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馮驥才考察估衣街

《漩渦里》是馮驥才系列自述史的最后一部，記述的是他1990年至2013年的經歷和親歷。由于這段長達23年的時間，他基本上放棄了他最有成就最有影響的小說創作，將這項事業置于偶爾為之的地位，然后重拾舊業再操繪事，繼而全力以赴地闖入一個廣闊、復雜、博大的民間文化世界，為之費盡心力、殫精竭慮，以后又延伸到大學教育、博士碩士研究生培養和學術學科謀劃，直至構成他一生奮斗的事業的四駕馬車（文學、繪畫、遺產搶救、大學教育）。這段時間的核心內容是文化遺產保護和民間文化遺產搶救，所以《漩渦里》的主題是“我的文化遺產保護史”。文學是馮先生功成名就的偉業，繪畫是馮先生的舊業，大學教育是他以文化遺產為中心展開的新事業，所以文化遺產的搶救與保護，是他的新的生命史。由于文化遺產搶救與保護面對的是全新課題，涉及的是全球性難題，碰觸的是超級復雜的問題，所以，他遇到了人生最大的挑戰和機遇，經歷了前所未有的煎熬和困窘，他把這些經歷喻為是在“漩渦里”，說明這于他是一段刻骨銘心的歷史，是掙扎、抗衡和超越的歷史，也是讓生命閃光的歷史。2001年開始，馮驥才當選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主席，此時我是協會主席團任命的副秘書長，5年后在又一屆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代表大會上，馮先生連任主席，我則成為秘書長。我們合作、共事了十幾年或者說他領導了我十幾年。所以閱讀這本《漩渦里》讓我生出一番獨特的感慨。往事歷歷在目，我談談其中令我印象特別深刻的幾個問題。

關于馮先生文化搶救的思想淵源

從作家轉身為文化保護者，其中的動因、原因有很多。社會轉型、文學影響力衰落、作家們紛紛改換門庭、新的社會矛盾焦點層出不窮等，都是重要因素。馮先生的文學成就和養成的文學素養把它原來差不多走入死胡同的人生道路和人生稟賦又重新激活了。文學的高度提升了他原有才華的境界和高度。所以，他一開始重拾繪畫，就把自己的文學能力注入到繪畫之中，使畫作煥然一新。他的繪畫立刻贏得美術界內外廣泛好評，而他自己非常清楚繪畫是被自己的文學照亮的。此外，早在1963年他21歲的時候，馮先生就對民間美術情有獨鐘，曾進行過天津磚雕的田野調查和寫作，并計劃開展天津民間美術的系列調研與寫作。他專注文學以后，在《雕花煙斗》《感謝生活》等中篇小說中都對民間美術、民間美學進行了熱情洋溢地禮贊，在《三寸金蓮》《陰陽八卦》《神鞭》《炮打雙燈》《俗世奇人》等小說中又對民間文化、天津風俗進行了描寫、表現、思考和批判。這為他后來的民間文化和文化遺產搶救保護工作奠定了基礎。雨果、梅里美、馬爾羅等一批法國作家對法國文化遺產保護發揮的登高一呼、文字表達、思辨引導、人格魅力，使他在遇到中國文化遺產大問題時有所榜樣，有所作為。而他在對敦煌進行研究和長篇寫作時，一大批中國學者諸如王國維、羅振玉、向達、劉半農、姜亮夫、張大千、常書鴻等在國家最苦難和個人最困窘的時代也要義無反顧、想方設法、竭盡全力地搶救和保護中國文化遺產的事跡感動和影響了他以后的人生選擇。他寫道：“從世紀初，一代代杰出的知識分子奮力搶救與保護著敦煌。他們雖然不過是一介書生，勢單力孤，但是他們單薄的手臂始終擁抱著那些岌岌可危的文化寶藏。他們置世間的享受于身外，守候在文化的周圍。不辭勞苦，耗盡終生。他們那種文化的遠見，那種文化責任感，那種文化的正氣，連同對磨難中文化的痛惜之情，深深地感染著我!”這段文字寫于1996年的馮著《人類的敦煌》和隨后所著《敦煌痛史》，《漩渦里》再度引述。這段文字透露出若干信息：一是他從文學向文化轉型時，由于他已經重新獲得繪畫的自信，把自己曾經的經歷在中斷若干年后又接續和恢復起來，經由繪畫創作的提升，他積累的古畫臨摹功底和美術史研究、畫論研究、民間美術研究都被激活，90年代以來他又在文化批評上著力，對中西文化碰撞、文化時尚、文化保護、城市文物、魯迅文化思想、薩義德東方主義、湯因比大歷史觀等發文述思陳見且大都引起軒然大波。此時，他已經開始自我定位為“知識分子”。二是一旦國家重要文化遺產、美術遺產有難，文化人、知識分子、美術家當義不容辭地擔當責任和使命，這是遠見、責任、正氣使然。三是這種文化擔當，往往會給個人帶來千辛萬苦和艱難困苦，但這一切都阻擋不了他們偉大的文化情懷，他們是孤獨的，他們也是千古流芳的。這才是馮驥才的“文化遺產保護史”的思想動因和思想基礎。他后來遭遇的挫折，面臨的困難，經受的打擊與保護敦煌的那些前輩相比，可以說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但是他像那些彪炳史冊的前輩一樣，愈挫愈勇。他的眼光已經抵達我們民族和中華文化的未來。他在《漩渦里》說：當我把這一代知識分子——中國第一批文化保護者當作精神偶像時，當我感到自己與這些文化先輩血脈相通時，我便自然而然向著時代的‘漩渦’再邁進一步。前蘇聯和吉爾吉斯斯坦著名作家艾特瑪托夫說過一句名言：“世界上沒有比爭取和平和拯救文明更重要的任務?！彼裕瑹o論作家、知識分子、文化人、學者、藝術家，達到一定的思想高度時，他們的使命必然殊途同歸。

