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狄更斯的杰作《小杜麗》是在1855年至1857年間分期發表的，小說的起首，敘述者描寫了烈日烤曬下的法國港口城市馬賽陸地上的景色，接著讀者的視線被引到海面上：“海港內污濁的水面和海港外美麗的大海，因為沒有絲毫的風而微波不興。黑與藍兩種顏色之間，清晰地標示出純凈的大海絕不逾越的界線；大海和港內令人厭惡的濁水一樣，靜靜躺著，兩者永不混合。”海港嚴重污染，才會出現這一涇渭分明的奇觀。讀者會問，倫敦泰晤士河的出海口是不是會有同樣的景象？《小杜麗》連載完畢立即出版，第二年六月，倫敦幾乎也像馬賽一樣炎熱，最高溫度達到甚至超過華氏九十度（攝氏三十二度），這在當地幾乎是破紀錄了。泰晤士河承載著無數包括人類排泄物在內的下水道污水，發出難聞的氣味，在當年剛竣工的威斯敏斯特宮議事的議員也深受其害。羅斯瑪麗·阿什頓這本著作以1858年夏天倫敦的大惡臭為背景，結合當年通過的《泰晤士河凈化法案》《醫療法》和《離婚法》等多種法案的產生過程，講述了達爾文、狄更斯和時任財政大臣的迪斯累里（也譯成狄思累利）那一年豐富而曲折的經歷。這是一本帶有傳記特色的社會史，很多史料是首次披露，極有可讀性。

伊麗莎白時期的著名詩人斯賓塞（1552—1599）寫過一首《婚前曲》，全詩共十節，每一節的結句都是“可愛的泰晤士，輕輕地流，等我唱完了歌”。詩中兩只潔白的天鵝順流而下，岸邊鮮花盛開，景色美麗，草地上還有一群仙女。托·斯·艾略特在《荒原》兩次引了這句詩，還說“仙女們已經走了”（趙蘿蕤譯文），意在與二十世紀初期不甚雅觀的泰晤士河岸形成對比。其實十六世紀的泰晤士河也目擊了很多不幸，自殺者往往喜歡在這條河里終結生命。不過那時的倫敦基本上還局限在當今的威斯敏斯特市和倫敦老城一帶，人口少，城市污水直接排放到河中，河水不很清澈（《婚前曲》也說到“waternotsofayer”）［彼得·阿克羅伊德為《倫敦傳》（翁海貞等譯，譯林出版社，2016年）中關于泰晤士河的一章取名“黑暗的泰晤士河”］，不過還不致釀成一次驚動英國王室和政府的嚴重事件。

兩百多年后的情形就完全不同了。1852年11月，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富蘭克林·皮爾斯贏得大選，第二年初春宣誓就任美國第十四任總統（1853-1857）后立即派他的大學同學、小說家霍桑出任美國駐英國利物浦的領事。霍桑1857年離任，幾年后寫了《我們的老家》（1863，中譯本名為《霍桑英國漫記》），題獻給已經下野的皮爾斯。請看霍桑筆下倫敦的母親河：“橫穿一座大城市的河流，往往會為展示這座城市宏偉莊嚴的建筑提供特殊優勢，然而泰晤士河畔，所謂的‘橋下游’的景觀，絕沒有給人留下應有的深刻印象。事實上，它似乎剖開了倫敦的心臟，僅僅暴露了它已經腐爛破敗到何種程度。林立于兩岸的是你能想象到的最破舊、最黑暗、最丑陋的建筑。衰敗的倉房，窗戶已被堵死，碼頭也一片蕭條。因此，若是對世上的大都市沒多大了解，我定會以為這城市已經歷了商業和金融預言家所預測的本世紀大蕭條。泰晤士河水流渾濁，反射不出任何影像，只懷抱著無數骯臟的秘密，仿佛一個愧疚的良心，因源源不斷注入的罪惡的溪流而骯臟不堪。因而，泰晤士河也不過是流經這座城市的一條陰暗河流罷了。”［《霍桑英國漫記》，于承琳等譯，中國青年出版社，2017年，第202頁至203頁］如果氣溫超過了攝氏三十度，泰晤士河又會給倫敦帶來什么？這是霍桑沒想到的——幸好他已離開了英國。但是他預感不祥。他說的“源源不斷注入的罪惡的溪流”就是指直接排入泰晤士河的污水。

