化背景去理解，不應以現代社會關系觀念而否定其藝術價值。南宋初年朱敦儒的《鷓鴣天》無詞題，起兩句云“唱得梨園絕代聲，前朝惟數李夫人”，留下了歷史線索。宋末周密在《浩然齋雅談》里認為此“李夫人”即北宋宣和時期著名的民間歌妓李師師。她曾得到宋徽宗的賞識，經過靖康之難后，隱姓埋名，逃難到江南賣藝。詞人于席間偶然識得李師師而產生深沉的歷史滄桑之感，當聽到舊曲時竟感動淚下，流露出懷念故國的悲痛情感。此詞從一個側面反映重大的歷史題材，使人們思考深刻的歷史教訓，其社會意義也就突出了。

雖然說古典文學賞析熱潮紅極一時，并且對中國古代文學的普及具有重要意義，但伴隨著20世紀的結束卻依然走向了沒落。其中的原因可能很多，但最重要的原因，是近二十年的古典文學賞析者的文學鑒賞，雖然突破了20世紀80年代以前的文學研究方法，但他們所謂的“回到文學本身”的口號，實際上仍然沒有擺脫20世紀以來以西方近代所謂“純文學”的觀點解讀中國古代文學的傾向，在文學體裁的選擇上，恪守所謂文學體裁的三分法；在對文學形式的分析上，把西方近代文學理論所標示的想象性、虛構性、形象性、抒情性、敘事性等當作成功文學的典范，而忽視了中國文學體裁的多樣性和表現手法的豐富性，“回到文學本身”實際是強調回到西方近代文學的理論價值體系中，并沒有體現“中國文學本位”的立場。因此，21世紀的古典文學研究者應更加注重采用歷史的、社會的、文化的、文獻的研究方法，使中國古代文學研究逐漸切近中國古代文學發展的歷史事實。

（作者：張承鳳，系重慶第二師范學院文學與傳媒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