在全面展開他的文化保護的使命和歷史之前，天津古城老街的保護實踐是一個前奏和序章。這一次實踐包含的各個豐富細節和豐富內涵，幾乎就是后來全國民間文化遺產搶救和保護的一個縮影和微型版。比如緊急啟動，亡羊補牢，與拆除比時間；比如以一己之力逆流而上，運用媒體和輿論的力量，動員民眾，以專家和專業的精辟證明文化的價值；比如文化價值與商業價值、文化功績觀與民生政績觀的博弈，無視與重視的一波三折、上下其手甚至互相呈智斗勇；比如緊急記錄，調查訪談，整理出版，建檔建博物館，深入解讀文化價值、歷史意義、未來可能并宣傳推廣獲得全民共識?，F在看來，這場以估衣街為核心的天津老城保護實踐，意義并不在于成功還是失敗，而在于馮驥才與他的志愿團隊，讓整個天津市從政府和政府官員到民眾和各個階層，都重新審視天津城史，確立起一個城市的文化個性所在和文明史觀，知道一個城市從哪里來到哪里去。

城市保護和城市文物保護并不自馮驥才搶救天津老街開始。在此之前，中國的文物保護和歷史文化名城保護，不僅在文物、文博、歷史、考古學界是學術重鎮，在政府行政部門也有專業分工、專門法律法規、專項政策措施并且一直有運動式的規模和影響。馮驥才天津老城和估衣街保護行動的意義在于他把城市古老文化或城市歷史肌理的保護注入到國家遺產名錄上的歷史文化名城保護理念中，改變和提升了全國歷史文化名城的理論和實踐；他把文化遺產保護的理論和實踐從文物保護的狹義性、定向物體化轉向文化遺產保護的整體性、非文物的民間經典、市民歷史和民俗器物、民間建筑和民俗建造。今天回過頭來客觀地觀察，馮先生當年與某些部門和商業行為的沖突，本質上是與我國文化文物保護理念的沖突，是與狹窄狹小狹隘的文化遺產觀的沖突。他的超前意識和超越文物概念發現民間文化遺產價值的審美直覺，極大地沖擊了舊有的傳統文化觀念和文化體制。從這個意義上，我們才能理解馮先生對時代和文化作出的貢獻。