恩格斯第一次坐船到英國，大約是在1842年初冬，他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中的記載卻很不一樣：“從海面向倫敦橋溯流而上時看到的泰晤士河的景色，是再動人不過的了。在兩邊，特別是在烏里治以上的這許多房屋、造船廠，沿著兩岸停泊的無數船只，這些船只愈來愈密集，最后只在河當中留下一條狹窄的空間，成百的輪船就在這條狹窄的空間不斷地來來去去，——這一切是這樣雄偉，這樣壯麗，以至于使人沉醉在里面，使人還在踏上英國的土地以前就不能不對英國的偉大感到驚奇。”［《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58頁］恩格斯在這本書的1892年版加了一條注：“這是差不多五十年前，在美麗如畫的帆船時代寫的。現在，這樣的船如果還出現在倫敦的話，那就只是停在船塢里面了，而布滿了泰晤士河的是熏得漆黑的丑陋的輪船。”恩格斯初次遭遇的倫敦，頗有點四十年前（1802年）年輕的華茲華斯站在西敏寺橋上看到的氣象：萬物“沐浴在無煙的清氣中，燦爛輝煌”［《十四行詩：在西敏寺橋上》，屠岸譯文］。正因為河上是“美麗如畫的帆船”，空氣中才“無煙”。那一年世上第一條蒸汽機船在蘇格蘭的一條運河試航，帆船退出歷史舞臺，還要幾十年。四十年代初，英國海戰主要還依賴三桅帆船。

十九世紀中葉，泰晤士河上的船更新換代，燒煤的蒸汽船淘汰了帆船，繁忙的泰晤士河道上也是濃煙滾滾。霍桑也曾坐新式輪船觀賞倫敦景色，他寫道：“無數的煤煙顆粒從煙囪中排出，漂浮在空中；逢上仲夏，烈日炎炎，露天甲板上濃濃的暑氣襲來……”［《霍桑英國漫記》，第201頁。］那時的泰晤士河下已經建成一條人類歷史上還未曾有過的河底隧道，霍桑也去見識過一番。圓形入口處由玻璃覆蓋，走下幾段樓梯，只見一條拱廊“通往無盡的黑夜”，好在隧道每隔一段都用煤氣燈照明，還有一些小商小販在售賣一些小玩意兒。霍桑幽默地寫道：“英國人在他們偉大河流的河床下開挖隧道，使兩三千噸重的航船在他們頭頂駛過，這一切僅為了給幾個老婦人提供新場所來賣蛋糕和生姜啤酒！”［《霍桑英國漫記》，第204頁。］這里的兩個細節是不能忽略的：煤氣燈和隧道都是里程碑式的新事物。

1858年的泰晤士河大惡臭對倫敦乃至工業革命敲起警鐘，環保意識正是通過類似的丑聞逐漸產生、加強。事發后，英國議會以最快的速度組建調查委員會，審批治污方案，于8月20日通過《泰晤士河凈化法案》。倫敦市政工程委員會總工程師約瑟夫·巴澤爾杰特的設計方案勝出，他沿泰晤士河在地下攔截污水，又建造了專門通道把污水引到泰晤士河的入海口。這項工程的一切費用來自專項稅金。這時的英國已經有一個非常龐大、高效的工程師隊伍。

