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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夜短文》余秋雨 著 天地出版社2019年4月出版 定價：58.00元

我此生一直都在著述，不分春夏秋冬，陰晴雨雪。只不過，如果在深夜執筆時聽到了雨聲，則會驚喜地站起身來，到窗口佇立一會兒。深夜的雨，有一種古老而又遼闊的詩意，讓我的思路突然變得鴻蒙而又滋潤，于是，一個題目出現了。但這個題目又不能寫長，因為一長就失去了詩意，而且那么美的雨聲又不允許寫作人閉目塞聽。因此，雨夜的文章，大多不會瑣細，不會枯燥，不會冗長。我不知道大家會不會從本書的文章之短，感受到夜，感受到雨，感受到萬籟俱寂中淅淅瀝瀝的醒悟和微笑。

——余秋雨

拼命揮手

這個故事，是很多年前從一本外國雜志中看到的。我在各地講授文學藝術的時候，總會頻頻提及。

一個偏遠的農村突然通了火車，村民們好奇地看著一趟趟列車飛馳而過。有一個小孩特別熱情，每天火車來的時候都站在高處向車上的乘客揮手致意，可惜沒有一個乘客注意到他。

他揮了幾天手終于滿腹狐疑：是我們的村莊太丑陋？還是我長得太難看？或是我的手勢錯了？站的地位不對？天真的孩子郁郁寡歡，居然因此而生病。生了病還強打精神繼續揮手，這使他的父母十分擔心。

他的父親是一個老實的農民，決定到遙遠的城鎮去問藥求醫。一連問了好幾家醫院，所有的醫生都紛紛搖頭。這位農民夜宿在一個小旅館里，一聲聲長吁短嘆吵醒同室的一位旅客。農民把孩子的病由告訴了他，這位旅客呵呵一笑又重新睡去。

第二天農民醒來時那位旅客已經不在，他在無可奈何中凄然回村。剛到村口就見到興奮萬狀的妻子，妻子告訴他，孩子的病已經好了。今天早上第一班火車通過時，有一個男人把半個身子伸出窗外，拼命地向我們的孩子招手。孩子跟著火車追了一程，回來時已經霍然而愈。

這位陌生旅客的身影幾年來在我心中一直晃動。我想，作家就應該做他這樣的人。

能夠被別人的苦難猛然驚醒，驚醒后也不做廉價的勸慰，居然能呵呵一笑安然睡去。睡著了又沒有忘記責任，第二天趕了頭班車就去行動。他沒有到孩子跟前去講太多的道理，只是代表著所有的乘客拼命揮手，把溫暖的人性交還給了一個家庭。

孩子的揮手本是游戲，旅客的揮手是參與游戲。我說，用游戲治愈心理疾病，這便是我們文學藝術的職業使命。

我居然由此說到了文學藝術的職業使命，那是大事，因此還要鄭重地補充一句——

這樣輕松的游戲，能治愈心理疾病嗎？能。因為多數心理疾病，其實只是來自于對陌生人群的誤會，就像那個小孩對火車旅客的誤會。

面對孩子

那天，我在以色列。

教堂門口出現了一隊隊小學生，穿著雪白的制服，在老師的帶領下一路唱著悅耳的圣詩。老師倒著身子步步后退，以笑臉對著孩子，用背脊為孩子們開路。周圍的人群，為他們讓出了一條道。

這個畫面，也就是“面對孩子、以退為進”的動態造型，讓我突發聯想，渾身震撼。上一代身上已經儲滿仇恨，如果只讓孩子們跟在自己身后，追隨自己，那就是仇恨的世代延續。如果上一代能轉個身，放棄自己原來的方向，讓孩子的目光成為方向，那將如何？

