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文學是人學。”對于這個斷語，我們耳熟能詳、深信不疑，但它其實只說了文學本質的前半句。那些被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拒之門外的人文學科，如哲學、歷史學、心理學、醫學等，都是關于人的學科，都是研究人的價值、人的歷史、人的心理、人的魂靈、人的身體，當然都是人學。但作為人學的文學之所以有特殊存在的價值，就在于文學是用文學的方式，表達和反映人的生存、精神狀況的一種活動。而文學的方式，主要是訴諸人的情感和精神世界。這是文學區別于其他人文學科的重要特征和規定性。如果是這樣的話，那么，文學就是人類主情的活動方式。這里說的主情，不是指浪漫主義對主觀情感作用的重視，也不是指詩歌、中國古典戲曲對“情”特別是對愛情的向往和描摹。這個主情，主要是指人際關系中的情義、情感，是對他人與世界的價值尺度和情感態度。

近一個時期，關于文學的情感問題，重新引起了作家的注意。作家阿來在《機村史詩》的讀書會上說：“什么是小說的深度？小說的深度不是思想的深度，中國的評論家都把小說的深度說成是思想的深度，絕對不是。你有哲學家深刻嗎？你有歷史學家深刻嗎？我說小說的深刻是情感的深刻。當我的情感空空蕩蕩的時候，我自己都沒有深度的時候，我是一個干涸的湖底，還能給別人講故事嗎？不可能。”我非常同意阿來的看法。《上海文學》2019年第1期發表了作家張抗抗的《多情卻被無情惱》。她從元好問《雁秋詞》中“問世間，情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許”的發問寫起，說元好問這驚天一問，問了八百多年，今天我們還在談論“情為何物”。可見“情”的內涵很難界定。由于人類的理性約束，很少有人能為情“生死相許”，然而我們時時都處于為情所困、為情所惑、為情所憂的情境中。漢語中與“情”有關的成語和語詞非常多，比如，情深意長、情意綿綿、情不自禁、情有獨鐘、情何以堪……但凡那些吸引人、感動人的文學作品，總是和情有關。阿來和張抗抗重提文學與情的關系，雖然是一般性的討論，但在今天的文學語境中，就值得格外注意。

針對一個時期的文學情況，我曾批評過文學的“情義危機”，批評作家和作品中充斥的戾氣。這一看法曾在批評界引發了一場不大不小的討論。這種沒有約定的情感傾向的同一性，不僅是小說中的“情義危機”，同時也表明當下小說創作在整體傾向上的危機。文學的情義危機，是一個相當普遍的現象。無論是鄉土文學還是城市文學，人性之“惡”無處不在彌漫四方。貧窮的鄉村幾乎就是“惡”的集散地，每個人都身懷“惡”技。在一些作家的筆下，鄉村中國是一個仍然處在前現代、對現代文明一無所知的社會。進城務工是至今仍未消歇的小說題材，這與當下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和現實生活有密切關系。但是，在一些作品中，農民只要進了城市，就仿佛跌進了萬劫不復的深淵。城市的不堪、齷齪、罪惡等，與外來的“他者”格格不入，似乎城市的一切都是反人性的。沒有人能夠感受到城市任何與人性相關的哪怕是微茫的曙光。以都市文明為核心的新文明在構建的過程中，能夠看到的只有欲望和惡。于是，當事人的懷鄉病隨之而來。這種程式化、概念化的寫作，不是來自作家對當下生活真正的疼痛，而完全是一種主觀臆想，這些作品的編造之嫌是難以辯白的。

我們的文學曾長久經歷過“暴力美學”熏染，對“敵人”充滿了仇恨和誅殺之心；曾受過“弒父”“弒母”等現代派文學的深刻影響，青年“解放”的呼聲響遏行云，“代溝”兩岸勢不兩立；商業主義欲望無邊，將利益的合理性夸大到沒有邊界的地步等，這些觀念曾如狂風掠過，至今也沒有煙消云散。在文學表達中，其基因逐漸突變為一個時期普遍的無情無義。當然，這里的情況并不完全一樣。有的小說是以批判的態度和立場，對待這種沒有情義的現實和人物，是通過情義危機呼喚人性和情義。但更多的作品是以自然主義的方式表達人情冷暖的匱乏，在貌似“客觀”的描摹中，將現實的冷漠、無情、陰暗、仇怨、幸災樂禍等戾氣，更集中、更典型也更文學化地進行了表達。歷史上，曾有過類似的情形，在明末的士人中，“戾氣”就是一種普遍的存在。學者趙園在明清士大夫研究中就發現，王夫之對“戾氣”，對士的“躁競”“氣矜”“氣激”有著反復的批評。以“戾氣”概括明代尤其明末的時代氛圍，有它異常的準確性。而“躁競”等，則是士處于彼時代的普遍姿態，又參與構成“時代氛圍”。趙園還注意到，錢謙益以其文人的敏感，也一再提到了彌漫著的戾氣。無論開的是何種藥方，錢謙益是明明白白提到了“救世”的。他所欲救的，也正是王夫之、顧炎武們認為病勢深重的人性、人心。

