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當個體生命在耄耋之年送走無數個寒來暑往時，類似于生命的歸屬問題會常常浮現于個體生命的腦際。或者，更確切地說，夜晚的你常常會向白日的你詢問：你到底行走了一條怎樣的道路？回答是困難的。倘若人們生逢一個風云變幻的時代，回答便愈加困難。在出發時往往貌似確立的某種方向，日后看來卻帶有諸多不可抗拒的偶然的命運要素。至于出發后那條漫長道路的走向，則更不是個人的一己之力所能夠掌控的。可是，既然人們在一個特定的時代中確立了某種方向，且行走了某些曲折的路程，就不會讓記憶化為轉瞬即逝的過眼煙云。而是相反，在時間的推移中，記憶會愈來愈彰顯出個人與時代相伴相生的內在關系。這種種時代變遷、縷縷生命蹤跡，皆在束沛德的紀實散文集《我的舞臺我的家——我與中國作家協會》中或隱或顯地呈現。

一

從本書的《后記》中得知，編選本書的動因是因中國作家協會的“一位老領導不止一次地提出：應該組織力量編寫一本中國作家協會的會史。”但作者考慮到自己“年逾八旬，確實力不從心了”，便選取以一位“老作協”的身份做點力所能及的事情，即：編選一本紀實性散文集，以提供一本個人視角的“中國作家協會史”。

基于這一編選動因，本書的結構是以共和國時間演變為經脈，以共和國時期中國作家協會的人物與事務為血脈的。其一，在時間向度上，本書的文章發表于1953年至2014年間，歷時60年。這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因為“對于敘述者以及研究者，選定一個時間的點，有可能更出自策略上的考量：可供開發的線索憑借這一個‘點’而綰合，也緣此而發散——如果那確實是個值得拈出的點（‘時刻’、‘瞬間’） ”“我”未必一定要主觀拈出某個時間點，但這個時間點的拈出確實幾乎與共和國文學的時間長度相同。其二，在內容的選取上，本書可以概括為一位共和國時期的文學組織者與中國作家協會一道經歷的各種際遇。特別是，本書中的“我”參與并見證了共和國期間中國作家協會的歷史演變進程（“我”除了因青年學子的身份而未能參加“第一次文代會”外，參加并見證了后來歷屆中國作協的代表大會），有一種親歷者或經歷者的特別身份。

本書共七十九篇紀實性散文，分為三輯：“龍套印痕”追憶了作者個人“在中國作家協會從事文學組織工作的經歷和在政治運動、文藝批判中的遭遇”；“師友風采”記述了中國作家協會的一些歷史性人物的文學業績、精神風貌、命運變化，以及這些歷史性人物與作者之間往來的深情厚誼；“往事紀實”講述了作者所親歷或經歷的中國作家協會主辦的文學工作、文學活動和文學會議。每一輯的內容都放置在“我”的視角下，都圍繞“我與中國作家協會”來記述。這樣，盡管本書所選之文多是曾經發表過的、散落在各處的“舊文”，但在“我”——一位文學組織者的個人視角下，因《我的舞臺我的家——我與中國作家協會》這部紀實散文集而與作者近年所寫的“新文”匯合在一起，一并生發出新的意義。

進一步說，這部紀實性散文集敘寫了一種個人化的別樣“中國作家協會史”。當然，對于本書所具有的這一重要意義，一向謙遜有加的作者可能不會輕易接受。作者如是評價本書的意義：“編選出版這本《我的舞臺我的家》，也許能從我個人的視角為中國作協乃至當代文壇留下幾幀真切的史影。在某種意義上，這是否也算是‘一個人的半部作協史’呢。”但，即便是“史影”或“半部”，也稱得上是別樣的“中國作家協會史”。

那么，這本紀實散文集作為別樣的“中國作家協會史”，具有哪些特點呢？如何評價它的價值？它為“后來者”續寫“中國作家協會史”提供了哪些可以借鑒的資源？是否存在某種難以逾越的限度？

當我面對這部書追問上述問題時，恰恰是本書封面和后記赫然醒目地出現的“我與中國作家協會”這個核心關鍵詞組的意指所在。至于本書的內容，更是反復深描了“我與中國作家協會”這個核心關鍵詞組所承載的內在要義：一位文學組織者“我”與中國作家協會之間的復雜關系。

二

那么，如何理解本書中的“我”與中國作家協會的關系？這是閱讀這部別樣的“中國作家協會史”的核心問題。

在本書中，“我”不僅是中國作家協會歷史的講述者， 而且是中國作家協會歷史的親歷者和參與者。更確切地說，“我”是中國作家協會中的“我”，中國作家協會是“我”的視角下的中國作家協會。所以，這本橫跨共和國六十年的紀實性散文集，無論怎么讀，都既是作者跨入中國作家協會這一文學組織后長達六十年的精神傳記，又是六十年“中國作家協會史”的別樣讀本。在“敘史”過程中，盡管“我”的敘述語調平靜如水，頗具歷史敘事的不露聲色的紀實特質，但還是不禁投放了個人生命的情感溫度。特別是，那種看上去波瀾不驚的平實語調更加意味深長地傳遞出了一位桑海歸來的“我”與中國作家協會之間的穩靠性與矛盾性。