我想，只要面對孩子，翻轉自己，一切都好辦了。

歷史的結論，往往由孩子們決定。

安徒生久久地缺少自信，不僅出身貧寒，而且是小語種寫作，是否能得到文學界的承認？他很憂郁，一直想成為當時比較有名的奧倫斯拉格（AdamOehlenschlager）這樣的丹麥作家，卻受到各方面的嘲笑。不止一位作家公開指責他只會討好淺薄浮躁的讀者，結果，連他的贊助人也終于對他完全失望。

其實，他早已成為一個偉大的文學巨匠。那些他所羨慕、害怕的名人，沒有一個能夠望其項背，更不必說像奧倫斯拉格這樣的地區性人物了。

原因是，他建立了一個從人生起點開始的坐標。

結果，是全世界的孩子，為他投了票。

一切裝腔作勢的深奧，自鳴得意的無聊，可以誆騙天下，卻無法面對孩子。孩子明澈的眼睛，是天下美學的第一坐標。

他拒絕了

事情發生在一六四二年，倫勃朗三十六歲。這件事給畫家的后半生全然蒙上了陰影，直到他六十三歲去世還沒有平反昭雪。

那年有十六個保安射手湊錢請倫勃朗畫群像，倫勃朗覺得，要把這么多人安排在一幅畫中非常困難，只能設計一個情景。按照他們的身份，倫勃朗設計的情景是：似乎接到了報警，他們準備出發去查看。隊長在交代任務，有人在擦槍筒，有人在扛旗幟，周圍又有一些孩子在看熱鬧。

這幅畫，就是人類藝術史上的無價珍品《夜巡》。很多對美術未必摯愛的外國游客，也要千方百計擠到博物館里看上它一眼。

但在當時，這幅畫遇上了真正的麻煩。那十六個保安射手認為沒有把他們的地位擺平均，明暗不同，大小有異。他們不僅拒絕接受，而且上訴法庭，鬧得沸沸揚揚。

整個阿姆斯特丹不知有多少市民來看了這幅作品，看了都咧嘴大笑。這笑聲不是來自藝術判斷，而是來自對他人遭殃的興奮。這笑聲又有傳染性，笑的人越來越多，人們似乎要用笑來劃清自己與這幅作品的界線，來洗清它給全城帶來的恥辱。

最讓后人驚訝的，是那些藝術評論家和作家。照理他們不至于全然感受不到這幅作品的藝術光輝，他們也有資格對愚昧無知的保安射手和廣大市民說幾句開導話，稍稍給倫勃朗解點圍，但他們誰也沒有這樣做。他們站在這幅作品前頻頻搖頭，顯得那么深刻。市民們看到他們搖頭，就笑得更放心了。

有的作家，則在這場可恥的圍攻中玩起了幽默。“你們說他畫得太暗？他本來就是黑暗王子嘛！”于是市民又哄傳開“黑暗王子”這個綽號，倫勃朗再也無法掙脫。

只有一個掙脫的辦法，那就是重畫一幅，完全按照世俗標準，讓這些保安射手穿著鮮亮的服裝齊齊地坐在餐桌前，餐桌上食物豐富。很多人給倫勃朗提出了這個要求，有些親戚朋友甚至對他苦苦哀求，但倫勃朗拒絕了。因為，他有人格尊嚴。

但是，人格尊嚴的代價非常昂貴。倫勃朗為此而面對無人買畫的絕境。

直到他去世后的一百年，阿姆斯特丹才驚奇地發現，英國、法國、德國、俄國、波蘭的一些著名畫家，自稱接受了倫勃朗的藝術濡養。

倫勃朗？不就是那位被保安射手們怒罵、被全城恥笑、像乞丐般下葬的窮畫家嗎？一百年過去，阿姆斯特丹的記憶模糊了。

那十六名保安射手當然也都已去世。他們，怒氣沖沖地走向了永垂不朽。

——我每次在畫冊上看到《夜巡》，總會凝視片刻，想起這個事件。

這個事件，美術史家常常當作笑話來講，其實是把它看輕了。因為，它關及一個世界頂級畫家，一幅世界頂級名作，關及一座審美等級很高的城市，關及整整一生的災禍，關及延續百年的冤屈。里邊，顯然包含這一系列人類學意義上的重大悲劇。