當然，今天絕不是明清之際，當下文學中的情義危機和“戾氣”，也沒有達到明清之際的程度。但是，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即便那僅有的相似性，也足以讓我們警醒和警覺。文學中夸大的“情義危機”和“戾氣”，在一些媒體中特別是網絡，為了“爭奪眼球”，可能比文學呈現得更加聳人聽聞、觸目驚心。但是，文學的價值更在于表達了其他媒體不能或難以表達的世道人心和價值觀。如果文學對當下生活的新經驗不能進行令人耳目一新的概括，不能提煉出新的可能性而完全等同于生活，并以夸大的方式參與“構成時代氛圍”，那么，文學還有存在的必要嗎？當下文學不斷遭遇矮化和詬病，文學的不被信任日益擴散和彌漫，這與文學的“有情”背道而馳是大有關系的。文學如果可以不再關注情義，不再表達人情冷暖，讀者要文學何干！如果文學把被講述的生活描述得慘不忍睹，那么文學還有什么價值？也正是在這一意義上，要警惕文學的情義危機，呼喚有情有義的文學。

所幸的是，當下文學的情義危機正在發生非常大的變化。賀紹俊曾著文《有情有義地感知現實新變》，他以這樣的標題概括2018年中短篇小說的整體面貌。除了他在文中提到作品外，我還注意到，“有情”的文學逐漸成為文學的主流。這些作品都將人間的情義寫得感人至深、沁人肺腑。南翔的《綠皮車》，茶爐工當天就要退休，他盡職盡責、依然如故地做好最后一天在職的工作。當他看到旅客都在幫助“菜嫂”時，他也悄悄地將50元錢塞進了“菜嫂”孩子的書包里。菜嫂的艱辛和茶爐工售貨的艱難，小說多有講述。但此時此刻，金錢在他們那里，真的成了身外之物。這就是普通百姓的溫婉，這溫婉的力量無須豪言來做比方。阿來的《蘑菇圈》中阿媽斯炯的寬容和對人與事云淡風輕，她受盡了人間苦難，但沒有怨恨，而是對人和事永遠充滿了善意。陳世旭在《老玉戒指》中用同情的方式處理了在價值觀或道德方面有嚴重缺陷的人物。那個只認名利的陳志幾乎乏善可陳，但當合作者危天亮去世之后，他們共同創作的劇本的署名只有加了黑框的危天亮而沒有他自己。他內心的善和義，不著一字，一覽無余。馬曉麗的《陳志國的今生》寫人與狗的關系，被命名為“陳志國”的小狗，進入家庭帶來的煩亂，陳志國離家后家人旅途的默然，陳志國歸來后的悲喜交加，然后是陳志國黯然的暮年。一波三折的講述，使陳志國的今生今世風生水起，一如普通人平凡也趣味盎然的一生。人性的善和內心的柔軟在與狗的關系中彰顯得淋漓盡致。老藤的《手戒》寫獄警司馬正緝拿逃跑的犯人沙亮，他要為榮譽而戰。但司馬正十余年來經歷的人與事，深刻地改變了司馬正的世界觀。是善的價值觀徹底改變了司馬正的復仇心理，完成了他從榮譽、復仇到釋然、放下的個人性格的自我塑造。潘靈的《奔跑的木頭》，一個土司的女兒，一個柔弱無比的殘疾青年，他們的命運似乎已經注定。但是，因現代文明的偉力，使這兩個人物的性格力量超越了他們自身。她不僅解決了領地內部的問題，識破了安日火頭人私種罌粟的詭計，而且面對人多勢眾的撒瑪土司敢于單刀赴會、舌戰群雄，面對烈酒尖刀毫無懼色。更重要的是她對人的平等、悲憫和長空皓月般的大愛，我們看到了期待和想象的人與人的那種關系和情感。這些作品在讀者那里獲得了好評，也理所當然得到批評界的舉薦。

有情的文學，強調文學書寫人間的情義、誠懇和人間大愛，它既不同于對人性惡的興致，也與流行的“心靈雞湯”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心靈雞湯”是一種膚淺的大眾文化，是畫餅充饑、虛假撫慰和勵志的一種“詩意”形式。而有情的文學，是對人的心靈和情感深處的再發現，它悠遠深長，是人類情感深處最為深沉也最為日常的善與愛，這就是有情文學的動人之處。