關于民間文化遺產的搶救與保護

2001年，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召開全國代表大會選舉馮驥才為主席。從這個時候開始，我與馮先生建立了日益密切的聯系。他到中國民協任主席，所有人都會提出這個問題：為什么放棄文學寫作而如此專注專心于民間文化遺產保護?這種選擇孰輕孰重、孰大孰小、孰得孰失?《漩渦里》反復提到這個問題，并且在全書敘述中從前因后果和方方面面回答了這個問題。這個問題實際上也是我和馮先生接觸以來經?？M繞心頭并且經常被人提出且要我從側面作答的問題。一開始，馮先生自己也沒有預料到會為中國民協的事投入如此多的時間和精力，原來只計劃每年用百分之五的時間來參與其事。但是，他最終完全陷入其中了。原因在于：首先，民間文化遺產到底有多大作用和意義?在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這個平臺，馮先生看到了中國民間文化的地位、現狀、價值。它是中國文化的一半，它是中國文化多樣性的根基，它是常常被忽略卻堪稱偉大的文化。其次，他任職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主席引起了全社會的好奇與關注，由此大大提升了人們對民間文化的關注，由他形成的社會熱點，也使民間文化頻頻成為社會熱點，一個人能帶動一個領域、一個專業、一種文化樣式由邊緣進入時代和社會中心，這是千載難逢的時代機遇。馮先生看準了這個機遇也抓住了這個機遇。第三，2001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首次公布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單，啟動了一項由保護民間文化肇始，擴展到全部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全球文化行動，保護民間文化遺產成為世界大事、國際大事、全球大事。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從專業角度主導，中國同步接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理念與實踐，將馮驥才的天津實踐推向全國進入國際平臺。第四，中國民間文化遺產瀕臨崩潰，必須有人為它登高一呼，有人為它改變命運。這四個原因，喚起了馮先生像先輩搶救保護敦煌遺產一樣的使命和責任，他不得不把百分之五的投入改為百分之百的投入，他也必須毅然決然地從文學領域轉身民間文化領域。這種轉向，幾乎是唯一和排他的。本世紀民間文化遺產搶救和保護的啟動和最終取得的波瀾壯闊的局面，并不是任何一個人都能推動其到來的。我敢大膽地判斷：沒有馮驥才的轉身，沒有他在民間文化界作為領軍人物現身，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局面和結局，他是唯一的、不可替代的。與他個人的文學成就相比，一個民族文化的前途，數億中國百姓的文化生活、精神需求和歷史傳承，孰輕孰重?這差不多是一目了然的事了。

在國家層面，他推動了從民間文化遺產到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全面搶救與保護，國家關于非物質文化遺產立法、國家非遺名錄和傳承人保護制度、國家文化遺產日設立、國家假日與文化節日合并制度等等前所未有的國家法律、國家政策、國家制度、國家行為，都傾注著他的心血和努力。在文化層面，他以一己之力掀起了民間文化熱潮，讓無數民間文化傳承人獲得文化地位和社會影響，改變了無數民間文化和它們的傳承人的地位。