我們應該收起訕笑，嚴肅面對。

有人說，世間大美，光耀萬丈，很難被歪曲。言下之意，只有中下層次的美，才會受到中下層次的委屈。《夜巡》事件證明，錯了。

有人說，直覺之美逼人耳目，很難被歪曲。言下之意，只有無法直感的種種誹謗，才會勉強成立。《夜巡》事件證明，也錯了。

有人說，每個參觀者都能自由發表意見，因此很難被歪曲；有人說，即使民眾缺少審美等級，只要有那么多專業評論家和各路學者存在，那就很難被歪曲……。

事實證明，全錯了。

也有人說，再怎么著，倫勃朗還在，他的繪畫水準還在，他的創作沖動還在，他的一幅幅精美新作，也足以把《夜巡》的冤案翻過去了吧？事實證明，還是錯了。

至少，在倫勃朗受到冤屈的漫長時日里，阿姆斯特丹的畫壇還很熱鬧，那么多流行畫家的作品在一次次展出，難道沒有人在默默的對比中回想起倫勃朗，說幾句稍稍公平的話？

遺憾的是，沒有出現這種情景，直到倫勃朗去世。

在美的領域，千萬不要對人群、社會、專家、同行過于樂觀。其實，在其他領域也是一樣。埋沒優秀、扼殺偉大、潑污圣潔、摧毀坐標的事，年年月月都在發生。反過來，人們虔誠膜拜、百般奉承、狂熱追隨的，是另外一些目標。這種顛倒，可以一直保持很久，甚至永遠。倫勃朗在百年之后才在外國畫家的隨意表述中漸漸恢復真容，那還算快的。

我在論述謊言的時候曾經說過，“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本身就是最大的謊言。在這里補充一句：我不僅僅是在說中國，也包括歐美，包括全世界。

哪兒都不會出現“雪亮”，因此，整個精神文明的旅程，都是“夜巡”。

長椅

我想復述三十多年前一篇小說的情節。

這篇小說當時是在一本“地下雜志”上刊登的，沒有公開發表，我也是聽來的，不知道作者是誰。但影響似乎不小，題目好像是《在公園的長椅上》。

寫的是一個國民黨人和一個共產黨人的大半輩子爭斗。兩人都是情報人員，一九四九年之前，那個國民黨人追緝那個共產黨人，一次次差點兒得手，一次次巧妙逃遁。一九四九年之后，事情倒過來了，變成那個共產黨人追緝那個國民黨人，仍然是一次次差點兒得手，一次次巧妙逃遁。但畢竟棋高一著，國民黨人進入了共產黨人的監獄。

誰知“文革”一來，全盤皆亂，那個共產黨人被造反派打倒，與老對手關進了同一間牢房。

大半輩子的對手，相互盡知底細，連彼此家境也如數家珍。他們能隨口說出對方遠房親戚的姓名，互相熟知姻親間難以啟齒的隱私。天下怎么會有這樣一個與自己心心相印的人呢？年年月月的監獄生活，使他們成了比兄弟還親的好友。

“文革”結束，兩人均獲釋放。政治結論和司法判決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兩人已經誰也離不開誰，天天在一個公園的長椅上閑坐。

更重要的是，這一對互相追緝了大半輩子的男人，都已經非常衰老。終于有一天，一位老人只能由孫兒扶著來公園了。另一位本來也已經感到了獨行不便，看到對方帶來了孫兒，第二天也就由孫女扶著來了。

雙方的孫兒、孫女正當華年，趁著祖父談話，便在附近一個亭子中閑聊開了。他們說得很投機，坐得越來越近。兩位祖父抬頭看去，不禁都在心中暗笑：“我們用漫長的半輩子才坐到了一起，他們用短短的半小時就走完了全部路程。”

