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春節期間，中國科幻電影《流浪地球》成為最引人注目的作品，這部電影除了顯示中國在特效技術方面的進步之外，更重要的是表現了一種有主體性的中國價值和中國精神。這種帶著地球去流浪的拯救方案和用一代又一代子子孫孫來創造新家園的愚公移山精神，都內在于百余年傳統中國向現代中國艱難蛻變的征程之中。可以說，當下中國再次處于新時代的蛻變過程，我們一方面需要感知到中國的新變化和新狀態，另一方面又要辯證地總結中國現代歷史的文化經驗。

中國文化的新狀態

很多人都感受到，近十余年來中國又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這不只體現在更加便捷的高鐵、更快速的移動互聯網和更多綠水青山的鄉愁，還體現在中國縣城和鄉村也迅速地城市化和現代化。春節期間我返回山東西南部的故鄉，昔日的縣城已經煥然一新、高樓林立，鄉村集市也擠滿了各種型號的汽車。這從一個側面顯示了改革開放40年中國現代化和城市化從“北上廣”地區向三四線城鎮延伸的廣度和深度，也使得城鄉二元結構在現代化硬件指標上逐漸縮小差距。可以說，中國已經基本完成了現代化的任務，這對于近代以來始終處于文化自卑感和現代焦慮癥的中國來說，是一種新的主體狀態和文化經驗。

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傳統與現代、中國與世界、鄉村與城市的二元框架下，中國自我指認為未完成現代化的傳統中國和鄉土中國，以歐美為代表的西方則是現代化的、高度發達的城市文明，是中國渴望抵達的“世界”所在。如電影《黃土地》（1984年）和《紅高粱》（1987年）等都把中國書寫為一處沒有時間演進的、非現代的鄉土空間寓言。這種五四以來形成的基本問題意識在80年代被轉換為推動改革開放的文化動員。在這種意識之下，形成了兩種文化心理。一是文化自卑感，也就是對傳統的批判和反思，因為傳統意味著落后、愚昧和非現代，是傳統的羈絆導致中國無法進入現代。這種激烈地反傳統思潮背后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所形成的文化與政治的特殊關系，用新文化來啟迪民智、傳播現代思想也是一種政治實踐。二是現代焦慮癥，就是對現代的強烈渴望和崇拜。從近代以來中國就開啟了學習和追逐現代化的進程，建立一個具有現代價值的文明國家是最重要的社會共識，以至于在現代中國文化中很少出現對現代的反思和批判，現代以及與現代相關的科學、科技、理性、現代化等概念都是正面的詞匯。

新世紀以來隨著中國加入WTO、深化社會改革和經濟實力崛起，這種傳統中國、鄉土中國的形象開始被現代中國、現代主體的位置所取代，中國的文化意識也發生了轉變。這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重估傳統文化，傳統不再是守舊的封建糟粕，而是優秀的中華文明的代表，那些流傳至今的、非現代的傳統習俗、民間工藝也成為寶貴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這說明近代以來所確立的傳統與現代的激烈對抗消失了，包括傳統在內的文化本身去政治化了，不再代表特定的政治價值，因此，傳統從負面債務變成了正面遺產。在這種大背景之下，《中國詩詞大會》《朗讀者》《國家寶藏》等傳統文化、人文修養類電視綜藝節目獲得觀眾認可；二是，中國變成現代中國，如電影《戰狼1》（2015年）、《湄公河行動》（2016年）、《戰狼2》（2017年）、《紅海行動》（2018年）等用特種兵來代表的現代中國軍人，不再是小米加步槍式的弱者，而是從武器裝備到軍事素養都高度現代化的士兵，中國成為現代、理性的代表，與此同時，城市中國也成為故事敘述的前提，出現了把鄉村他者化、詩意化，把工業空間廢墟化、博物館化和異度化的現象；三是，以人類的視角講述全球化的故事。在西方作為現代文明和普遍歷史的參照之下，中國只能講述民族的、本土的、特殊的和充滿差異的故事，不具有全球化的視角，近些年隨著中國經濟崛起以及擁有廣闊的海外市場，如科幻片《流浪地球》就開啟了中國電影的全球敘事，中國人也嘗試以人類的名義拯救地球，采用的還是中國方案和中國精神。