工程師為現代生活提供無數便利，但是我國的讀書界對他們的具體貢獻所知太少。2012年的倫敦奧運會開幕式表演第二場“綠色而愉悅的土地”給我極深印象，場上主角是穿著簡陋的產業工人和一批頭戴高頂禮帽、身穿黑色禮服的工程師，工程師中為首的是由莎劇演員肯尼斯·布拉納扮演的伊桑巴德·金德姆·布魯內爾（1806-1859），他的臺詞來自莎劇《暴風雨》：“不要怕，這島上充滿了各種聲音。”這位布魯內爾是史上最偉大的工程師之一，他設計建造了英國的大西鐵路和一系列載入橋梁建筑史的大橋（期間發明空氣壓縮技術），第一艘橫渡大西洋的木制明輪船“大西方”（1837）和1858年鋪設橫跨大西洋電纜的雙層鐵殼輪船“大東方”也都是他的杰作。前面提及的泰晤士河隧道是由他父親馬克·伊桑巴德·布魯內爾（1769-1849）設計的，當今建筑工程中必不可少的隧道盾構也是由老布魯內爾首創。布魯內爾父子發明創造之多，實在是世所罕見。成功的發明家背后還有很多不那么成功的探究者，后者一次次的摸索鋪就了成功之路。《小杜麗》里就有一位叫丹尼爾·多西工程師，他不計代價地在工作室忙碌，即使自己的發明未被政府部門接受，仍舊坦然自若。

我也想乘此機會提一提另一對有名的父子，約瑟夫·杰克遜·利斯特（1786-1869）和約瑟夫·利斯特（1827-1912）。老利斯特是業余物理學家，發明了顯微鏡里的組合透鏡方法并確定哺乳動物血液中紅血球的形狀，其子為“外科消毒法之父”。醫學衛生上的進步也惠及中國人。上海的仁濟醫院由英國外科醫生雒魏林（音譯當為洛克哈特，1811-1896）于1844年創辦，一切資金都來自捐款。該院純屬慈善性質，專收中國病人（故而當初英文名ChineseHospital），推廣牛痘接種，普及公共衛生知識。病人包括吸食鴉片成癮者。仁濟一度因接受英國人雷士德的捐贈更名雷士德醫院。

十九世紀的英國繼承了十八世紀發明創造的傳統，奠定了現代工業社會的基礎。發現蒸汽的瓦特固然重要，而蒸汽機車的制造與不斷完善卻是一個工程師共同體數十年齊心協作的結果。這些成就來自一種發明創造的文化，來自對自然奧秘無窮無盡的好奇心和忘我的獻身精神，來自一個發育健全、各個成員能夠默契配合的科學共同體。與此相應的是英國皇家學會的指導作用以及當時一套鼓勵科技和探險的機制。英國的林奈學會在1858年已擁有好幾百位各有專長的成員，他們不論是組織會議還是編輯出版期刊都做得井井有條，相互之間誠摯交往，無所保留。達爾文的物種起源的思想已經醞釀多年，他與華萊士的愉快合作促使他在1858年下決心把自己的發現寫出來公開發表。兩人的交往處處顯示出“君子坦蕩蕩”的紳士風度。

