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法國巴黎圣母院4月15日晚遭遇大火，整座建筑嚴重損毀，標志性的尖塔已經倒塌。新華社發左圖為未遭大火損毀的巴黎圣母院外景。本報記者張怡波攝制圖：李潔

巴黎時間4月15日，一個令全世界心傷的日子。舉世聞名的大教堂——巴黎圣母院突發大火，從黃昏燒到午夜，屋頂和塔尖被燒毀。

全世界為之震驚的同時，也進一步認識到保護文化遺產的重要性。業內人士指出，如何從不同層面上給予重視，通過現代技術手段，既防止災難的發生，也盡可能在災難發生后減少損失，正是我們需要借此事件積極思考的問題。

多少文化遺產曾在大火中損毀，梵高、莫奈、委拉斯凱茲的名作均未能幸免

巴黎圣母院的這場大火，讓人們不免聯想起2018年9月2日巴西國家博物館火光沖天的那一夜。彼時，那座前身為“皇家博物館”的建筑連同兩百年來兩千萬件藏品中的90%都轉瞬化為灰燼——可以說，一個國家近乎全部的文化記憶，就此煙消云散。

值得引起關注的是，給人類文明以重擊的兩場大火，并非歷史上的偶然。時光的浩瀚長河里，多少文化遺產毀于大火，多少藝術品付之一炬，成了人類永遠的遺憾。159年前，那場延續了三天三夜的大火永遠地燒毀了圓明園；放眼世界藝術史，莫奈、梵高、委拉斯凱茲等藝術大師的名作都未能幸免于火災。

莫奈的兩幅《睡蓮》，就曾毀于火災。1958年4月15日，因安裝空調的工人休息期間抽煙，煙蒂掉落點燃帆布，引發了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二樓的一場火災。一幅長約18英尺的《睡蓮》以及一幅小版的《睡蓮》都遭損毀。雖然在隨后的三年中，博物館一直試圖修復這兩幅畫作，但終在1961年宣布，它們無法修復。

梵高的《上班途中的畫家》也在這份不幸的名單中。這幅作品原本保存于德國柏林國王-弗里德里希博物館，毀于二戰中的一場大火。它是梵高眾多自畫像中的一幅，創作于1888年，描繪了畫家手拿畫具走在去蒙馬儒路上的場景。

委拉斯凱茲的巨幅繪畫《宮娥圖》同樣曾歷經大火的淬煉。1734年，馬德里的阿卡薩宮失火，宮人拼命轉移宮中畫品，提香、丁托列多、維羅尼、凡·戴克、拉斐爾、博斯、勃魯蓋爾等人的多件作品卻仍被卷入熊熊大火。委拉斯凱茲繪于1656年的《宮娥圖》在這場大火中被拯救了出來，但還是受到一些損毀：畫邊必須切下，部分地方需要重繪，包括小公主的左臉。日后經過藝術家的重新修訂，這幅作品才成為今天人們看到的模樣。

歷史長河里的人類文明結晶沒有副本，但今天的技術可以對其進行備份

在業內人士看來，水災、火災、地震、戰火、偷盜等種種原因都給文化遺產致命一擊。而對于古建筑尤其是成為博物館的古建筑來說，尤其需要對火災這一威脅提起十二分警惕。一方面，多為木結構的這類建筑本身防火條件較差，絲質、棉麻制品、古舊圖書、紙質資料、漆雕等藏品以及多為木制品的陳列架也均為可燃物；另一方面，建筑內的用電設備容易在展出等臨時用電增大的情況下，負荷量過大，短路起火。

任何天災人禍，對于沒有副本的古代藝術品來說，其損失都是不可想象的。新近出版的《失落的藝術》一書就向人們揭示，若將全世界不同時期失落的藝術品匯聚在一起，構成的將是一個令人驚嘆的藝術史負空間——比如，達·芬奇失落了的巨型雕塑《斯福扎馬》應該與《蒙娜麗莎》同等重要，畢加索焚毀的《朵拉·瑪爾》應該驕傲地掛在他的《瑪麗·特雷莎·沃特》旁邊。該書作者美國學者諾亞·查尼指出，這座“失落藝術品博物館”的經典藏品數量，超過全世界現有博物館藏量的總和。它刻骨銘心地提醒著世人，人間珍寶得之難而失之易。

金陵美術館館長劉春杰表示，如果說過去受限于技術條件，面對藝術品可能面臨的失落，人類無能為力的話，那么今天的技術已經為我們提供了很多新的可能。他特別強調了備份意識，認為和100年前、50年前或者20年前相比，今天每一個美術館和博物館都應該把自己的作品進行數字化備份。敦煌這些年來不僅做了復制品，而且還把壁畫做成了三維影像，通過數字化把壁畫永遠保留下來。金陵美術館最近也在做這方面的工作，把館藏作品進行數字化。這樣做一方面易于藝術品的傳播和交流，同時一旦原作有了問題，也為未來保留了它們的樣貌，從而防患于未然，不僅藏品發揮更大作用，同時使作品的生命力得到延續。

藝術評論家、國家博物館研究員陳履生認為，對于文化遺產保護，如何從一個更廣泛的層面上提醒全社會來關注，值得深思。其中，既包括喚起人們思想認識層面上的重視，也包括技術層面建立起人防、機防、物防等多重防護體系。各國之間應就文化遺產的安保問題加強聯動、合作，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也不妨發揮重要作用，在世界文化遺產保護的規則方面提出更加嚴格的常態化要求，確保萬無一失。陳履生強調，充分做好災害處理的應急預案，也應被視作文化遺產保護的一個重要方面。如果沒有這樣的預案，災害到來之時，人人都將措手不及。“文化遺產是全世界共享的。在保護文化遺產的過程中，每一個人，每一個國家，每一個社會組織，都應有責任來承擔，都應切實而有效地落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