——這篇小說的毛病，是過于刻意和纖巧。難得的是，用一個簡單的象征意象，提供了一種以人生為歸結的思維，把獰厲的歷史安頓了。

不錯，歷史不能永遠那么流蕩，那么張揚，那么逆反，而必須獲得安頓，安頓在人性的美學意象中。

公園長椅上的兩位白發老人，和近旁亭子里的青年男女，這就是足以安頓人生和歷史的美學意象，包括周圍的繁花落葉、風聲云影。人們總是期待著種種檔案結論、史學評定、紀念文字、慶祝儀式，其實，這一切都比不上公園里的這兩對造型。

你可能沒有椅上老人那么年長，也沒有亭中男女那么年輕，但是不要緊，無論什么年歲，什么身份，你坐著、站著、走著的姿態和表情，就超越了全部與你有關的檔案資訊。

美，是天下一切的終點，也是起點。

上世紀的最后一篇日記

（1999年12月31日）

今天是二十世紀的最后一天，我在尼泊爾。

我是昨天晚上到達的。天已經很冷，這家旅館有木炭燒的火爐。我在火爐邊又點上了一支蠟燭，一下子回到了沒有年代的古老冬天。實在太累，我一口吹熄了蠟燭入睡，也就一口吹熄了一個世紀。

整整十年前，我還是全中國最年輕的高校校長，卻在上上下下的一片驚訝中，辭職遠行。我辭職的理由，當時誰也聽不懂，說是“要去尋找千年前的腳步”，因此辭了二十幾次都沒有成功。但終于，甘肅高原出現了一個穿著灰色薄棉衣的孤獨步行者。

當時交通極其落后，這個孤獨步行者渾身泥沙，極度疲憊，方圓百十里見不到第二個人影。

幾年后，有幾本書受到海內外華文讀者的熱烈關注。這幾本書告訴大家，“千年前的腳步”找到了。但是這腳步不屬于哪幾個人，而是屬于一種文化，因此可以叫“文化苦旅”。

但是，我和我的讀者，真的已經理解了這些腳步、這些苦旅嗎？疑惑越來越深。我知道，必須進行一場超越時空的大規模對比，我們才能真正認識中國數千年的文化苦旅。

然而誰都知道，那些足以與中華文化構成對比的偉大路途，現在大半都籠罩在恐怖主義的陰云之下。在我之前，世界上還沒有一個人文學者，敢于全部穿越。

我敢嗎？如果敢，能活著回來嗎？

妻子知道拉不住我，卻又非常擔心，盡量陪在我身邊。要進入兩伊戰爭戰場的時候，她未被準許，于是在約旦沙漠，有了一次生死訣別。我們兩人都故作鎮靜，但心里想的是同一句話：但愿這輩子還能見面。

今天一早醒來，我感到屋子里有一種奇特的光亮。光亮來自一個小小的木窗，我在床上就能看到窗口，一眼就驚呆了。一道從未見過的宏偉山脈，正在窗外。清晨的陽光照著高聳入云的山壁，無比寒冷又無比燦爛。

我趕緊穿衣來到屋外，一點不錯，喜馬拉雅！

我知道，喜馬拉雅背后，就是我的父母之邦。今天，我終于活著回來了。現在只想對喜馬拉雅山說一句話：對于你背后的中華文化，我在遠離她的地方才讀懂了她。

“在遠離她的地方才讀懂了她”，這句話，包含著深深的自責。就像一個不懂事的兒子有一天看著母親疲憊的背影，突然產生了巨大的愧疚。

是的，我們一直偎依著她，吮吸著她，卻又埋怨著她，輕視著她。她好不容易避過很多岔道走出了一條路，我們卻常常指責她，為什么不走別的路。她好不容易在幾千年的兵荒馬亂中保住了一份家業，我們卻在嘟囔，保住這些干什么。我們一會兒嫌她皺紋太多，一會兒嫌她臉色不好，一會兒嫌她缺少風度……

