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2018年8月至2018年11月間，評論家張莉對67位新銳女作家及60位新銳男作家分別進行了“我們時代的女性寫作調查”及“我們時代文學的性別觀調查”，邀請每位受訪作家從五個問題中選擇一個回答，每個回答限定在500-800字以內。

女作家的問題是：

1、你認為女性寫作的意義是什么，你是否愿意自己的寫作被稱為女性寫作？

2、女性身份在寫作中的優長是什么，缺陷或不足是什么？在寫作中，遇到的最大困難是性別的嗎？

3、喜歡的女作家或作品及其理由，你認為這位作家是女性寫作嗎？

4、你心目中理想的女性寫作是什么樣子的？伍爾夫說，優秀的寫作者都是雌雄同體的，你怎樣看這一觀點？

5、你怎樣理解目前席卷全球并在中國產生巨大影響的“性別與權利” 運動？

男作家的問題是：

1、在書寫女性形象時，你遇到的最大困難是性別嗎？你在創作中會有意克服自己的“男性意識”嗎？你如何理解文學創作中的兩性關系？

2、最早的性別觀啟蒙是在中學期間嗎？你如何理解女性主義與女性寫作？

3、說一說你喜歡的作家或作品及其理由，你認為這位作家的性別觀可以借鑒嗎？

4、5同上。

問卷調查收到了邱華棟、徐則臣、張楚、李修文、路內、葛亮、弋舟、馮唐、雙雪濤等60位新銳男作家，魏微、金仁順、魯敏、喬葉、張悅然、笛安、孫頻等67位新銳女作家共同參與。127位作家年齡覆蓋由“60后”到“70后”、“80后”、“90后”，其中有18位是魯迅文學獎得主，多位作家作品在各大排行榜上受到關注，也有一些作家是深受青年讀者喜愛的暢銷書作家。而在結束之際，這個調查得到了包括鐵凝、林白、賈平凹、韓少功、阿來等在內的10位中國著名作家的支持，他們受邀與新銳作家進行了同題回答。調查發布以來，得到作家、批評家及研究者的廣泛關注。3月8日，學者賀桂梅、楊慶祥與張莉圍繞相關話題進行了深入討論。

張 莉：一直以來我都在關注性別問題。我關注100年來中國女性寫作的變化，關注100年來中國社會的性別變遷。去年暑假，我想到個問題，改革開放40年了，中國女性寫作者的性別意識到了一個什么樣的程度？她們自己如何理解女性寫作，她們的態度與以往前輩的態度相比有變化嗎？也就是，100年，中國女性寫作走到了哪里。這是這個新銳作家性別觀調查的緣起。

剛開始設計的是20位女作家，請20位同行進行五選一問題的回答，可以看出在同一個問題上不同人的理解。主要是“70后”女作家。我給30多位女作家發出了邀請函，預想的是20位愿意回答就可以了，因為調查畢竟是取樣，不指望所有人都答。但發出去后收到了34份，可以看到大家都很支持。更沒想到的是，這個調查在《青年文學》雜志2018第11期發表后收獲了許多關注與認可，大家都覺得這是有意義的事情。

小說家葛亮看到這個調查后告訴我，如果有男作家調查他也會參與的。他的話給了我信心，打開了我的另外一個想法，請男作家談一談他們的性別觀。沒有想到男作家非常踴躍，欣然接受問卷的有60位。因為前期女作家調查只有34位，是不太對等的數字，并且，女作家也的確遺漏了許多“80后”“90后”，所以在女作家34位的基礎上我又增加了33位，他們共同構成了當代127位新銳作家的性別觀調查。其中《60位新銳男作家性別觀調查》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9年2期發表，《67位新銳女作家的女性寫作觀調查》在《南方文壇》2019年2期發表，引起了媒體及公眾的廣泛關注。尤其是3月8號之前在“收獲”微信公眾號全部發布后，點擊率令人驚訝，之所以受關注的原因當然很多，但我想，最主要的原因在于這個調查是當代文學最中堅力量關于我們時代性別觀的回答，而了解當代文學現場的人也都明白，這是有說服力的名單和回答，有廣泛性，也有代表性。

