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無限頌：談文學》 【法】菲利普?索萊爾斯 著 劉成富 丁午昀 段星東 譯

知識分子是脆弱的：過多的經歷讓他失衡，讓他惱怒，讓他失足，讓他變成沉迷于性愛和毒品的還俗教士。相反，作家是稀有珍品，是正在消失的、獨特的、神經官能癥患者：他的職責就是使我們感動，使我們做夢，并且最好是以傷感或痛苦的方式。

知識分子與作家之間的對立關系史有待梳理，這段歷史是充滿激情的、混亂的，通常是私下的，其重要性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甚至還遭到貶毀。讓我們簡單地回顧一下，三四十年前：薩特寫了熱內和福樓拜，海德格爾寫了荷爾德林，德里達寫了阿爾托，福柯寫了巴塔耶，拉康寫了喬伊斯，德勒茲寫了卡夫卡和劉易斯·卡羅爾。傳染肆意縱橫，跨界大行其道，藝術家也一樣，例如賈科梅蒂、畢加索、培根。不管是資本主義社會還是集權專制社會，都不喜歡這種思想家與詩人、哲學家與畫家、精神分析家與小說家、語言學家與作家之間的互相滲透。隨之而來的發展意味深長：界限被打破，電影摻和進來，塵封的音樂又重新出現了（斯特拉文斯基、貝爾格、韋伯恩），大學以及古老的文化權威遭到質疑，一場爆炸即將發生。這場爆炸因為源于“上層”而格外激烈，與固有的社會分析不共戴天。“你從何談起？”問得好，問得人啞口無言。不是嗎？人人都應各司其職，知識分子應回歸本行，回歸道德說教，作家和藝術家應回歸到宣揚各種價值的工作上。我們曾一度恐慌。回歸秩序吧！別再執迷不悟了，人們會告訴你你身處的位置。

在這樣一個技術時代，公共空間大多變成媒體空間。過去，進出自由的研討會座無虛席，這樣或那樣的思想家基于文學和藝術炮制演講，但這樣的時代已經結束。有人放出豪言，稱文學與墨守成規的知識傳授是兩碼事，這樣的奢望也已經結束。阿爾托和喬伊斯作品中的思想，遠勝于一堂經典的形而上學課程。這種觀點被認為是真正危險的、可怕的。知識分子未能盡到自己的使命，他們任由自己被惡毒的美人魚迷惑。他們應回歸集體準則，放棄學科之外的冒險，不再有側滑，不再有偏向。我們也請求作家止步于個人領域。所有的人都上電視，這也就罷了。但是，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立場，一邊是形形色色的思想，一邊是各種各樣的想象。不要再混在一起，這讓人丈二的和尚摸不著頭腦，不要再攪亂政治局勢，讓市場變得一蹶不振。知識分子應重新成為“靈魂工程師”，作家則是被社會學匆匆忙忙治愈了的病人。我們應為心安理得而思考，為無足輕重的憂慮而寫作。社會根本不需要對社會邊緣化和譫妄感興趣的思想家，也不需要以思考為己任的作家。因此，邊界需要重建，關卡要開始發揮作用。動蕩時期，巴黎高師瘋了，法蘭西公學院成了怪人的聚散地，索邦也一團亂麻。區區一本沒有廣告的小季刊，就讓整個法國的創作陷入了癱瘓。不幸的是，這一動亂進而席卷美國的大學，我們不禁要問怎么會發生這樣的事。如今動亂消退，一切慢慢恢復正常。知識分子應發揮作用，做召集者，不管是激進派還是保守派。作家應該獨自一人，若稍有越界，就最好不要出現或不要說話，如果不能死的話。知識分子與作家之間的任何接觸，就像是在重建已解散的聯盟。知識分子是脆弱的：過多的經歷讓他失衡，讓他惱怒，讓他失足，讓他變成沉迷于性愛和毒品的還俗教士。相反，作家是稀有珍品，是正在消失的、獨特的、神經官能癥患者：他的職責就是使我們感動，使我們做夢，并且最好是以傷感或痛苦的方式。再次強調，不能把他們混雜在一起。混合的下場，我們見多了。

“二戰”期間，在紐約，安德烈·布勒東與列維·斯特勞斯之間發生了什么？那是一次成果頗豐的相遇，仿佛一道嶄新的亮光。對于當今全球性社會，像居依·德波那樣具有反叛精神的大作家怎么會比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知道更多真相呢？為什么弗洛伊德對索福克勒斯、莎士比亞、陀思妥耶夫斯基那么感興趣？為什么上街參加游行的薩特會把自己關在工作室里讀福樓拜呢？一些年輕作家對福柯的《古典時代瘋狂史》以及他關于雷蒙·魯塞爾的著作很感興趣，那么福柯，他起初與他們頻繁來往是為了尋找什么呢？當馬拉美出現的時候，德里達也經常見一些年輕作家，那他又是在尋找什么？巴特呢？拉康呢？交談、晚餐、散步、閱讀、緊張的平行生活……沒有人能“安定”下來，角色還沒有確定，歷史似乎還需要這種躁動。今后，歷史好像被封存了，意識形態似乎不再存在。因此，思想要變得謹慎、謙遜，但噪音和激動無處不在，所有言辭的本質其實就是意識形態。事實上，一切仍在繼續，只不過是在暗地里進行，而且沒有征得任何人的同意。體制內的教士們只想自我蒙蔽，在傳媒上的接力總是滯后（如果我們跟他們說這些，他們就會惱羞成怒，難道是因為他們不是萬能的？）。各種聯系相互交織，各種友誼仍在繼續，在信息和報刊閱讀之外，意想不到的問題出現了。此時此刻，誰在想些什么？誰在寫些什么？操控系統試圖知道或預測答案，但“依然如故”，沒有什么是不穩定的。知識分子開始用同樣的方式閱讀現代作家和經典作家。作家思考自己的處境，嘲笑自己的形象，使用各種技術方法，沒有絲毫不滿情緒。他們看穿了經濟謊言，專注于欲望的即時性和持久性。在旅行中，他們沒有遇到任何民族障礙，他們發現他們的時代困難重重，但可能是最刺激的時代。人們越想限制他們，他們就越覺得需要自由，而且覺得這是可能的。錢是上帝嗎？錢什么也不是。出版越來越商業化了嗎？越是整齊劃一，人們就越想追求獨特。非同尋常，獨一無二，這就是“思想”的新主題。而知識分子，他們已厭倦鬧哄哄的處境，這種處境是人們給予他們的。他們恢復了鎮定，調整了自我，重新找回了好奇心。他們覺得，正在發生的轉變以及相關的破壞和不幸，僅僅是一種針對他們的挑戰。他們在尋求一種新的協議，就像作家尋求一種新的傾聽一樣。人們想竭盡全力打破他們之間的聯盟：真是白費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