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金錢，生育，知己，都能帶來一種近似幻覺的“萬能感”，但烏托邦并不存在。

這是我讀完文景最新出版的角田光代三部得獎作品后的感悟，充沛的細節帶來強烈的共情力，逼近當下的現實題材帶來了深刻的啟示。

出生于1967年的角田光代是日本文壇的得獎達人，1990年就以《幸福的游戲》摘得海燕新人文學獎，1996年以《假寐之夜的UFO》獲野間文藝新人獎，2005年以《對岸的她》獲得直木獎，2006年以《搖滾媽媽》獲第32屆川端康成文學獎，2007年以《第八日的蟬》獲第2屆中央公論文藝獎，2012年以《紙之月》獲得柴田煉三郎獎，同年，《彼岸之子》獲得泉鏡花文學獎。順著這份得獎名單，我們能清晰地看到一位女性作家關注女性主題、視角不斷細化的創作脈絡。

《紙之月》得獎后，日本文藝評論家池上冬樹曾表態：角田光代以富有喚醒力的濃厚而細膩的描寫，捕捉到了日常生活中看似平靜的“地雷陣”。故事講述的是一起銀行公款挪用案件，嫌疑人是極普通的41歲家庭主婦梅澤梨花。東窗事發后，她只身逃亡，而她身邊的人都在內心默默追問，究竟是怎樣的實際遭遇與心理動機讓一貫崇尚正義的她在婚外情中難以自拔，并犯下這等滔天大罪？雖然案件表面上緣起于年輕情人的需求，但角田光代在梨花的婚姻關系上著墨更多，恰是為了說明犯罪的真正心理動機是渴望自我的存在感，恰是一種近似幻覺的“正義感”讓她覺得可以幫到情人，也可以幫到自己，“我要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這才漸漸深陷泥潭。

《我是紗由美》可以說是角田光代迄今為止最具前瞻性、最大膽的一次小說創作，以人類是否有生育與出生的自主權利為題，令人反思：血緣關系是不是家庭的必要條件？幸福有沒有必要條件？經過精心設計的出生，是否意味著幸福的人生？故事跨度30余年，講述了7個家庭接受了人工干預生育，因而成為朋友，每年暑期聚會，但當捐精機構發生問題被曝光后，7個家庭的聚會停止了，但7個孩子成長后知曉了秘密，他們的人生態度也隨之改變……這次創作非常有意義，對焦在技術上早已成熟、但在社會人倫層面始終不曾在亞洲作品中正面亮相的人工生育議題，也最大程度展現了角田光代對多種性格、多種可能性的群像寫作技巧。

《對岸的她》圍繞兩位自強不息的女性，詳盡描述了她們攜手開啟家政服務的艱難過程，從少女時期的迷茫彎路，回到掙扎的主婦生活，以其對女性日常生活的極致刻畫而榮膺日本大眾文學最高獎項。這部關注女性成長、女性友誼的小說開拓了當代小說的題材領域，渡邊淳一對此給予了高度評價：“真實寫出現代女性的切身問題，將她們狡猾、溫柔、友情等感受融入日常生活中，化為杰出的作品，是過去所未有的現代女性小說。”

在這三部新作的中文版面世之前，我們已讀過角田光代早年的《空中庭園》和《第八日的蟬》，深知她的語言樸實無華，作為大眾都能接受的文學作品，其文學性完全體現在對時代性題材的精準把握上，很明顯，她是一位擔負著社會責任感的文學創作者。當代日本女性身處日益尖銳的矛盾之中，傳統的家庭經濟結構、社會職業慣例都很難滿足她們對自我、對理想、對幸福的追求，因而，她們乖巧有禮的表象之下掩藏著躁動，用角田的話來說：“即便是最普通的女性，只要有些許狂亂的意念，也可能走向完全不同的人生境地。”她用小說展現的正是女性在狂亂意念之下走上的人生拐點——《紙之月》中的梨花被金錢帶入奢侈的生活方式；《我是紗由美》中的女性們被生育的渴望帶進復雜的人倫矛盾；《對岸的她》中的小夜子被貌合神離的傳統家庭模式逼得喪失自立感，是葵給了她獲取自我價值的動力。這些拐點，最初都有烏托邦式的美好，葵在少女時代的密友魚子身邊會覺得自己無所不能，盜用客戶錢款的梨花感受到了金錢的無所不能，但拐點過后，她們面對的依然是崎嶇的人生道路，正如曾經興奮于人工授精成功的母親們在得知捐精人偽造資料后頓時覺得烏托邦破滅了。

