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在文學創作中，表達現實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有對理想的堅守。衡量一部文學作品價值的高低，既要看在多大程度上、什么視角上反映了現實真相，在哪些方面體現了對現實的關懷，更要看為探索人類精神生活的可能性做出了哪些貢獻。這無論對于嚴肅意義上的傳統現實主義文學，還是網絡時代的大眾文藝，都是一個通行的“法則”。

生活是文藝創作的惟一源泉。弘揚現實主義精神，堅持現實主義道路，書寫現實題材，是時代賦予文學的使命，也是文學應該承擔的社會責任。現實主義創作一直是中國當代文學的主流，一部當代文學史就是波瀾壯闊的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的光輝寫照。上世紀80年代以來，各種文學思潮此起彼伏，都沒有撼動現實主義的主體地位。隨著媒介技術引起的信息傳播方式的變化，社會文化生態發生重大變化，以紙質書和期刊為載體的傳統文學在大眾閱讀市場“遇冷”；而以網絡文藝為代表的流行文藝卻吸引了數量龐大的受眾群體，體量巨大的網絡文學不斷引發社會關注。除了傳播媒介的不同外，傳統文學和網絡文學在遵循的創作方法、主題價值和敘事的側重點上是否存在差別？

之所以有此一問，是因為之前讀了《天涯》雜志微信公號刊載的《警惕傳統作家的圈子被社會越拋越遠》一文，該文是作者梅國云在2018年中國作協博鰲論壇上的發言。作者談及網絡上廣泛傳播的社會事件和“泛文學”作品搶奪了文學的讀者，提出“作家應該將自己的身心扎在社會現實的土壤里，將筆尖扎在社會最為敏感的神經上，這樣才能寫出打動人心的好作品”。但是，有署名“江非”的讀者在文后跟帖評論說：“……他們把你越拋越遠，正是因為你離他們越來越近，結論是中國文學應該拒絕社會事件和現實故事才是。中國文學確實到了告別‘故事會’去寫‘沒有’和‘未發生’的時候了。”這段話潛在的意思是，傳統文學社會影響力減弱的原因不是因為沒有書寫現實，而是因為離現實太近了。這一觀點發人深省，它啟發我們思考現實主義寫作與流行文化之間的關系。

傳統文學經典中的理想性

觀察古今中外的文學史，每一部經典作品都反映著彼時的時代精神，打著時代的現實烙印。現實主義精神指導下的傳統文學曾經是中國當代流行文藝中的主流，作為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基礎，《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指出，大眾讀者應被置于文藝創作的核心位置上。因此，在《講話》精神鼓舞下出現的作品，丁玲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趙樹理的《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周立波的《暴風驟雨》等，都是以大眾為潛在接受對象的，在當時擁有廣泛的社會影響。新中國成立后的“十七年”時期，以“三紅一創、保山青林”為代表的長篇小說，每一部都曾在讀者中掀起閱讀熱潮。進入新時期，《喬廠長上任記》《沉重的翅膀》《人生》《人到中年》《平凡的世界》《古船》《白鹿原》《塵埃落定》等這些現在看來已被經典化的作品，在當時都曾深受大眾讀者喜愛。可以說，正是因為經歷了“流行”的歷史淘洗，它們才被經典化。

在傳統文學的流行時代，作品成功的標志是得到讀者的認可，大眾是作者期待的“理想讀者”。為了實現這一目標，作者在創作中深入考慮讀者的感受。盡管受到不同時代價值的影響，回顧這些經典之作，我們仍舊不難發現其中的“通約性”。在選材上，從大眾熟悉的領域入筆，既有實行新婚姻制度、知青插隊、國企改革等當時時代生活的書寫，也有對廣大群眾十分熟悉的中國革命史的書寫。作為時代和歷史的見證者和親歷者，作家們從生活中選取親身所見或親耳所聞的故事，將其典型化為作品中的形象和情節，讀者很容易從中發現自己生活的影子。在語言的使用上，與所描寫的時代、地域以及形象身份相一致的話語方式使人物獲得真實性和生命力，大部分作品簡潔又不失典雅，有的則將群眾的口頭語言、鄉間俚語納入作品中，有著大俗大雅的奇效，利于讀者接受。在敘事風格上，作家們注重從群眾所熟悉的中國傳統敘事中尋找資源，從古代傳奇小說、話本小說等作品中借鑒講故事的技巧。這樣創作出的作品，自然為群眾喜聞樂見。