那么，如何解讀“我”與中國作家協會之間的穩靠性與矛盾性？我們如何在本書中與“我”一道梳理一位文學組織者與中國作家協會相互纏繞的記憶的“亂麻”？或許“我”在不同時期的角色轉換可以提供出一條梳理的路徑。

1952年秋天，“我”作為復旦大學新聞系的優秀畢業生被調到中宣部干訓班進修。學習不滿一個月，干訓班丙班班主任找“我”談話，“說是‘周揚同志需要一個助手，組織上考慮調你去很合適，你的意見如何？’我當即毫不猶豫地表示服從組織調動。”隨后，“我”又服從組織需要而被調入到全國文協（中國作家協會的前身）擔任秘書。那時，全國文協，對于青年時代的“我”來說，是一份偉大的愛，一項偉大的使命，一個偉大的希望。所以，“在畢業生調查表上，我填寫的志愿是：文藝理論研究、文學編輯或黨的宣傳工作。”。從此，青少年時代就對文學批評和文學創作情有獨鐘的復旦大學高才生，成為了中國作家協會的一位文學組織者。毫不夸張地說，中國作家協會，就是青年時代 “我”的精神歸屬地。事實上也是如此：在建國十七年期間，“我”不僅開啟了一生中的兒童文學評論工作（早在1956年和1957年，“我”就在《文藝報》上發表了《幻想也要以真實為基礎——評歐陽山的童話<慧眼>》和《情趣從何而來——談談柯巖的兒童詩》，較早地提出了“以情感人”、“以美育人”的內在化的兒童文學批評標準），而且擔任了中國作家協會創委會的秘書，在周揚、嚴文井、邵荃麟、沙汀等分別領導下，負責掌管資料研究和調查、聯絡工作。“我”全心全意，滿腔熱誠地投入到自己所承擔的工作中去，取得了漂亮的工作成績。比如：“我”一周內就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報告“處女作”——周揚在第二次全蘇作家代表大會期間的演講稿《為社會主義而斗爭的新中國文學》；為第二次“作代會”前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學習撰寫了八九千字的《學習情況報道》；為第二次“文代會”會上代表們的發言整理了《歷史估價問題和創造人物問題的討論》；等等。但是正當“我”“全神貫注地進入‘研究助手’、‘業務秘書’的角色”而“得心應手”、“沾沾自喜”之時，“一場來勢兇猛的‘急風暴雨’把我卷了進去。”“我”挨了批評，下放勞動，隨后被調到河北文聯和河北省委宣傳部（仍然主要擔任秘書工作），心存余悸。直到“新時期”到來，“我”才回到了最初供職的單位和部門——中國作協創作聯絡部（它的前身是中國作協創作委員會）。新時期以后，“我”除了繼續從事兒童文學批評工作之外，還擔任了中國作協黨組成員、主席團委員、書記處書記、創作聯絡部主任、兒童文學委員會主任委員等。集這么多身份于一身，全在于“我”對中國作家協會的歸屬之心。“我”再度以全身心的熱情和忠誠去回報中國作家協會的信任。于是新時期以后，“我”一手持評論（評論集《兒童文苑漫步》和《束沛德文學評論集》中的大多數評論都寫作于新時期以后），一手締結兒童文學作家、兒童文學批評家與中國作家協會的聯系，將大半生時光都貢獻給中國兒童文學界的建設與發展上。

這樣，新時期以后，“我”每一次身份的改變，都既給“我”的精神世界帶來了穩靠性的支撐，又構成了矛盾性的要素。可以說，回顧“我”的人生旅程，中國作家協會固然庇護了“我”的精神世界，但同時也考驗了“我”的精神世界。但無論“我”遭遇怎樣的心靈風雨， “我”作為個體生命對于中國作協這個文學組織的忘我投入始終沒有改變。

概言之，作為一位文學組織者，“我”始終將中國作家協會視為自己的精神歸屬地。

此外，中國作家協會對于“我”還是一個特別的家庭。如果說“如何的機構都會變老；任何的家庭都有其趨向，如它的封閉和它的偏見”，那么“我”對中國作家協會這個特別的家庭的整體情感則是恒久的忠誠，可又偶有偏離和猶疑之處。即是說，自進入中國作家協會這個特別的家庭以后，“我”所行走的道路大致順暢，可又間或出現曲折的蹤跡。這種種復雜的生命況味，“我”體味得最為真切：“回顧自己走過的路，沒能完全按照自己的志趣，愛好、個性發展，沒能圓青少年時代的夢，不能說沒有一點遺憾。然而，從另一個角度細細一想，我又無怨無悔。”