關于承諾的兌現

《漩渦里》真實地描寫和記述了馮先生在推進中國民間文化遺產搶救和保護中的壓力、困難、糾結、無奈和近乎無望、絕望般的抗爭和掙扎。在相當一個時期，為了獲得政府和民眾的關注支持，他把自己調查到的情況和全國專家學者匯聚來的信息，加以總結概括，用了一些文學化的鼓動和煽情，比如要打120緊急搶救，然后他又以身體力行的實干，一件件兌現他自己的承諾和口號。書中敘述了一個關于要用10年地毯式的普查，把中國民間文化一網打盡的故事，令人感慨不已。那是為了發動啟動中國民間文化遺產搶救工程，中國民協由我執筆做了一個工程規劃，把想做和應做的事都納入其中，于是馮先生在新聞發布會上表達了這一宏愿。該說法具有極大鼓動性，也是一個新聞亮點。一時間幾乎從中央到地方媒體，從電視廣播到報紙網絡，從文藝界文化界到中央和各級地方政府，誰都知道馮先生的地毯式和一網打盡。中國民協的工作在這種輿論形勢下勢如破竹地開展起來。當然，工作越具體越實際，困難和問題就越多。比如紅頭文件問題、經費問題等等。要把民間文化全部囊括，口氣不小。馮先生夸下?？?，但也的確讓這一事業得到從中央到地方各級黨委政府的重視，提振了民間文藝界的士氣，開創了一個新的文化時代。他自己也賣畫賣字籌款，心無旁騖地走南闖北、上山下鄉。個中艱苦一言難盡。我看見書中這段文字，才知道他自己并不是煽情一下就了事，他一直背負著這個沉重的十字架，耿耿于懷。他在書中說：“我曾信誓旦旦地說我們要將中華大地上的一切民間文化‘盤清家底’和‘一網打盡’。但真的做起來，我發現這件事根本不可能做到。不僅它浩無際涯，遍及大地，龐大得難以想象，而且我們一群書生，何以為之？那時我覺得我們像堂·吉訶德在和巨大的風車作戰。但是說過的話是收不回來的，它一直壓在我的心上。我不能說了不算。我心中常常感到羞愧。一次在湖南一位記者問我：‘你說你們要用10年的普查，把全國的民間文化遺產一網打盡，你們真能做到嗎？現在做得怎樣了？’我當時被問住了，不敢再說能，我的臉發燒。我覺得自己當初太冒失和無知，如同在大庭廣眾中吹了牛，該怎么辦？”從這一段敘述，其沉重心情可見一斑。好在后來他推動了中央政府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擔任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專家委員會主任，實施了全國性非遺普查，最后獲得全國共計87萬項非遺項目的統計結果。這才了卻了他關于一網打盡的許愿。當然這個經歷又啟發他把一項人人視為畏途，幾個部門互相推諉，誰都管誰都不管的重要遺產中國傳統村落保護，納入自己的責任和使命中來，他以古村落是我國最大和最后的文化遺產對象、是物質文化遺產和非物質文化遺產集合體、是農耕文明的家園、是農業農村農民問題和經濟文化一體化問題等等全新理念和震撼人心的表述，通過與國務院總理的對話，引發關注，推動了中國傳統村落的搶救與保護。經過10年努力，共公布5批共計6793個國家級傳統村落，厘清了又一項重大文化遺產對象，創造了文化史上新的奇跡。他還直接主持了中國木版年畫搶救普查工程，歷時10年，普查了全國數十個年畫產地，港澳臺年畫制售使用，日本、俄羅斯、歐洲、北美等海外收藏中國木版年畫狀況和作品數量，以及對數十名全國著名年畫制作藝人進行口述史調查，最終形成22卷的《中國木版年畫集成》和數十部《中國木版年畫傳承人口述史》。加上中國民協普查民間文學獲得的184萬篇民間故事（含神話、傳說、故事、寓言、笑話、童話等）、302萬首民間歌謠（不算史詩、長詩）、748萬條民間諺語，這幾個大數字加在一起，差不多也可以說基本摸清了我們的民間文化家底。這是中華文明一筆獨一無二、價值連城的遺產，是中國歷史有史以來第一次如此清楚我們的民間文化寶藏和庫存。

關于若干思想創新貢獻

《漩渦里》以紀實文學的風格，展示了馮驥才從自我視覺所見的曲折經歷。其中味道可謂酸甜苦辣諸味雜陳。他這些年的苦斗中，其實是充滿文學激情的，他的作家直覺、文學創造力、獨辟蹊徑的才能，為中國文化遺產保護、民間文化遺產搶救、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帶來了一系列的創新思維和創意思想。我曾經在幾家我國最有影響的報紙上發專文論述過馮先生的思想創新和貢獻。比如拙文《論馮驥才文化自覺思想的構成和意義》（《文藝報》2013年）《馮驥才“天大”的那些書事》（《人民日報》2015年）《21世紀中國文化發展的開篇力作》（《光明日報》2015年）《記錄傳承人口述史十萬火急》（《光明日報》2018年）等等，都在力圖定位馮驥才的文化思想和貢獻。此外，我還論證過他的幾個重要學術觀點，如《為什么中國要以畫過年》（《光明日報》）參與過由馮論引起的文化爭鳴，如《央視春晚是新民俗嗎?》（《光明日報》）。