這些都顯示了80年代以來所形成的講述中國故事和中國經驗的前提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那種對傳統中國的激烈批判態度和對西方現代文化的盲目崇拜心理都已無法呈現當下中國的時代精神，這也是中國真正走向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的開始。

中國的現代精神

如果把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歷史放置在1840年以來近代史的大背景下來理解，確實，這100多年來，中國的基本任務是救亡、圖存和發展。現代以來，除了原發的歐美、日本之外，就只有韓國、中國香港、中國臺灣、新加坡等“亞洲四小龍”在冷戰特定格局下完成現代化轉型，而像中國這種人口眾多和幅員遼闊的國家，能夠在列強環伺、殖民掠奪的歷史中完成國家獨立和現代化任務是非常罕見的，而且中國還是唯一沒有被中斷的、不斷自我革新的文明古國。面對現代性的嚴峻挑戰，幾代中國人前仆后繼把現代價值內化到中華文明的長河中，使得中國文化再次煥發新的生機。在這種民族涅槃的過程中，我覺得中國積累了三種現代精神。

一是高度自主性和獨立精神。與傳統中國的王朝更迭不同，現代資本主義是一種殖民與被殖民、生存與滅亡的斗爭，中國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也就是亡國滅種的危險，為了擺脫被殖民和被奴役的宿命，很多有為之士都用不同的方式救中國，最終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建立了完全主權獨立的國家，保證中國有更大自主性和獨立性選擇適合自身國情的現代化道路，從而避免像其他第三世界國家那樣雖然獲得國家獨立，但在政治、經濟、社會等領域依附于西方強國，自主性和獨立精神就是中國革命和現代化建設的基本經驗。正是這種自主性，使得中國在冷戰時代走與美國、蘇聯不同的發展路徑，而在七八十年代之交又率先進行改革開放，同樣走上了一條不同于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之路。中國之所以能夠不斷地根據國際形勢和基本國情，選擇適合自己的道路，與獨立自主的狀態和自力更生的精神是分不開的。

二是人民主體和平等精神。近代以來不同的政治力量都想改變中國、拯救中國，為什么中國共產黨可以取得勝利，這主要是因為共產黨有效地組織和動員了廣大人民，把散兵游勇的群眾變成國家和社會的主體，才贏得八年抗戰和三年內戰。在新中國成立以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發揮人民和動員基層群眾的積極性，也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巨大優勢所在。這體現在兩種基本的國家治理理念中，一、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核心是讓人民過上現代化的、舒適的生活，共同富裕和全民共享是最基本也是最終的目標，這體現在硬件基礎設施和關系國計民生的重大領域都由國家統一調配，即便最偏遠的地區也能享受到通水、通電、通路、通訊等基本的現代化便利；二、群眾路線，在具體的工作和發展過程中，重視組織群眾和下基層，依靠成千上萬名基層領導干部來完成黨的政策、國家意志與基層群眾的有機連接。也就是說，中國的現代化更強調一種人民的共享、普惠和平等精神。

三是“發展是硬道理”和工業精神。中國近代的落后，主要是工業水平的落后，工業是現代文明的基石，因此工業化是中國實現現代化的硬指標，新中國成立以來不同歷史時期都圍繞著提升中國工業的硬實力來展開。而中國保持自主體和獨立性的前提也在于有完善的工業基礎和國家體系，在核心技術上不受制于人，這也正是五六十年代中國人民勒緊腰帶過苦日子也要搞原子彈、導彈等“兩彈一星”的原因。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更加重視“發展是硬道理”，全面提升中國的工業硬實力，除了憑借廉價勞動力成為世界加工廠之外，也出現了一系列“大國重器”和“超級工程”，以華為、阿里巴巴、騰訊等為代表的通信、互聯網產業的崛起，都體現了中國的工業實力。這種工業精神也體現在《流浪地球》中用工業力量來拯救地球的方案，電影中工業不再是廢墟和異度空間，而是生產性的、建設性的工地，堅信工業和科技的積極作用。中國之所以能完成工業化，與國家大力發展工業、實體產業以及對從事工業生產的“工匠精神”的肯定密不可分，這也正是社會主義制度發展工業文明的優勢所在。