總之，正是在“我”的自述中，傳遞了一代共和國文學組織者的復雜的精神形態：將個體生命與中國當代現實政治、文化結合起來，以實現個體生命的價值和信念。在這個意義上， “我”的精神世界堪稱共和國時期一代文學組織者的典型個案。

三

但是，《我的舞臺我的家——我與中國作家協會》肯定不只是為了講述“我”的精神自傳，而更多地是為了記述“中國作家協會史”。再者說，就算“我”手執一支自傳之筆，從頭到尾追憶“我”的生命行程，也無法剝離于中國作家協會這一文學組織所提供的歷史舞臺。事實上，本書的名字“我的舞臺我的家”已經傳遞出了本書的重心所在。如果說“我”與中國作家協會的關系中的一個極點是“我”的精神自傳，那么另一個極點則是“中國作家協會史”。

由于“我”主要是在中國作家協會“創聯部”（前身叫“創委會”）工作，“我”對“中國作家協會史”的歷史敘事也便主要是通過這一特定部門的歷史“窗口”來實現的。而且，“我”的講述方法很是別致。本書雖然是由一個個單篇紀實性散文所構成，但當將它們合為“一體”時，還是體現出了既參與其中，又保持間距的總體歷史敘事方法，由此避免了簡單化的“中國作家協會史”的講述。其實，“我”作為一位文學組織者，無論如何具有“個體生命”意識，都不可能不“參與其中”，但倘若“我”一味參與其中，則很難實現歷史敘事的客觀性和復雜性。可是，話兒雖是這個理兒，但做起來卻并不容易。身處其中卻又置身其外，如何敘事？ 這真是“我”的敘事難題。為此，“我”選取了兩種具體敘事方法：敘事作協人物與敘事作協事務。在對人物與事務的敘事上力求回到歷史現場，重現歷史“本相”，保持著“我”與所記對象之間的平衡。這樣，“我”的視角下的“中國作家協會史”即是“我”的視角下的中國作家協會人物精神史與中國作家協會事務史。

在本書中，在“我”的視角下的中國作家協會中的人物，除了前述的“我”，更有引領“我”、陪伴“我”的中國作家協會的師友們。建國十七年時期，“我”有幸憑借中國作家協會“創委會”這個歷史“窗口”結識了共和國時期的著名作家、文藝理論家、詩人等。他（她）們是：“我”的第一個上級嚴文井、亦師亦友的沙汀、一直敬重的時任黨組書記邵荃麟、中國作家協會時任秘書長郭小川、詩人李季、創委會時任副主任菡子。新時期以后，“我”已經進入到中國作家協會的領導班子，既擁有了與前輩作家近距離學習的機會，也增加了與同代作協人、后代作協人交流的機會。這些作協人是：德高望重的時任作協主席巴金、時任黨組書記、詩人兼戰士的張光年、愛心和童心兼具的世紀老人冰心、“老天叔叔”張天翼、“可敬的老園丁”陳伯吹、人品文品兼優的金近、“老領導”馮牧、“當了一輩子文學編輯”的葛洛、“從29歲被打成右派、到51歲落實政策回到北京”的作協“四大”后新任黨組書記唐達成、葆有“普通一兵”本色的作家舒群、又是校友又是“班長”的中國作協黨組書記金炳華、“英年早逝”的兒童文學作家劉厚明、“兼具童心詩心愛心的洪波”，等等。這些身份不同、代際不同、命運不同的中國作協人皆集中在本書的第二輯里。他們共同具有對黨性的忠誠和對文學性的堅守。