另一個更為重要的原因是，流行時代的文學作品充滿了理想性，為讀者建構起了精神家園。這些作品之所以能夠在大眾中“流行”，正是因為他們契合了時代的呼聲，滿足了讀者的情感和心理需求，讀者能夠從這些作品中感受到真與善的感染力和對美好事物的呼喚，在閱讀中建立起了對未來生活的信心。《創業史》揭示農村開展互助合作運動的必要性和農村必須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可能性，向讀者展示的是即將到來的新社會的美好圖景。《紅旗譜》正面描寫了當時農村和城市階級斗爭以及革命運動的整體過程，在朱老忠、嚴運濤、春蘭等人物的命運中蘊含的是革命力量終將戰勝反動勢力的必然結果，使人對光明充滿憧憬。《古船》描寫幾個家庭近半個世紀的榮辱沉浮、悲歡離合的歷史，盡管經歷了特殊年代里人性的異化和扭曲，但當改革大潮來臨時，主人公隋抱樸仍舊對未來充滿信心。《白鹿原》肯定中國傳統文化，白嘉軒、朱先生被塑造成中國傳統道德倫理和精神人格的代表，在他們身上寄寓著文化理想性。

藝術在本質上是一種生存方式和生活態度，人類通過藝術得以體驗到生命的內涵和生存的價值，從而獲得人生的動力。因此，文學影響力的大小固然與反映現實生活的深度和廣度有關，更與通過對人性的剖析、道德的審視和文化的回望，以審美的方式撥亮了精神和理想的燈火有著直接關系。

理想性缺失與嚴肅文學的境遇

傳統文學自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開始，逐漸告別了“流行”的“黃金時代”。分析其原因，從社會環境來看，這種變化與改革開放逐漸深化、社會文化繁榮、人們獲取信息的渠道增多有關。特別是1994年中國接入國際互聯網且網絡普及率迅速增長，加速了知識和信息的普及，可供閱讀和消費的文化資源大量增加，擠壓了文學閱讀的空間。而從文學自身來看，在多元化思潮的影響下，傳統文學觀念發生變化，主流文壇開始分化。一方面，隨著先鋒文學的興起，一些作品以意識流、陌生化、荒誕性等抽象的藝術形式表達自我的、私人化的感受，逐漸脫離了大眾的審美趣味，失去了公共擔當。無論是小說還是詩歌，大量后現代藝術手法的使用使作品變得“看不懂”。盡管探索性創作加速了中國文學的藝術進步，但卻與普羅大眾的現實生活和審美習慣相脫節。這些背離了現實主義主流傳統的作品大量出現在當時的期刊上，在網絡時代來臨前夕就導致讀者大量流失。

另一方面，一些作家雖然堅持用現實主義手法書寫現實題材，但在解構現實、重估價值、虛無歷史等觀念的影響下，觀察現實的角度和對現實的感受發生變化，從而導致作品的敘事態度、格調、方向和色彩發生變化。與經典之作相比，最主要的差別在于理想性的存在與缺失。經典作品中那些能夠陶冶情操、涵養性靈、慰藉靈魂，給大眾帶來精神指引的力量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對非主流的人物角色、生活情態，非常態的心理性格、情緒趣味，非正向的人生走勢、情感趨勢等的刻意放大。受到西方悲劇哲學和生命觀的影響，在當下的嚴肅寫作中充斥著一股論調，認為書寫高興、快慰、團圓、成功的作品是膚淺的、無價值的，只有那些觸及現實禁忌和陰暗人性，反映苦悶壓抑、焦慮痛苦的社會情緒，展現逼仄、絕望和失敗人生的作品才是深刻的、有意義的。當然，我們不否認社會中仍然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也不乏令人惋惜和痛苦的悲劇發生，但是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社會一直在進步，人民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反映正直善良的人性、弘揚傳統美德的事情也每天都在發生。文學以批判的形式呈現被遮蔽的真相固然重要，但發現人性和生活之美同樣重要。一些作家認為文學要在“可能性”上做文章，但文學不負有解決現實問題的責任，現實生活的“可能性”在文學中并無實際意義，她應當用以發現和重構人類精神生活的可能性。假如文學只會讓讀者產生幻滅感，其對“可能性”的探求一定是偏頗的。

嚴肅文學逐漸淡出大眾的閱讀視野，與理想性的缺失不無關系。當讀者只能從文學作品中看到對現實的刻板描摹，從人物命運中看到痛苦和絕望，而不能從高于現實的部分中獲得精神的滋養時，閱讀選擇必然轉向。進入新世紀以來，嚴肅文學圖書印數和銷量下降，紙質文學刊物難以為繼的現象日趨嚴重。這或許與網絡閱讀的興起有直接關系，但是，同樣是紙質出版物，一些被稱作“雞湯文”的“淺閱讀”或“輕閱讀”書籍卻十分流行，一些通俗小說、故事類圖書也不乏讀者。究其原因，除了可以滿足讀者碎片化閱讀和消遣閱讀的需要外，一個更為重要的原因在于它們可以為讀者提供“營養”，哪怕“營養”僅止于對社會、生活、情感、生命等的膚淺理解。盡管它們沒有什么文學性，也沒有多少深邃的思想性，但是卻像教科書一樣，指導讀者樹立人生的信心、看清現實的蕪雜、體味情感的溫度、排解內心的苦悶，為大眾提供現實的精神幫助，這恰恰是當下嚴肅文學的弱項。