《漩渦里》提及的幾個重要遺產事件，我覺得還有必要對其中兩點略陳己見。

一是對汶川地震文化遺產搶救的貢獻。汶川大地震震驚全世界。其中一個傷亡消息是，那里是我國羌族核心聚居區，約有3萬羌族同胞在地震中罹難，占全國羌族人口的十分之一。我國少數民族文化的主體是他們口口相傳的民間文化和非物質文化遺產。這就意味著，一個古老而重要的少數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在大地震中遭遇到前所未有的災難。這也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全球開展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以來，遭遇到的首次自然大災難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巨大破壞。在此之前，文化遺產、雙重遺產、非物質文化遺產在最不可抗拒的戰爭災難面前，雖發出無數次和平和保護的吁請甚至譴責，但基本無濟于事。自然災害對文化遺產、自然遺產的破壞，國際上有過一定的搶救經驗。而非物質文化遺產在戰爭中被破壞國際上是束手無策的，如也門沖突中世界非遺薩那歌曲在傳承人被槍殺、沖散中解體，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敘利亞戰爭中人民的死亡對非遺的破壞等等。大規模災難性破壞非物質文化遺產。在自然災害事件中，全世界都還沒有過這樣的經歷和經驗，我們并不是要為國際上創造先例，而是來自于我們自己的痛感。馮先生被地震的文化毀滅刺痛，他第一時間親赴地震現場調查和尋找搶救之道。搶救必須與救災同步進行。馮先生和我們終于提出了一整套方案，得到國務院總理大段批示予以重視，中央成立的抗震救災領導小組對此方案加以專題研究，眾多建議和措施被釆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當年便對我們建議中的名錄保護項予以支持，羌年等多項非遺項目被列為世界瀕危非遺名錄。此外，我和馮先生為羌族和羌區小學校共同撰寫了《羌族文化學生讀本》，國務院總理再次對此書的出版作出批示：你們為保護羌族文化遺產又做了一件好事！隨后不久，又編纂出版了四卷本《羌族口頭遺產集成》。再以后，恢復重建中羌族文化得到極大的張揚和保護傳承。僅羌繡一項，就在民間大大激活，市場影響和社會知名度傳遍全國。這是中國非遺保護為世界創造的一個成功案例，是自然大災難中救人救災救精神救文化多位一體同步跟進的成功案例。馮驥才為此受到全國抗震救災表彰大會的授勛表彰，作為“全國抗震救災英?！?，他當之無愧。這也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非遺保護留下一座豐碑。

二是傳承人口述史問題?！朵鰷u里》有較長的文字提到了傳承人口述史。他說：“傳承人口述史——這一專門概念的提出，它是我們提出來的，是我們在非遺搶救和保護中對口述史的廣泛運用從而獲得的學術發現?！边@個發現和創建，在全國和全球非遺保護實踐中具有劃時代的意義。馮先生在木版年畫中，自己親自做了河南滑縣年畫藝人的口述史，他率領天津大學馮驥才文學藝術研究院的博碩士們做了20多個年畫產地的年畫傳承人口述史，他在天津大學成立了中國木版年畫傳承人口述史研究中心和中國傳承人口述史研究所，他申請并獲批立項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傳承人口述史方法論研究”?？谑鍪纷畛跤晌膶W界操持，直到白俄羅斯作家阿列克謝耶維奇獲2015年諾貝爾文學獎，達到頂峰。其次是在歷史學界盛行，成為當下最炙手可熱的學術潮流和學術創新。馮先生是我國文學界做口述史最早且最負盛名的作家，他的口述史實踐也成為我國史學界推動口述史研究的早期范例，在史學界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當他將這一方法從實踐上升到作為學科方法論并被確定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時，他的學術貢獻也昭然若揭。他的文學特長和獨創再一次成就他的文化遺產搶救與保護事業，而且依然是中國獨創、世界唯一。他再一次為全球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創建了科學有效的方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