華萊士也曾獨立注意到進化現象。1848年，才二十三歲的華萊士和昆蟲學家亨利·貝茨就到亞馬孫河探險并收集昆蟲、蝴蝶，為時四年，第二年他弟弟赫伯特也前往巴西，不幸死于黃熱病，1854年，他又在皇家地理學會資助下赴馬來群島收集標本，一待就是八年，“他乘坐當地人的小船，在各島奔波了一萬四千英里，經常暈船，也遇到過食物嚴重不足的情況，還得過熱病，一個人待在簡陋的茅舍里，靠著跟新加坡等地的醫生要來的奎寧，發汗熬過去。在馬來群島期間，他收集了十萬多種動植物，還發現了馬來群島有一條無形的海洋分界線，該線兩側的動物物種差別很大。”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兩條腿被蟲子咬得體無完膚，疼痛發炎，已經在屋里憋了一個月，但足不出戶又招上了熱病，還在康復中。浪費這么多時間，嚴重影響了我采集昆蟲的任務。”沒有強健的體魄和勇敢的精神，無法完成如此艱巨的工作。華萊士還與英國同好者交流信息，與他們形成了一個科學研究共同體。皇家學會、皇家地理學會等組織也起到了提倡合作的樞紐作用。如果都是“惟吾德馨”之類的人物，相爭相斗就是必然命運了。十九世紀初，到各地搜集植物標本在英國已經蔚然成風，大英博物館設有自然歷史部，植物學家羅伯特·布朗（1773-1858）多年擔任植物標本庫的負責人。1858年，英國植物學家已在殖民地錫蘭（今斯里蘭卡）開設植物園。沒有這種全球性的科學考察，達爾文、華萊士共創的進化論是不可能問世的。正是這種植物學上的興趣促使英國人歐內斯特·亨利·威爾遜在1899年至1911年間四次到中國西部采集植物標本和種子，1913年出版《一位博物學家在華西》。據我所知，這本極有價值的著作至今僅有部分譯成中文，改名《威爾遜在阿壩》。我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留學的時候去一位英國朋友家，花園里的杜鵑花正盛開著，主人告訴我杜鵑花的故鄉在中國，我十分驚訝。這件小事也說明我們一般的所謂“讀書人”在博物學領域知識非常欠缺，現在依然如此。中國傳統士大夫以科舉得官為人生目的，重書本知識，達爾文和華萊士漫游式的考察和冒險超出了他們的想象，《小杜麗》中多西這種徹底無我的人，他們也無法理解。現在的中國年輕人還須在“五四精神”的激勵下擺脫功利主義和實惠哲學的羈絆，做出讓世界刮目相看的事情來。

迪斯累里與達爾文和狄更斯不同，多年積極從政。他在1858年出任內閣中除首相之外最重要的財政大臣，早年是保守黨“青年英格蘭”運動的領袖［《共產黨宣言》里批判“封建的社會主義”的文字主要是針對“青年英國”（即“青年英格蘭”）的］，后來兩度出任首相。這位雄辯的政治家還是流行一時的小說家，曾獨出心裁地用“兩個民族”來概括英國的階級對立。可惜我們的讀書界對這位十九世紀世界史上的關鍵人物是忽視的，好在管南異的《進退之間：本杰明·狄思累利的“青年英格蘭”三部曲研究》（浙江大學出版社，2010年）已經從文學研究方面填補了空白。多次出現在本書的布爾沃·利頓也是維多利亞時代有影響的政治家、作家，今天大學英文系的一般教師也不一定聽說過他的名字。英國政治家不得不接受輿論監督，幾乎沒有隱私可言。但總體而言，報刊（本書作者引用的報刊雜志多達五十余種）督促政府解決難題，堪稱社會改革的積極推進者。

大惡臭事發后，倫敦報刊以極為犀利的語言施加壓力。7月1日的《泰晤士報》敦促政府加快步伐：“負責這個問題的委員會一個接一個，一撥接一撥，采集的信息足夠建造一百種下水道了……可他們還是什么都沒做，不過就是往河里拋幾船石灰，……要不就是在幾個排污口擺擺樣子。這么干，到明年這時候，也不會有什么變化。我們要找出問題的根本所在，一天都不要再浪費。”議會設立的調查污染問題的泰晤士河委員會也受到7月17日《笨拙周報》的嘲諷，諸位成員被取笑為化學坩堝先生、廉價燃氣公司計量表先生、糨糊腦袋先生、呆頭呆腦勛爵、吹管教授、萬事通先生、污水坑先生。一個能夠產生《笨拙周報》的社會是風趣、自信的社會，創辦人之一亨利·梅修也像恩格斯那樣著力反映十九世紀中期倫敦窮人生活和兒童問題。用眾聲喧嘩四字來形容英國的報刊業、出版業是絕對不過分的，這一特殊的語言多元生態顯然也有利于社會的進步和讀者判斷力的提高。馬克思也為報刊寫過大量新聞報道和時事分析。本書提及的憲章派報紙《人民報》創刊于1852年，刊登或轉載過馬克思和恩格斯不少文章，馬克思還作為外國革命流亡人士的代表出席該報創刊四周年的紀念宴會并致辭。［詳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共四冊）第一冊，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74頁至776頁］正是這樣一種寬松的出版氛圍，促成了很多重要的思想流派的產生。