萬能感的幻滅，烏托邦的不堪一擊。

角田光代筆下的眾多女性都有過努力，愿意付出，給給給……結果卻只有事與愿違的悲傷——給女兒奢侈的生活，卻眼看著女兒變得虛榮；以身作則教育女兒勤儉節約，女兒卻在拜金主義的校園氛圍里變得自卑，繼而去偷竊；給情人奢侈的生活，卻眼看著他毫無上進心地習慣了奢侈，繼而背叛自己；給丈夫、婆婆、孩子完美的家庭生活，卻得不到尊重和贊賞，勉強地去上班，得到的只有冷嘲熱諷；選擇精子時的準母親們恨不得把所有優秀基因都給孩子，但孩子出生后并不會因此而必定得到幸福。

這些女性都無處坦承心聲，無處安放夢想，而與她們相對應的是缺乏力度的男性形象，這也是觀看角田光代作品的另一個耐人尋味的視角。《紙之月》中，梨花的丈夫時時刻刻不忘強調自己的家長地位，或是用昂貴餐廳，或是用名牌手表提醒妻子：我才是這個家真正的經濟主力；而梨花的情人則長期處在欠債、退學的狀態。《我是紗由美》中的7位父親都是沒有生育力的，在決定購買精子、產下孩子后，好幾位父親都在孩子身上反觀到巨大的自卑，確切地說，還有一種實質意義上的父權喪失后的空虛感。《對岸的她》中是有一位慈愛體貼的父親，但他得瞞著家人才能協助女兒和好友見面敘舊。這些男性角色中，沒有一個能給女性角色帶去實質性的、精神性的鼓勵，徒有一家之主的頭銜，兩性間的溝通止于生活表面。而這顯然也更加反襯出女性爭取自由、獨立、進步的過程是相當孤獨無助的。

現代女性的出逃，已不再是像安娜·卡列尼娜、包法利夫人或愛瑪那樣的逃離兩性情愛困境，而是要從不平等的兩性社會關系、不利于自我發展的家庭關系中掙脫出來，從各式各樣的孤獨無助的社會關系中解脫出來。角田光代說過，自己的寫作動力與創意來自憤怒，來自不平則鳴。她目睹了也親身感受到了日本泡沫經濟破裂后當代都市女性的生存困境、精神困擾，所以，她執意去寫表面幸福、實則脆弱的家庭人倫，寫各種視角與維度下的感情形態。這既是對現實的尊重，對女性題材的慎重，也是作家對自己的挑戰，因為沒有什么比寫當下的尋常生活更難的主題了。

但是，無論其母題、人物還是風格，角田光代都維持了客觀的調性，自然而然地表現出女性特色，忠實于平淡的現實敘述，從來沒有依靠抨擊男性、質問命運、怨懟社會或聚焦驚悚新聞等手法來傳遞極端的思想；男性也從來不是她筆下的女性人物的敵對面，而是被刻意安置在了邊緣位置，重在襯托女性個體的自我追尋和成長、女性之間的互勉與共容。從這一點說，角田光代的女性寫作是從容而平和的。

金錢，生育，知己，都不能帶來“萬能感”，這些女性角色以身試法，想必會讓讀者們掩卷反思：究竟，當代城市女性該如何獲得幸福的存在感？幸好，角田光代始終是正能量的傳遞者，她的小說結局多半是光明的：紗由美認識到了自我存在的意義，小夜子干勁十足地和葵重新攜手，她們或許經歷了一兩次短暫的幻滅，但終究是看到了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