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1917年，王國維在《殷周制度論》中說：“中國政治與文化之變革，莫劇于殷周之際。”所以如此，是因為這一變革標志著“舊制度廢而新制度興，舊文化廢而新文化興”。用這段話來形容自19世紀后期到20世紀前期發生在中華大地上的變革，真是再貼切不過了。自1911年清王朝滅亡，辛亥革命成功，到1919年“五四”運動和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也正是舊制度廢而新制度興、舊文化廢而新文化興的歷史巨變。而且，這一變革比起殷周之際有更加重大的意義，因為它不僅是中華文化自身的古今交替，還包含了中外文化的深度交流。從此，中華民族的制度文化變革不再是自身內部的化合，而是世界文化變革的有機組成部分。作為這一時期文化變革的重要方面，就是以科學與民主為主導的新文化運動。這一運動最初以文學為突破口，陳獨秀、李大釗、胡適等人所倡導的“文學革命”則是最為明顯的時代風向標。思想的解放促進了文學研究的繁榮，由此而產生了大量優秀的論文和著作，為中國文學研究的現代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20世紀前期的中國文學研究，表現為四個鮮明特點：第一是學術演進與時代變革息息相關。今天，當我們回顧這一段學術研究史的時候，這是留給我們的最強烈印象。19世紀中葉以前的中國文學研究，基本上還是一個依附于經學的模糊的研究體系。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隨著中國古代社會的衰敗、西方文化的傳入和經濟的發展，中國的社會政治和思想文化開始發生重大變化，以龔自珍、魏源為代表的近代啟蒙思想家，打破傳統的經學權威并倡導思想解放，文學研究中開始吹進一股清新的空氣。與此同時，古文的沒落和戲曲小說等通俗文學樣式的蓬勃發展，也促使人們的文學觀念逐漸發生轉變。至1919年發生新文化運動，在以陳獨秀、李大釗、胡適、魯迅等為代表的一批先進知識分子的領導下，在“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為特征的文學革命運動中，傳統的文學研究開始有了一個劃時代的變革。從此以后，它不再是對古代文化教義的闡釋，也不再是沉湎于古典美學境界的感悟式評點，而成為人們反對舊文化、提倡新文化的現代社會變革運動的有機組成部分。它以現代人的意識規范了文學觀念，對幾千年的文學進行價值重估，建構了一門人文學科，參與了傳統文化的現代轉換，為中華文化的現代化建設做出了重要貢獻。

第二是在探討傳統文化與現代化關系這一時代核心問題下的理論思考。20世紀前期的中國文學研究是伴隨著歷史的發展而發展的，但是它始終圍繞著一個貫串始終的核心問題，即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的關系。如果說，19世紀以前中國文學研究是以紹續傳統為己任的話，那么，隨著社會政治、思想的巨大變革，如何認識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的關系，就成為20世紀前期中國文學研究者共同思考的問題，無論是“五四’時期對傳統文學的批判，30年代后提出的批判繼承，都沒有離開過這一核心問題，只是在不同時期對這一核心問題認識的不斷深化。它形成了20世紀前期中國文學研究的熱潮，促進了人們的理論思考，從而使20世紀的文學研究不斷深入發展。與此同時，方法論的變革也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從世紀初以進化論為基礎的實證主義研究方法論，到“五四”以后以社會學為基礎的分析主義方法論，方法論的變革不僅是學術思考的結果，也是各時期的學者取得不同成就的途徑和工具。

第三是領域的拓展與傳統研究格局的改變。20世紀以前，中國的文學研究依附于經學，“文學”的概念也比較寬泛，表面上看它的研究領域似乎很寬，經史子集等無所不包，但是真正屬于文學研究的范圍又顯得十分狹小，除了對作品的注釋考證之外，主要是一些詩話詞話和體悟式的評點批評。20世紀前期的中國文學研究，首先做的第一步重要工作，就是把文學從傳統的經學中分離出來。它不再以傳統的詩文為主，而是把研究的領域擴大到戲曲、小說、說唱以至各種民間文學體裁，并在這方面取得了空前的成就。在每種文學樣式的研究中，它也不再把視野局限于傳統的作品注釋、考證和評點式批評，而把它放在整個社會文化大背景下，從政治、經濟、文化、哲學、歷史、宗教、道德等各個方面來進行審視。同時在研究中，又廣泛地運用了文化學、社會學、心理學、語言學、文化人類學等各學科理論，采用了辯證唯物論、歷史唯物論、實證主義、原型批評、系統論、接受主義等各種方法，無論在文學本體方面的探索、著名作家作品及文學流派的研究，還是在文學體裁的價值評判、藝術形式的分析把握等各個方面，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績。不僅如此，在中華民族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20世紀前期的文學研究者還把自己的學術視野開放到全世界，全面介紹世界文學作品和研究方法，從世界文學和文化的角度來探討中國文學的民族文化特征，進行比較文學和比較文化的研究。研究格局的改變和學術領域的拓展，是這一時期學術進步的重要標志。