在“我”的追憶視角之下，中國當代文學的發端的確給中國作協人帶來了新生命，讓他她（她）們看到了共和國文學的新圖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這一新的文學圖景深刻地影響了中國作協人的世界觀、文學觀，決定了他（她）們的工作方法和文學觀念。我們大多知道：中國作家協會創委會從一開始就承擔著“加強對文學創作活動的組織和指導”的工作任務，即忠誠于“黨性”。為此，一直稱呼“我”為“小束”的第一個上級嚴文井曾經語重心長地開導“我”的世界觀、提醒我“不要輕視舊世界觀的影響”；擔任全國文協黨組書記、創委會主任邵荃麟“不止一次地對我們說：要同作家密切保持聯系……”；1955年至1956年擔任中國作協創委會副主任的李季以實際行動喚醒了“我”“投入新生活的熱情與探索新事物的勇氣”；50年代中期調來當中國作協黨組書記的張光年“十分重視文學隊伍的建設，特別是領導班子的建設；80年代初期中國作協書記處常務書記馮牧的“旗幟鮮明、不遺余力地堅持文藝的社會主義方向”的立場、葛洛以“勇挑重擔”的共產黨員精神深刻地影響了“我”的思想、工作作風。但，作為中國作協的文學組織者在完成這些工作任務過程中所付出了的心力常常不為“外人”道也。特別是，中國作協人在文學與政治的兩極間需要承受怎樣的矛盾才能維持二者的平衡？嚴文井影響了心愛的童話創作，沙汀耽誤了小說創作，心痛得讓他“一再大聲疾呼：愛護作家，照顧作家，主要不是讓他們當代表，當委員，或當這個‘長’那個‘長’，而是給他們提供深入生活，認真創作的條件。”。邵荃麟因“中間人物論”而先消失于中國作協，后失去了生命。唐達成在29歲時就打成“右派”，在“文革”時，又被看作“老牛鬼蛇神”而被關進“牛棚”，待在“新時期”復出時已經51歲了，又歷經風雨。可見，中國作協人在政治和文學之間盡管試圖維持二者的平衡，但在特定的時代里，卻難免會有二者失衡、甚至出現破裂的狀況。而在由失衡到破裂的過程中，中國作協人作為個體生命，會體驗到異乎尋常的疼痛和憂傷。這本書所記述的“中國作家協會史”在某種意義上就是要呈現中國作協人在不同時代里的幸福與疼痛同在的靈魂回響。

在中國作家協會的人物之外，中國作家協會的事務也是本書中的“中國作家協會史”的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對于中國當代文學而言，有時，“事務”直接決定人物的命運和文學史的走向。在這個意義上說，本書第三輯里記述的“我”作為一位文學組織者所起草的重要會議論文與重要活動報道，以及重要政策文件，都不僅確證了“我”的生命歷程，而且參與并構成了“中國作家協會史”的內容與中國當代文學史的內容——它們標志著作為個體生命意義上的“我”與“中國作家協會史”、中國當代文學史在某一階段的歷史進程中形成同構關系。當然，基于“我”在創委會與創聯部時的分工不同，“我”所從事的事務的重心也有所不同。在建國十七年時期，“我”作為創委會秘書，主要是從事重要或重大文學工作、活動、會議、訪談的文字報道、采訪工作；在新時期以后，“我”作為作協書記處書記、創聯部的領導，除了繼續擔當重要文學會議和文學活動的領導組織者，更擔負起了中國兒童文學界的領導工作。但無論哪一個時期，“我”都以個體生命的獨特視角和獨特體驗、以中國作協人忠誠于黨性與文學性的敘事立場、以既置身于歷史現場又保持歷史間距的敘事方式、以寓“史實”于平實文字的敘述風格來記述中國作家協會的諸多事務。其中特別具有“中國作家協會史”意義的重要事務有：1953年6至7月記述的全國文協組織北京部分作家、批評家和各文藝機關的領導干部四十余人在從1953年4月下旬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理論的學習和討論；1953年9-10月記述的全國第二次文代會期間文學界各小組對“五四”以來中國文學的歷史估價問題和創造人物問題的討論；1982年7月記述的中國作協在1982年6月27日至30日新時期恢復工作后召開的第一次工作會議；1984年12月28日在中國作家協會第四次代表大會預備會議上對《中國作家協會章程》修正草案的討論；2001年11月在臺灣臺東師范學院舉辦的海峽兩岸兒童文學學術研討會上作了題為《新景觀 大趨勢——世紀之交中國兒童文學掃描》的演講；2008年6月，作了題為《一切為了孩子的心靈成長——回顧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作家協會的兒童文學工作》的總結。作者對這些重要事務的記述對于回返“中國當代作家協會史”的歷史現場提供了鮮活的場景、生動的細節、復雜的語境，以及迄今銘記在“我”等一代人生命深處的記憶。即便是那些不能被稱為重要事務的訪談和追憶，也往往會打撈出險些被時間的波浪所淹沒的歷史細節。如：《迎接百花齊放的春天——訪長春的幾位作家》首次披露了五十年代中期馮文炳（廢名）在長春時的真實處境和真實心境，非常珍貴。

不可否認，作為一位文學組織者，“我”在敘述自身所屬的“中國作家協會史”時，會不可避免地投放自己的情感與傾向。但，“我”并未諱言中國作家協會在歷史進程中的曲折和坎坷，并不掩飾個人生命歷程中的矛盾和遺憾。而且，正是在“我”的個人生命與中國作家協會命運交織的過程中，“我”才始至終都更加確信個人生命與中國作家協會的“相依為命”。愿中國作家協會繼續發展！

作者簡介：徐妍，女，吉林長春人，文學博士，現為中國海洋大學文學院教授，主要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魯迅研究，兒童文學研究。

（轉載時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