她在我們這些后輩眼中，好像處處不是。但這次，離開她走了幾萬公里，看遍了那些與她同齡的顯赫文明所留下的一個個破敗的墓地，以及墓地邊的一片片荒丘，一片片戰壕，我終于吃驚，終于明白，終于懊惱。

我們生得太晚，沒有在她最勞累的時候，為她捶捶背、揉揉腰。但畢竟還來得及，新世紀剛剛來臨，今天，我總算及時趕到。

前些日子，在恒河岸邊我遇到一位特地來“半路攔截采訪”的國際傳媒專家。他建議我，回國稍事休息后就應該立即投入另一項環球行程，那就是巡回演講。演講的內容，是長壽的中華文化對于古代世界和今天世界的深深嘆息，可以叫“千年一嘆”。

但是，我內心的想法與這位國際傳媒專家稍有不同。巡回演講是可以進行的，但千萬不要變成對中國文化的炫耀。我們過去對中華文化的種種抱怨，并不僅僅是出于“不孝”。中華文化確實也存在一大堆根子上的毛病，在近代國際大變革的時代，又沒有趕上。因此，自大、保守、專制、吹噓、惡斗、誣陷、欺詐、優汰劣勝，成了積年沉疴，難以拔除。若想治療，必須在國際性的對比中作出一系列“醫學判斷”。否則，壽而不仁，世之禍也。

因此，我決定再度花費漫長的時間，系統地考察歐洲文化。

哪一個國家、哪一座城市都不能放過，輕輕地走，細細地看。仍然是對比，但主要是為了對比出中華文化的弊端。這種對比，在目前國內開始死灰復燃的民族主義狂熱中，必然會承擔一定風險。但是，我既然已經開步行走，眼前也就沒有任何障礙能夠成為我前進的疆界。這就是我自己創造的四字銘言，叫“行者無疆”。

我想，只有把吐露出中華文化光明面的“千年一嘆”，和映照出中華文化陰暗面的“行者無疆”加在一起，才是“文化苦旅”的完整版、加深版。

這兩件事，都非常緊迫。我要快快回國，又快快離開。永遠在陌生的天地中趕路，是我的宿命。

那么，喜馬拉雅，謝謝你，請為我讓出一條道。

兩位學者的重大選擇

從十九世紀晚期到二十世紀前期，中國文化在瀕臨滅亡中經歷了一次生死選擇。在這過程中，兩位學者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他們是中國文化在當時的最高代表。他們對傳統文化的精熟程度和研究深度，甚至超過了唐、宋、元、明、清的絕大多數高層學者。因此，他們有一千個理由選擇保守，堅持復古，呼喚國粹，崇拜遺產，抗拒變革，反對創新，抵制西學。他們這樣做，即使做得再極端，也具有天經地義的資格。

但是，奇怪的是，他們沒有作這樣的選擇。甚至，作了相反的選擇。正因為這樣，在痛苦的歷史轉型期，傳統文化沒有成為一種強大的阻力。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大事，僅僅因為兩個人，一場文化惡戰并沒有發生。局部有一些沖突，也形不成氣候，因為“主帥中的主帥”，沒有站到敵對營壘。

這兩人是誰？

一是章太炎，二是王國維，都是我們浙江人。

僅憑這一點，浙江的文化貢獻非同小可。后來浙江也出了一批名氣很大的文化人，但是即使加在一起，也比不上章太炎或王國維的一個轉身。他們兩人深褐色的衣帶，沒有成為捆綁遺產的錦索，把中國傳統文化送上豪華的絕路。他們的衣帶飄揚起來，飄到了新世紀的天宇。