網絡時代的反思

進入網絡時代，社會文化生態發生了重大變化，以網絡文藝為主體的大眾文藝崛起成為新的“主流文藝”，網絡小說、網絡影視劇、網絡游戲、網絡音樂等吸引了海量的受眾，這與當下傳統文藝的境遇形成了鮮明對比。以文學為例，網絡文學的讀者用戶已超過4億，傳統文學難以望其項背。我們不否認文藝的雅俗之分，也不必試圖抹除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之間的分野，但無論是通俗文藝還是高雅文藝，從創作動機上看，讀者都是首先被考慮的要素之一。“小眾”作品追求“永恒”的藝術價值，但是，文藝終究要通過作用于人的精神世界而對現實產生影響，舍棄當下的大多數讀者而寄希望于“未來的讀者”，從某種意義上說意味著逃避現實責任和社會擔當。因此，面對受眾日益減少的情況，我們有必要反思嚴肅文藝的價值取向和表達方式，以有效發揮文藝吸引、引導和啟迪讀者的作用。

與傳統文藝相比，除了媒介載體和表達形式上更易于讀者接受外，網絡文藝的審美情感和價值取向是贏得讀者的關鍵因素。仍然以網絡文學為例，與傳統文學制造“痛點”不同，網絡文學通過制造“爽點”征服讀者。網絡小說常用的建構故事的手法是“打怪升級”，即人物通過打敗怪物、擊敗敵人或者克服困難，實現個人能力、身份地位、人生境界的進階，或通過個人努力實現人生目標，這些都能夠產生成功的喜悅情緒。讀者因此會產生代入感，跟隨人物體驗心理快感和精神滿足感。無論是虛構還是現實類型作品，都會通過滿足讀者對人物角色的情感期待使他們產生閱讀欲望，這也是大眾文學最基本的創作原理。而一部作品的成功僅靠“打怪升級”的傳奇故事是不夠的，更要有激起讀者人性、道德、情感共鳴的價值取向，使讀者能夠從中讀出人物“塑造自我主體性”的努力，才能真正為讀者所喜愛。以《瑯琊榜》為例，這部架空小說和由其改編的電視劇之所以獲得大眾認可，原因在于其故事圍繞平反冤案、扶持明君、保家衛國、振興山河等展開，這些情節表達的價值觀念與傳統文化精神一脈相承，激活了潛藏在受眾內心深處的民族大義和家國情懷。在大梁危機得到解決后，蕭平荊離開金陵歸隱江湖，呼應的則是中國數千年來知識分子“在朝”還是“在野”的理想追問。在現實題材作品《南方有喬木》中，撲朔迷離的曲折故事背后，掩藏的是女主人公南喬與男主人公時樾對事業的執著和對愛情的珍視，小說折射出當下青年一代的人生經歷，能夠促使讀者思索人生的價值，具有溫暖心靈、激勵奮斗、涵育自我成長的現實意義。

由于受到商業利益的驅使，目前一些網絡小說中存在著放棄文學堅守、一味迎合讀者的不良現象。但它們給讀者帶來閱讀快感，在理想性上切近讀者心靈的做法，無疑給嚴肅文學提供了某種借鑒。從古代的話本小說到“四大名著”，再到當代經典佳作，它們書寫的現實生活和彼時的時代精神有天壤之別，但是并未因為所呈現的現實的差別而喪失文學價值。韋勒克和沃倫在《文學原理》中將文學的本質歸結為“虛構性”“創作性”或“想象性”，并沒有呈現客觀真實這一條。文學雖然是現實的反映，而人類需要文學，一定是文學提供了客觀現實所不能提供的東西。假如文學只反映客觀現實，讀者只需要關注新聞就夠了，不用再讀文學作品。文學具有復合功能，不能僅作為認識和反映世界的工具，文學的本質在于審美，好的文藝作品一定能夠給人提供溫暖的慰藉和向上的精神引領，即便是那些批判現實的作品，也是從對現實強烈的理想期待出發的。

由此可見，在文學創作中，表達現實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有對理想的堅守。衡量一部文學作品價值的高低，既要看在多大程度上、什么視角上反映了現實真相，在哪些方面體現了對現實的關懷，更要看為探索人類精神生活的可能性做出了哪些貢獻。這無論對于嚴肅意義上的傳統現實主義文學，還是網絡時代的大眾文藝，都是一個通行的“法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