第四是文學史的研究與編寫。在20世紀前期的文學研究中，文學史的編寫顯然是重點之一。這不僅因為文學史的編寫是新生事物，而且還因為在文學史的編寫中最能體現一個時代學術研究的全面情況。自從上個世紀末竇警凡、林傳甲、黃人等編寫出第一批中國人自己的文學史以后，這個時期，各種各樣的中國文學史著作已經有了幾百部之多，這里既有文學通史，又有斷代史，有按文學體裁分類的文學史，如詩歌史、小說史，也有按作者類別劃分而寫的文學史，如婦女文學史、僧侶文學史，還有按藝術門類編寫的文學史，如音樂文學史，按民族分類編寫的文學史，按歷史政治問題編寫的文學史，如宋代的抗戰文學，此外還有文學思想史、文學批評史、文學理論史、文學思潮史等多種類型。文學史的編寫，改變了過去比較零碎而又孤立地對作家作品研究的狀況，使人們找到了一個系統地研究把握中國文學發展全過程的有效形式。正因為如此，一些優秀的文學史著作，也往往成為這一時期文學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如王國維的《宋元戲曲史》、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胡適的《白話文學史》、鄭振鐸的《插圖本文學史》、劉大杰的《中國文學發展史》等等都是如此。了解文學史編寫的歷史過程，探究各時期文學史編寫的不同風格和特點，總結文學史編寫中的經驗和教訓，就具有為將來更好地編寫文學史提供借鑒的重要意義。

作為歷史大變革的有機組成部分，這一時期的文學研究呈現出空前繁榮的景象。可以說，在這一時期內，中國文學各時代的各種文體、重要文學現象和著名文人，都有人進行過專題討論。從《詩經》《楚辭》漢賦到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傳奇和評彈；從先秦諸子、兩漢散文到六朝駢文、明清八股；從先秦史傳文學到明清小說；從神話、寓言到志怪、謎語；從屈原、司馬遷、陶淵明到李白、杜甫、蘇東坡、龔自珍，再到魯迅、胡適、郭沫若。在半個世紀的時間里，幾乎所有的文學史問題都進入了時人研究的范疇，所有重要的作家都受到了關注。與此同時，大量的外國文學作品譯介于中國，還有大量的文學理論著作誕生。從最基礎的文學原理、文體大要到詩學指南、詞學創作、小說批評、戲劇概論等等，無不有人專門探討。這些研究者思想觀念各不一樣，著述體例不拘一格，語言表述各具特色。在今天看來，這一時期的文學研究寫作大多數還不那么規范，研究得也不夠深入。但是，閱讀這一時期的文學研究著作還是讓我們感嘆，感嘆那個時代研究內容的豐富，處處泛著理想的浪花，時時顯現著創造的活力，“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荊山之玉”“一朝綜文，千年凝錦”。正是這種自由活躍的思想激蕩，從多方面推進了中國文學研究的現代化進程，并為此后的中國文學研究奠定了堅實基礎。

“瞻彼前修，有懿文德。”當下，中華文化的發展正在走向一個新的歷史階段，中國文學研究也需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邁向新的時代。由此而言，重新閱讀和研究此前的中國文學研究著作，吸收營養、總結經驗，就顯得尤其重要。然而，產生于20世紀前期的這些著作，大多數在市面上尤其難以見到。它們分藏于全國各地圖書館，查找起來極其不便。由于當時紙張不好，印刷質量普遍較差，幾十年之后，許多著作已經破損不堪，無法閱讀。有鑒于此，我們選擇了20世紀前期著名的文學論著，加以影印，定名為“中國文學研究論著匯編”，列為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首都師范大學中國詩歌研究中心“十三五”規劃重大項目，分輯出版，一為滿足當下文學研究之需要，二為更好地保存與傳承。繼往開來，我輩之責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