賀桂梅：我最早開始接觸和研究性別問題是在北大中文系讀研究生的時候，那是1994、1995年，那時候中國有一個很受關注的“女性文學熱潮”，不止是作家，批評界、理論界、出版界、媒體圈都介入，有一陣幾乎每天都在討論性別問題、女性問題，討論的作家主要是林白、陳染、王安憶、徐小斌、徐坤等。從那時候起，一直到現在，女性文學與性別研究一直是我關注的問題。

這些年中國社會，尤其是年輕的“80后”、“90后”們對性別問題有著關注的熱情，可以說，這是近40年來當代中國第三次關注性別問題的熱潮。第一次是上世紀80年代，“女性文學”這個概念的提出。第二次是90年代聯合國世界婦女大會造就的熱潮，強調性別差異、批判男權。之后很長一段時間，主流社會普遍認為中國的女性不是不夠解放，而是解放過度了。所以后來“女性寫作”變成了“美女寫作”、“身體寫作”，并且和商業結合起來。最近四五年，人們開始用非常認真的態度重新討論中國社會的性別不平等問題或性別觀念問題，可以稱做是第三次關注性別問題的熱潮。

在談性別問題的時候，我覺得文學界一直扮演著特殊的角色。無論是五四時期，還是八九十年代，文學界都比較先鋒、比較前沿。但同時，我也有這樣一個判斷：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文學界談論性別問題時有一個非常有意思的“落差”，就是批評界或理論界更愿意談性別問題，創作界和作家不大愿意談。比如作家張潔，她的作品《方舟》等在80年代一出來，國內外就有一些評論家說她是女權主義者、真正的女性文學，但是張潔卻說別叫我女權主義者。90年代的“女性文學熱”中，女作家們普遍的態度也是不大愿意接受女性主義的說法，除了少數作家林白、陳染、徐坤等。而文學批評界、理論界和文學研究界談論女性主義或女性文學、性別問題卻比較普遍。是什么因素造成了這種落差？為什么作家會拒絕或不愿意談論性別問題？

這個“拒絕”里面有好多因素，一是人們對“女權主義”的妖魔化理解。我覺得我們今天要為“女權（性）主義”做一點辯明，它的含義應該放得寬一點。所有那些認為在性別關系上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那些承認這一點，并努力加以改變，追求更和諧未來的人，都可以叫女性主義者。另外一種拒絕談女性主義的理由，是認為女性主義是西方的，我們中國有不同的情境。事實上，女性主義是一個特別世界化、最有全球性品質的運動形態，不能用中國特色拒絕女性主義普遍的解放意義。

所以張莉這次把她的調查對象直接放到作家主體，我覺得是特別重要的。作家是創造文學世界的人，如果說創造者本身對性別問題沒有自覺，我們很難相信他寫出來的作品會達到多么高多么深的程度。這60位作家應該是我們目前文壇最有活力的創作群體，總的來說他們的問卷回答還是讓人很舒服的，不大有特別男權主義、具有挑釁性的話語，所有的作家都承認或者接受我們應該反對兩性的不平等，要追求更高的性別公正和和諧。我覺得這是我們時代進步的第一點。

但同時，我還有一些不滿足，我覺得作家們關注性別問題的“自覺度”不夠高，認為需要討論性別問題的熱情也不是很高。許多人對女性問題和性別不公正本身沒有那么明確的意識，甚至有人認為女作家更好“混”，因為她們被保護。這種看法是源于他們不大愿意承認中國社會還存在不公正，特別是女性處在不利的位置這一現實。作家們在問卷調查中說得最多的話是，“我首先是一個人，然后再說我是男人還是女人”，“我首先是一個好作家，再來跟我說男作家、女作家”。這個話80年代的時候就開始說了，三四十年了，好像沒有多少變化。

最后，就閱讀問卷調查時的一些想法，我想提出兩個問題來討論。第一，要區分“性”問題和“性別”問題。我發現大部分男作家其實就是用性問題取代了性別問題，我是男人，我當然有男性意識，你是女人，你當然有女性意識。這樣討論問題就沒有意義。關鍵是建立在生理性的看似自然的身體差異基礎上性別身份中隱含的權力關系。比如其中第二個問題：“最早的性別觀啟蒙”，男作家的回答基本都是“性啟蒙”。如果讓我回答的話，我想起來的是當我有自我意識的時候，我就意識到作為一個女性、一個女孩子，這不是一個好身份。我的爸爸媽媽很希望我是個男孩，周圍的人都說如果我是個男孩會更好，我認為這才是性別觀的自覺，你生為女性，你覺得你這個身份不大好。意識到性別身份的這個過程，才是我們討論性別觀的時候應該去深入的問題。