嚴復翻譯《天演論》以及達爾文的“進化”觀念在中國讀書人中間曾產生過警鐘般的效果，但也會導往可疑的方向。進化論會不會鼓勵人們用生物的模式來看待人類社會？1971年的中國，翻譯出版的書籍極少，但是赫胥黎的《進化論與倫理學》卻是例外。作者有感于維多利亞時代“狂熱的個人主義”和“‘自行其是’的傾向”，不主張把生物界的“適者生存”應用到人類社會的倫理領域。“對倫理上最好的東西（即所謂善或美德）的實踐包括一種行為的途徑，這種行為的途徑在各方面都是同宇宙生存斗爭中導致成功的那種行徑對立的。它要求‘自我約束’來代替無情的‘自行其是’；它要求每個人不僅要尊重而且還要幫助他的伙伴以此來代替、推開或踐踏所有競爭對手；它的影響所向與其說是在于使適者生存，不如說是在于使盡可能多的人適于生存。它否定格斗的生存理論。”［《進化論與倫理學》，科學出版社，1971年，第57頁至58頁。］赫胥黎反對赤裸裸的競爭，同時也拒絕烏托邦的誘惑。他補充了一句話：“進化論并不鼓勵對千年盛世的預測。”［《進化論與倫理學》，第59頁。］《進化論與倫理學》在1893年問世，其實作者所擔心的“狂熱的個人主義”和“自行其是”的信條在諸多因素的牽制下并未被英國社會普遍接受，反而是社會主義的思想在贏得人心，在1892年的大選中甚至有工人入選議會。

本書作者詳細披露狄更斯的婚姻危機以及隨之而起的狄更斯和薩克雷的失和，不過兩人之間的不快完全沒有惡化到“不共戴天”的地步。他們是克制的，從未互相詆毀，始終能客觀評價對方的作品。人是成長變化的，情感亦然，故而1858年頒發的《離婚法》合乎新的人道觀。中國傳統文化重男輕女，有“三妻四妾”一說（民國時期“姨太太”還屢見不鮮），男方還可以休妻、出妻，從貧苦人家買來“童養媳”當牛馬使喚。拐賣婦女的現象，即使在當今也時見于報端。我國《婚姻法》的制訂是西風東漸的結果。狄更斯與埃倫·特南的關系帶有悲劇成分，對此難作是非判斷。問題的關鍵是狄更斯與夫人疏遠后能否公道待她。利維斯在論及狄更斯的獨特天才時特意指出他的天才全面覆蓋了人性的興趣，接著用括弧加上一句“狄更斯不是‘一個一本正經、坐懷不亂的人’”（“Dickens was not‘asolemnandunsexualman’”）［《小說家狄更斯》，利維斯夫婦合著，1970年，游隼版，1983年，第301頁］。利維斯晚年推崇狄更斯，這句插語的分量就非同尋常。

《大惡臭》中這一部分牽涉俱樂部生活頗多。俱樂部是英國比較有身份的人的去處，所謂的“圈子”往往通過俱樂部形成。成員必須遵守規則，像耶茨那樣因言語不當被俱樂部除名是很不體面的。一旦某位成員引起物議，其去留純粹取決于全體成員的民主表決。俱樂部的自治全仗規章制度，就此而言很像英國古老大學里的學院，各院院長的產生有一個民主的過程，相關學院的正式成員參與院務，也不會因意見不合而反目。英國社會有各種各樣的組織，它們使得整個社會的質地特別緊密，同時富有彈性，能不斷進行自我調整與修復。

1858年是咸豐八年，除了迫于生計出洋的勞工，中國士大夫還在吟詩作對，對外部世界毫無興趣，但是現代化已經初露曙光，那時的上海公共租界已經有英國人比爾兄弟組建的消防隊，現代城市的公共設施隨后逐步在上海創設。出生于香山的容閎（1828-1912）先在澳門、香港入讀教會辦的馬禮遜紀念學校，1847年赴美留學，1854年從耶魯畢業回國，立志以個人微弱之力慢慢改造社會和人的觀念。那一年7月，上海租界的工部局成立，中國歷史上的很多“第一”隨之而來。1852年初，上海的北華捷報館就編輯了英文《上海年鑒》，收有當時最詳細的上海地圖，收有連續系統的氣象記錄以及大量其他珍貴史料。

