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當代備受推崇的作家恰恰是特雷弗、門羅等技藝精湛的文學匠人，也是麥克尤恩、村上春樹這類的小清新作家,這是文學精神的落寞

機緣巧合，我需要在兩個截然不同的博士項目之中做出選擇。

前者是傳統的英語與創意寫作博士，延續著美國寫作項目打磨手藝的傳統，我會在這里繼續討論自己和同學的作品，浸潤于英語系的理論課程中，參加英語系的資格考，只不過博士論文可以自己的長篇小說代替，系主任也是小說家。

后者是一所美國名校近幾年新辦的作家項目，設在比較文學專業下，除了必修的比較文學專業課外，可以自由選修任何與自己寫作項目有關的課程，需參加比較文學的博士資格考，精通三門語言，博士論文則是研究和文學創作的結合。

后面這一項目的負責人說：我們希望讓作家重新思考“什么是知識”，希望給他們提供更廣泛，更深入的知識上的訓練。

這一理念聽起來很好，但是我有我的猶豫：該項目中沒有作家作為執教者。系主任信心滿滿地說，我們這些經驗豐富的文學教授就可以給你足夠的指導。我聽出了學者對創作的想當然。

近兩年我在愛荷華大學教本科生創意寫作，每次講到情節設計，我都會播放法國的電影短片《調音師》。影片講述一位琴童在鋼琴比賽挫敗后假扮盲人調音師謀生的故事。陰差陽錯，命運把這位調音師領到了兇案現場。他按門鈴，對方不應門，他打開隨身攜帶的日程簿核對地址，再按門鈴，房里的老太太說：丈夫不在家，不方便開門。調音師開始訴說自己作為盲人的苦惱，來一趟是多么不容易，對方于是把門開了一道縫，還是想把他打發走，就在這時候，對面的鄰居也開門窺探了外面的情況，老太太這才開門讓調音師進屋。

我請學生想為什么要設計這個“核對日程簿”的細節，又為何要讓對面的鄰居開門來看。

受過傳統文學教育的學生很容易拋出“象征”，“對比”等修辭方面的回答。但在寫作課里，我需要他們把這些統統扔掉。我們要思考的是：倘若要寫某個人無意間闖入兇案現場，但殺人犯并不是傻子，怎么會在剛殺了人，尸體還沒涼透的情況下放陌生人進來？

如果從這個問題出發，就會發現電影里的這些設計是合理的。老太太最初不想開門（所以才有了調音師以為走錯門，拿出日程簿核對地址），而后拒絕開門，直到鄰居探頭張望，老太太不想惹人懷疑，只好把“盲人”帶進家門。

并且，這里的設置對之后情節的發展也起著重要的作用，因為這本日程簿，老太太最終會發現這位“盲人”是冒牌貨，也因為鄰居在家，才有了調音師最終的拼死一搏——只要我一直彈琴，她就不能殺我。

從小說寫作角度，我們首先做的是讓故事成立，讓情節合理，讓人物可信。這些基本功被批評家稱為“技巧”，他們常常輕蔑地提起這個詞，他們更看重的是所謂“象征”“隱喻”“對比”之類的事后分析。很多時候，他們忘了，一個真正起效的象征首先是小說情節邏輯層面的必需。

然而，另一方面，作家需要的不只是技巧，更是淵博的知識。近日看到有朋友抱怨愛爾蘭作家威廉·特雷弗和加拿大著名作家艾麗斯·門羅的“小”，批評他們的小說固然精致，但生活場景非常有限。我深有同感。這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悲哀，借美國作家保羅·哈丁的話：“我不喜歡那些總在抱怨白人中產階級生活的作品，那些書本身就成了他們所不滿的粗糙的物質主義的一部分。”

最近我仍在重讀經典作家：福樓拜，果戈里，陀思妥耶夫斯基。福樓拜在寫給好友路易的信中談到他們這代寫作者的無知，他向往著荷馬和拉伯雷的豐富——他們知道所有東西，我們一無所知。這種自愧弗如放到今天吾輩的身上怕更是如此。

但是當代備受推崇的作家恰恰是特雷弗、門羅等技藝精湛的文學匠人，也是麥克尤恩、村上春樹這類的小清新作家。王宏圖教授近日撰文談麥克尤恩的《黑犬》與梅爾維爾的《白鯨》，前者明晰單一，后者復雜精深，也可窺見文學精神的落寞。每個學期我都會帶班上的學生讀一篇村上春樹的小說英譯，過去三個學期我選的作品都來自他早年的作品集《神的孩子全跳舞》，今年我想帶學生讀點他的新作，于是用了《紐約客》雜志去年三月刊發的《風穴》。

學生和我讀了都很失望。小說講述的是敘事者的妹妹十多歲時死于先天性心臟病，幾年后敘事者患上了幽閉恐懼癥，故事末尾敘事者回想曾經和妹妹造訪富士山邊的風穴，妹妹進到洞穴深處，有一段時間他們處在失聯的狀態，后來妹妹出來了，感嘆說“愛麗絲仙境里的所有東西都是真實的。”

這是當代文學一再重復的主題：“親人的死亡”，但是村上春樹抖著他的小機靈，做了個漂亮的手勢糊弄過去了，既沒有更深的挖掘，也并沒有全新的視角。在我看來，這個傾向在他早年的作品里已經初現端倪，比如說，他早年的名篇《泰國之旅》結尾用到北極熊一年只交配一次的段子。但在當時，這些花絮新鮮，吸引人，而且故事本身是扎實的，所以可謂錦上添花，但倘若故事說盡，只剩段子，就成了雞零狗碎的中學生作文。

今天的悲哀還在于，年輕的寫作者，或許受著成功學的鼓動，迷信著小清新作家的暢銷，竭力學習講段子的功夫，以為優秀的短篇就應該如此。

說回經典，我正在翻譯一本全新的梭羅傳記，也借這個機會重新走進那個時代最杰出的作家的人生。愛默生和梭羅的確令人肅然起敬，這些先驗主義思想家不僅思考著基督新教，還廣泛閱讀佛教、伊斯蘭教、印度教等宗教典籍，以此“探尋精神真理的源頭”。愛默生的很多詩作可以看到他學習梵文的遺跡；梭羅很早就看清這些先驗主義學者受限于安逸的生活，他于是離開他們，把他的“散步”擴大到自然之中。他鼓勵《瓦爾登湖》的讀者進行自己的生活實驗，不要效仿別人，也不要效仿他。最終，梭羅把生命活成了一場無比豐富的實驗藝術。

近兩百年以后，作為當代人的我們，世界看似豐富廣大，但我們和它的接觸或許是淺顯且狹小的。我們失落的或許不只是淵博的文學，更是用生命來不斷實踐，擴充自我的勇氣。

（作者為青年作家、現執教于美國愛荷華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