又比如張莉提出的第一個問題，關于女性形象、男性意識、文學創作中的兩性關系，我覺得作家們都把男性和女性的區分自然化了，好像你一生下來你是個男人，她是個女人。可是對于女性主義或性別批判而言，關鍵的差別不是自然的生理的差別，而是建構在生理差別之上的文化的、社會的身份，這里面包含著權力關系。如果作家對權力關系不敏感，他幾乎認為這個問題就不用談了。

所以我認為，要把性問題和性別問題分開。“性”更多跟生理、身體的自然化差別以及帶出來的欲望關系連在一起；但是性別，也就是“性之別”，是社會文化的建構，這個建構的背后包含權力關系。如果把性別問題自然而然理解為性問題，就會不大關注從身體的、生理的差別轉化到社會身份的差別這一過程中隱含著不平等。

關于性別問題，我們的文學創作最喜歡談的就是“愛情”。但性別問題更要關注女人的一生，特別是她生孩子、養孩子、家務勞動等等。我們要看到更多的跟性別身份建構相關的問題。你寫一個人物，男人或是女人，這是不一樣的，你如何敘述他/她包含了你對性別問題的基本理解，一個作家在這方面有沒有自覺意識，他在創作中的表現是不一樣的。

這就關聯到我提出的第二個問題，文學創作和性別立場的關系。我做文學史研究，發現好多作家都不太愿意強調自己的立場，無論是性別立場還是政治立場。當然，如果一部作品僅僅是一個女性主義的宣言，那肯定不是高層次的作品。在文學創作中反對立場先行，我是同意的。但是，你不能因為反對立場先行，就否認存在著性別問題。有一些問卷回答的邏輯就是這樣的，我們是作家，我們不要把立場放在創作的前面，接著就很自然地談起性的問題，而不是性別的問題。

性別問題是一定要意識到的，如果你不意識到性別身份帶給你的限制或者不公正，那你對這個世界的理解是有問題的。當然，人的身份是多樣的，性別不是惟一的。但是我要說，性別身份是不可或缺的，如果一個人對性別問題沒有深刻的理解、同情，我覺得他很難成為一個好作家，一個有悲憫的人類情懷的作家。

黑格爾曾提出，人類的認識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感性”，這是一種情緒性、感官性、體驗性的個人經驗，能將這種感性的經驗轉化成文學創作，是作家的才能和天賦。第二個階段是“知性”，知性是理論化的認知過程，通過概念、邏輯，使說不清的、情緒化的東西變成自覺的理論整理，我想女性主義理論大概就相當于“知性”。但是還有第三個層次叫“理性”，這個層次一方面有知性的理論自覺，但又不是概念化的東西，會把感性的豐富、厚重、復雜融合起來。所以黑格爾認為理性是“具體的普遍性”，或者“具體的總體性”。作家在處理性別立場和文學創作的關系的時候，我期待的是第三個層次：既有基于個人經驗的對性別關系的復雜體驗，同時也有對性別問題的自覺反思。更重要的是，你應該超越這兩層，講的是很具體的故事，但是那個故事里有無窮多的復雜性和可解讀的可能性。

總的來說，我特別認可張莉做的調查，而且我對作家們的回答非常感興趣，我認為他們真的代表我們時代的進步，就是大家可以很認真地來談性別問題。作家們的回答跟他們的創作肯定是有很大的距離的，我不把這個看成是一個真和假的問題，我認為只要他這樣用語言來表達，那就代表他的思考。我更感興趣他用什么語言、用什么方式來表達他對性別觀的態度和理解。

楊慶祥：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事情，而且這是一個重要起點，它會是眾多類似的文化事件或者文化研究中非常有意義的一個環節。我在談性別和性的問題的時候，我首先是一個男人，我是被我的性別和我的原生家庭、我現在的家庭、我身邊的朋友一起塑造的“男性”，我只能站在這個角度來表達我對男性和女性及其背后具體所指含義的認知。