如何看待英國的殖民遺產？《大惡臭》中不少篇幅涉及英國在印度的統治，這方面我們的知識儲備也是普遍不足的。以往人們經常把東印度公司與英國等同起來。印度1857年至1858年的起義被鎮壓，英國政府立即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決定直接接管印度。維多利亞女王也鼓勵首相起草一份印度公告，要體現寬容與平等。當年議會通過《印度管理法案》，德比首相說了這段話：

我認為，印度所有的宗教信徒都應受到保護，絕不允許妨礙基督教傳教士在印度活動；但另一方面，我也確信，政府應為所有教派和信仰提供一視同仁、不偏不倚的保護，除此之外，不應過度干涉。這不僅有益于英國的利益、和平和安康，也有利于英國行使治理印度的權力。

但是隨著印度知識界國家意識的增強，英國在印度的統治以及帝國體系受到越來越多的批評，尤其是作家拒絕沉默，例如福斯特的《印度之行》和奧威爾的《緬甸歲月》（緬甸原由英屬印度管轄）發出了與愛國歌曲《統治吧！不列顛尼亞》對抗的聲音。印度的獨立與印巴分治是震撼世界的大事，英國并未與獨立的原殖民地反目成仇，反而與它們保持了良好的關系，很多新獨立國家的領袖人物在英國接受教育。英聯邦是歷史的產物，二戰后從大英帝國獨立出來的國家絕大部分自愿選擇加入英聯邦，目前成員國還超過五十個，每四年舉行一次運動會。多年來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是英聯邦名義上的元首，2018年該職改由查爾斯王子擔任。

還有點未盡的話，想借此機會表達一下。英國很早就有了執業醫生注冊制度，這是值得驕傲的。恩格斯肯定了英國的醫院，但是指出醫院太少，而且收費貴，工人付不起費用，只好求助于江湖醫生的假藥。“在英國的一切城市里這種江湖醫生都有好多，他們靠各式各樣的廣告、招貼及其他詭計在最窮的階級中招攬顧客。此外，還有極多的包治百病的所謂特許專賣藥出賣，……所有這些藥劑都有一個特點，就是能醫治世界上的一切疾病。……這些丸藥有的人用來治大便不通，有的人用來瀉肚子，有的人卻用來治熱病、虛弱以及各種各樣的疾病。”［《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146頁。］由此看來四十年代還沒有嚴格實行執業醫生注冊制度。英國的醫療改革曠日持久，“二戰”后實行的國民醫療保健系統（NHS）是福利社會最典型的成就。恩格斯揭示的那套虛假廣告，在很多地方仍未絕跡。如果“祖傳秘方”、“扶正祛邪”之類的語言暢行無阻，諸多像光環下的人參一般的神藥不必通過臨床試驗來證明其無所不能的療效，那么江湖醫生乃至“大仙”［見《新京報》2019年3月11日報道《丈夫聽信“大仙”鞭打妻子致死》。］還是有著施展手段的空間。

讀完《大惡臭》的譯稿，我深深感到修峰花費在翻譯上的時間和精力不會白費。1858年倫敦的高溫促使政府立法啟動下水道改造，一百多年來，隨著人們環保意識的提高，泰晤士河的綜合治理未曾間斷。上世紀八十年代，上海的蘇州河也因生活和工業污水的肆意排放而以黑臭著稱，經過二三十年的截污治污以及河道疏浚，蘇州河水質改善，魚類群落漸漸恢復，兩岸已沒有異味。但是全國總體水質下降的趨勢是否得到根本扭轉？衛生設備和下水管道是否已經遍及各地？城市排污系統的規模是否跟得上高樓建造的速度？我國的環境整治和生態修復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我也希望這本書能夠廣受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