可以說，中國的現代經驗更代表一種第三世界和發展中國家進行現代化建設的實踐，其基礎在于國家政權和基本制度的穩定、對人民的動員和集中力量發展工業的精神。這些都來自于中國共產黨所建立的政治制度和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社會、國家治理的理念。

未來的文化挑戰

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政治生態、經濟結構和社會治理等作出了積極調整，以適應中國經濟崛起時代的新格局和全球金融危機所帶來的不穩定風險。對于未來的中國文化來說，需要面對三重挑戰。

首先，精英文化、大眾文化與群眾文化協調發展。90年代市場化改革以來，中國文化的基本格局已經從體制內的文化事業單位為主體轉變為三種：一是精英文化，如嚴肅文學、小劇場話劇、當代藝術等，受眾面雖小，但成為現代社會文化品質的象征；二是大眾文化，新世紀以來中國大力發展文化產業，使得文化產品極大豐富，滿足了普通百姓文化消費的需求，文化產業化一方面盤活了文化市場，另一方面也帶來文化市場的唯利化和娛樂化，容易受到資本驅動和利潤綁架；三是群眾文化，國家也把更多的資金投入到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如城市出現更多公益性的博物館、圖書館等公共文化空間，農村地區也有廣播電視村村通工程、農家書屋工程、農村數字電影放映工程等，這些公共文化產品惠及基層群眾的文化需求。這三種文化具有不同的功能，彼此之間不是非此即彼的關系，而是滿足不同階層、不同區域的人們享受多樣的文化需求。

其次，互聯網文化的崛起與網絡社會治理的關系。在全面信息化的時代，各種文化媒介都轉型為數字化媒體，從電子書、網絡影視劇、微信等社交媒體、抖音短視頻到即將到來的5G時代，數字化、信息化和智能化已經成為文化生產和消費的基本形態。借助中國移動通訊技術的發展和普及，中國擁有最多的互聯網人口，并且在移動支付、電子商務等方面也走在世界前列。“互聯網+”不僅改變傳統行業、實體經濟的形態，迫使各行各業轉型升級，而且移動互聯網也深刻地改變了每個人的日常生活，讓個體擁有更多自主化的媒體空間，每個人都參與到互聯網文化的生產和消費之中，使得文學、新聞、娛樂、媒體等領域出現去職業化、去專業化的特征。可以說，互聯網使得自上而下的、中心與邊緣的社會結構變得更加去中心化和扁平化，這也需要社會治理適應新的狀態，既要面對社會空間虛擬化所帶來的高風險，又要保障網絡社會空間的多樣性和多元狀態。

最后，中國文化與海外傳播的關系。隨著中國資本、企業和勞動力走向海外，中國文化的海外傳播就不只是文化展示和交流，更重要的是宣傳中國的發展理念和普遍性的價值觀。中國故事不能只是民族性、差異性的故事，而應該擁有能夠包容不同文明、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價值理念。近些年，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主張，這些都是具有中國主體性的世界視野，這就需要中國建立和“一帶一路”相匹配的歷史、社會知識，也只有充分了解、認識他者（尤其是歐美之外的亞非拉地區），中國企業才能更有信心地開拓海外市場，更好地融入每一個在地社會、與不同的文化形態進行對話。因此，在新時代，中國文化、中國故事要實現更有效的國際傳播，通過展示中國的悠久文明和現代精神，讓更多的人認識中國故事的普遍性和參考性，相比歐美國家的現代性經驗，強調獨立自主和普惠性發展的中國道路更適合發展中國家的國情，這也是中國故事的優勢所在。

新時代的中國，需要新的中國故事。在中國基本完成現代化的各項指標的同時，也會面臨現代化所攜帶的各種挑戰和問題。在這個過程中，文化、文藝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就形成了一種回應時代精神、探討社會問題的文藝傳統，很多時期，現代文藝引導、參與到重大議題、政治事件的進程之中，在這個意義上，新時代的文藝需要繼承、發揚五四新文藝的精神，重建文藝與社會、時代、人民的有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