所以這個問題和這個問卷，最終會呈現出更復雜的狀貌。比如我現在30多歲，我從小接受的教育給我帶來了兩方面的沖擊，我的父親是一個特別大男子主義的人，他現在依然如此，他對于我的管教是不允許進廚房，也不能洗碗，只能坐在那里吃，吃完了就回到你的書房里面去。但是另外一方面，我是由姑姑帶大的，我有三個姑姑，我長期跟她們生活在一起，所以后來我對她們的命運一直抱有一種深切的同情和同理心，并且由她們投射到更多的女性。后來在長期的教育里面，我漸漸地把小時候所培養的那種女性氣質刻意屏蔽掉，要打造一個很man、很強壯的男性形象。每次當我想在朋友圈里發意亂情迷的詩的時候我都會把這種感覺壓抑下去，我的寫作里面特別想承擔放蕩、迷狂、妖艷的東西，但我找不到這樣的詞進行表達。所以，男性和女性的問題是經濟結構、美學結構的問題，是系統的工程，這個工程無比巨大，能不能把它改造過來，說實話我是有點悲觀的。

在微觀的政治實踐里面，我一直堅信，男人和女人的區別就是非常現實的權力控制問題。這不僅是性別的問題，更是巨大的權利爭奪，身體只是其中一個具體的實踐場。這是一個世界性的問題，也是我們每個人都要面對的問題。所謂男性的霸權結構其實也是由女性合謀構建出來的，如果不對女性進行改造，讓她們不要進行這種教育，這個結構是沒辦法顛覆的。

張 莉：設計問題的時候，我選擇不冒犯的問題，這是有意的。作家是創造文本的人，我要給予他們尊重，問卷要的是溝通交流，需要的是面對而不是逃跑和拒絕。所以問題的設計經過反復斟酌，看起來是5個問題，實際上是一個問題。5個問題中，這一個問題不想答，可以換另一個問題，比如不愿意回答是否承認女性寫作，可以選擇第二個問題，作為女性寫作時會遇到什么困難？當她選擇這個問題的時候，實際上她也在思考自己作為女性的寫作。又或者，可以選擇說一說你喜歡的女作家是誰？當你回答這個問題的時候，實際上代表了心向往之的女作家和女性形象。如果還是不愿意回答，那么，第四個問題是雌雄同體你怎么看？這5個問題合在一起，就變成了當下中國新一代作家渴望達到的寫作理想。

有人問我這個調查和一般的問卷調查有什么不同。我想，最大的不同是這不是冷冰冰的數據收集，問者與答者之間是有情意的。比如我并不認識這么多作家，更談不上交往。我與大多數回答的作家之間真的是素昧平生，但是有過文字上的見面，我讀過他們的作品，他們可能也讀過我的評論。也就是說，這個調查中有彼此認同、互相信任在里面。所以，他們回答得特別真誠坦率，正是因為他們的莊重與嚴肅，才使這個調查深具文學意義。

很多人說作家性別觀跟作品有差距，有道理。但是有很多作家，他會直接表達。比如我們知道魯迅、胡適，100年前他們的性別觀，他們的很多言論、看法直接引領了百年來中國的婦女解放。路內看過調查后跟我交流，他說20世紀中國文學的重要發展都是跟女性問題及思想潮流有關系，我非常同意，我說，對女性問題的敏感、對女性問題認識的理解，正代表了我們這個時代文學最先鋒的思考。在這個時代，對女性問題發表看法應該有作家。

我做這個調查是普及常識。這個常識就是，今天我們每個人的性別觀都非常重要，它們共同構成了我們時代的性別觀。90年代的時候，我的性別觀受到了鐵凝《玫瑰門》、林白《一個人的戰爭》的影響，那時候女性主義文學批評也引進到中國，我是女性主義理論和女性文學作品的受益者，這讓今天的我有一些自覺意識。我認為，一個作家在作品里面所反映的性別意識、性別觀，會長久地影響他未來的讀者。這就是我為什么要做這個調查的很重要的原因：我想了解今天我們文學現場的新一代作家的性別意識到了哪一步，也想了解我們這個社會的性別觀是什么樣子的，我希望為推進我們時代性別觀普及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我們的性別觀是一成不變的嗎？當然不是，所以，它需要不斷地校正。也因此，我們每個人對自己的性別觀都應該不斷反省。所以，“我們時代的性別觀”調查是一個起點、一個種子，我向往的是，做過問卷調查的作家同行在寫作的某一刻、在他們理解人物關系的某一刻，能夠想到性別關系、性別、性別觀以及對女性的處境的認識，哪怕只有一瞬間小小的“想起”，也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