我曾經說過，在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這組杰出的“文化三劍客”之后，清代曾出現過規模不小的“學術智能大薈萃”。一大串不亞于人類文明史上任何學術團體的淵博學者的名字相繼出現，例如戴震、江永、惠棟、錢大昕、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汪中、阮元、朱彝尊、黃丕烈等等。他們每個人的學問，幾乎都帶有歷史歸結性。這種大薈萃，在乾隆、嘉慶年間更是發達，因此有了“乾嘉學派”的說法。但是，由于清代極其嚴苛的政治禁忌，這么多智慧的頭腦只能通過各種艱難的途徑來搜集、匯勘、校正古代經典，并從音韻學、文字學上進行最為精準的重新讀解。乾嘉學派分吳派和皖派，皖派傳承人俞樾的最優秀弟子就是章太炎。隨著學術群星的相繼隕落，章太炎成了清代這次“學術智能大薈萃”的正宗傳人，又自然成了精通中國傳統文化的最高代表和最后代表。

但是，最驚人的事情發生了。這個古典得不能再古典、傳統得不能再傳統、國學得不能再國學的世紀大師，居然是一個最勇敢、最徹底的革命者！他連張之洞提倡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方案也不同意，反對改良，反對折中，反對妥協，并為此而“七被追捕，三入牢獄，而革命之志終不屈撓者，并世亦無第二人”（魯迅語）。

“并世亦無第二人”，既表明是第一，又表明是唯一。請注意，這個在革命之志上的“并世亦無第二人”，恰恰又是在學術深度上的“并世亦無第二人”。兩個第一，兩個唯一，就這樣神奇地合在一起了。

憑著章太炎，我們可以回答現在社會上那些喧囂不已的復古勢力了。他們說，辛亥革命中斷了中國文脈，因此對不起中國傳統文化。章太炎的結論正好相反：辛亥革命，是中國傳統文化的自我選擇。在他看來，除了脫胎換骨的根本性變革，中國文化已經沒有出路。

再說說王國維。他比章太炎小九歲，而在文化成就上，卻超過了章太炎。如果說，章太炎掌控著一座偉大的文化莊園，那么王國維卻在莊園周邊開拓著一片片全新的領土，而且每一項開拓都前無古人。例如，他寫出了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中國戲劇史，對甲骨文、西北史地、古音、訓詁、《紅樓夢》的研究都達到了劃時代的高度。而且，他在研究中運用的重要思想資源，居然有很大一部分來自于德國哲學家叔本華和康德。由于他，中國文化界領略了“直覺思維”，了解了“生命意志”。他始終處于一種國際等級的創造狀態，發揮著“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后來的自殺，正反映出二十世紀的中國社會現狀與真正的大文化還很難融合。

兩位文化大師，一位選擇了革命，一位選擇了開拓，一時讓古老的中國文化出現了勇猛而又凄厲的生命烈度。這種生命烈度，可以使他們耗盡自己，卻從根子上點燃了文化基因。為此，我們不能不對這兩位歸結型加開創型的大學者，表示最高的尊敬。

我回想世界歷史上每一個古典文明走向隕滅的關鍵時刻，總有幾位“集大成”的銀髯長者在作最后的掙扎，而且，每次都是以他們生命的消逝代表一種文明的死亡。章太炎、王國維都沒有銀髯，但他們也是這樣的集大成者，他們也有過掙扎，卻在掙扎中創造了奇跡，那就是沒有讓中華文明隕滅。我由此認定，他們的名字應該在文明史上占據更重要的地位。

他們兩位是參天高峰，卻也容易讓我們聯想到身邊的一些丘壑。回憶平生遇到過的所有文化巨匠，沒有一個是保守派。而那些成天高喊“國學”“國粹”的復古主義者，卻幾乎沒有一個寫得出幾句文言，讀得下半篇楚辭。

真正熱愛某個行當的人，必定因除舊布新而傷痕累累。天天在保守的村寨口敲鑼打鼓的人，卻一定別有所圖，需要多加提防。（文字由燕嬋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